“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总产值仍能缓慢增长，基本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究其原因，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记取了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对农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是重要的一点。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更是坚持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努力排除干扰，为促进农业发展付出了极大心血。
历史表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周恩来为稳住农业基础所做的大量工作，不仅保证了这一时期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而且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借鉴。
一
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周恩来不仅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更是在建设出现挫折和失误时，排除干扰，纠正失误，稳住农业基础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国农村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运动的冲击。遍及全国的造反、夺权浪潮，严重扰乱了农村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农村工作机构陷于瘫痪或被撤销，农村陷入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许多地区出现了工作无计划，生产无人抓的状况，有的地方甚至因“闹革命”，而使庄稼在“播种时节下不了种，收获季节入不了仓”。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我国农业连续３年处于下降和停滞的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乱中，周恩来引导人们正确处理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尽力排除政治运动对农业的干扰，保证生产的进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减轻“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农村的冲击，坚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虽然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努力引导人们把政治与生产统一起来，尽量减轻政治运动对生产的影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他同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面上工作的正式提法①。这种看似矛盾的提法，包含着周恩来保护农业生产，稳住农业基础的深远考虑。每当农业生产与其它工作、甚至政治运动发生冲突时，他总是将农业生产摆在首位。１９６５年３月，他接见参加农业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时说：粮食是首要问题。面上工作的安排，第一位的是要以生产为中心。②同年１１月，在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对国防、农业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周恩来提出，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并说：把农业摆在前面是提醒大家注意，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对农业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③为了改变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实现稳产高产，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周恩来于１９６６年２月提议中央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并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小组组长。他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上提出：要把这个地区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由中央、国务院协同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一直抓到“使这一地区达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④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工农业生产受到猛烈冲击，生产指挥系统开始失控。周恩来十分焦虑。他反复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他公开对林彪、江青一伙宣扬的“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的论调予以驳斥，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⑤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同志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⑥他说：“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⑦１９６６年９月初，当“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农村时，周恩来指示陶铸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⑧强调要“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部署，并指出“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 ９月 ８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学生、红卫兵和干部、社员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县以下干部不应由群众直接“罢官”；各级领导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把工作抓起来。这些规定虽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但对保证当年的秋收、秋种、秋购起了有效作用。１９６６年底，农业总产值达６４０．９亿元，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８．７％（按１９５７年可比价），大大高于“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到农村。《指示》修改了原先的规定，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农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红卫兵组织，进行串连。这个文件下达后，农村急剧动荡起来。在造反、夺权的浪潮冲击下，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要农口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⑨２月２０日，他审阅《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⑩３天后，周恩来又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11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３月７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在当时，这些文件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对减轻政治运动的危害，保证春耕生产起了有效作用。
第二、不失时机地把农业生产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自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各地相继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急剧动荡的局面有所缓和。这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把农业生产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亲自筹划并参加了一系列农业会议，着手清理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农村工作和人们的思想，将其引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
为了克服人们不敢抓生产的思想，他指示农林部：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棉花会议，检查工作落实的情况。对于农业机械修造等，也是如此。他还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现象，提出：没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体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业务和政治不能分家。１２“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13历史表明，周恩来采取的这些措施，及时把农业生产摆到了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使之常抓不懈，成为这一时期党对农村工作实施有效领导的开端。
在这些一度被中断了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把政治与经济和生产联系起来，鼓励人们大胆工作，抓紧生产，是周恩来反复强调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１月 ２６日至２月 １４日，周恩来领导召开了全国棉花会议。他在讲话中明确规定了全国棉花生产的重点和“四五”计划预定达到的生产指标。会上，有人反映：工作不敢抓生产，怕被说成是粮棉油干部；讲话不敢提生产，怕被批评为不突出政治，因此，“多抓敌我友，少抓粮棉油”的说法极为流行。周恩来于２月１３日接见了与会者，他详细询问各地情况，督促落实生产指标，并说：如何种好棉花，自力更生是第一条。“棉花的政治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4周恩来的讲话打消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他们纷纷表示：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棉花生产抓上去。15一年后，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４６００多万担，比上年增长了１２％。１９７１年３月，周恩来又领导召开了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他说：棉花上来了，今年重点抓油料。中央抓重点省，各省抓重点县，层层抓紧。“四五”期间，都要努力上进，粮食稳步前进，棉、油、糖自给有余。农、林、牧、副、渔都要搞上去。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的收购价格，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要提到的是，在１９７５年初的四届人大上，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为人们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二
“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扰乱了农村的工作和生产秩序，还加速了农村工作中极左思潮的发展。
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地方就无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又一次“提出搞大队核算和联队核算，把原属生产队所有的山林”，“社员的自留地、牲畜和羊只”，全部收归集体所有。1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所谓“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加剧了极左思潮的发展，许多地方又刮起了“过渡风”和“共产风”。
针对农村再次出现的“左”倾偏向，周恩来提醒大家牢记１９５８年的教训。他说，对农民，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搞对了，具体的由农民自己去搞，不需上面事事干涉，不要瞎指挥。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下子就说得太好了，这样就会发生１９５８年头脑太热的情况”。不要“一哄而起”，“一搞就是上多少人，一窝蜂、大平调、大兵团、大呼隆。”１７他还说：“农业规划一定要由下而上地搞，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方向。”１８可是，这些提醒和告诫在当时收效甚微。
中共“九大”召开后，周恩来在把农业生产提上议事日程时，重申《农业六十条》的基本原则，通过农村政策的贯彻，纠正农村的极左偏向。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重申农村经济政策，抑制极左思潮。
１．遏制“过渡风”和“共产风”。１９７０年８月至１０月，在北方农业会议上，除了讨论制定“四五”计划期间的农业发展规划外，还根据周恩来要起草一个讲政策的文件的指示，再次明确了各项农村政策。针对许多地方出现的“左”倾偏向，会议指出：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违反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会议还指出：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不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它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在当时情况下，这次会议虽然也提出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但侧重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重申各项农村政策，扭转“过渡风”和“共产风”，恢复农业生产。
２．克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少地方因强调学大寨要不走样，出现了照搬照套大寨某些“左”倾做法的现象。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生产关系上实行大队核算；分配上实行“政治工分”；搬山造田，毁林、毁草、种粮食等。周恩来从抓农村政策的落实着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引导，努力使其回到６０年代初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轨道上来。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３日，他在棉花会议上说，“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因为各地“地势不同”、“面貌不同”。19同年 １０月，北方农业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会议重申了周恩来１９６４年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对大寨经验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指出：“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否则，就“有可能学歪了。”２０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１年２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发出综合简报第三期《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只抓粮食，搞“单打一”。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划清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调整。不能搞高指标，动不动就要翻一番。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刀切”等。这些问题的强调，使许多干部认识到，“收自留地、取消劳动定额、搞大队核算”是“学大寨未抓住根本”，会“走到斜路上去”，从而改正了这些作法２１。
３．抵制“破私立公”、“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作法。１９６６年３月，周恩来说过：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22因此，关心农民生活，是他强调农村政策的又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一个农业中学发出给全国农民的倡议书，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一起交给人民公社”时，周恩来制止了这一作法。23１９６７年５月，他针对有人把粮食政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批判，指出：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他还针对有人称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说法，指出：说话不要绝对化，先公后私，这才人人能学嘛。24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在继北方农业会议之后的许多会议上，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防止平均主义等，几乎成为每次会议都要涉及的内容。25
第二阶段：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批判极左思潮，促进农村政策的落实。
农村政策的贯彻，对抑制农村的极左思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不少干部仍然认为，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还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肃清“三自一包”的余毒。还有一些干部虽然想落实农村政策，却心存疑虑：不敢由大队核算退回到生产队核算，怕说是犯方向错误；不敢讲按劳取酬，怕说是工分挂帅；不敢讲必要的奖励，怕说是搞“物质刺激”；不敢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怕被看成“资本主义倾向”等。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明确了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批判极左思潮。这一问题的明确，打消了许多人执行政策的思想顾虑，为政策落实带来新的契机。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在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分光吃尽”；有的集体增产了，社员不增收；有的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等。要求：“当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硬搬照套”。要“划清多种经营同‘金钱挂帅’的界限，不要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１９７２年前后，报刊针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作法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定额管理、合理奖励、家庭副业等问题上，引导人们划清是非界限。这些文章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有过明确的规定，现在要进一步狠抓落实”，领导干部要“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倾向，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6文章还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现象进行了解剖：“‘割尾巴’的教训发人深省”，有些基层干部在落实农村政策时，“认为‘左’一点是‘好心’，右了是坏事。其实，‘左’的和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本质却是一个，都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反党的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27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于１９７３年１月至３月主持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除了继续强调要加强农业，坚持农村政策外，还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等作法。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是落实农村政策成效显著的年份。全国农村普遍举办了落实政策的学习班。许多被打倒的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生产责任制，恢复劳动定额管理、评工计分制度和小包工制度；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被适当划小，或由大队核算退回以生产队核算。据山西省统计，到１９７３年５月，全省原有的２９７０３个生产大队，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下降为９６６８个，占大队总数的３２．５％，比１９７１年下降了２１．５％。28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自北方农业会议之后，农村工作开始摆脱混乱，走向回升。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总产值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增长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又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３．２３％。１９７２年由于工农业比例失调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再次发生波折，但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农业又恢复了低速增长的势头，１９７３年比１９７２年增长８．３％、１９７４年比１９７３年增长３．５５％。
三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农业领域做的大量工作，是他在这一时期苦撑危局，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一个方面。由于毛泽东对农业所持的相对谨慎的态度，更由于周恩来在农业领域长期不懈的纠“左”努力，我国农业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并有缓慢增长，这不论对当时，还是以后我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促进了农业的阶段性恢复和缓慢增长。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总体上处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态，年际之间起伏大，个别年度出现下降。如：１９６６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８．７％；动乱严重的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１．６％、一２．６％和１．２％；而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５．７６％和３．２３％；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８．３％、３．５５％。以上年度间农业总产值的起伏显示出三个上升阶段，即：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农业总产值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与周恩来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作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呈现出了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纠“左”努力，对农业获得阶段性恢复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被打倒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是把波折迭起的农业一次次地引导到对生产比较有利的轨道上，使屡次抬头的极左思潮，屡次被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得到了坚持，亿万人民的吃饭穿衣大致能有保证，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是周恩来晚年的一大重要贡献。
第二、在农业基本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周恩来不仅通过农村政策的坚持，为农业生产提供相对有利的环境，还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田水利、农用机械、农用化肥和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周恩来“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２９ １９７１年，周恩来提出，要从有限的外汇中挤出一部分进口大化肥技术设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于１９７２年前后引进了１３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一年，国务院针对当时出现的“三个突破”，调整工农业投资，加大农业投资３．７亿元。与此同时，周恩来布置上海制造上百套小化肥设备，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30这些设备的进口和建成投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８０年代农业的新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此外，在周恩来领导下，农林部于１９７２年着手对《农业六十条》进行修改，对于其中如“公社一般地不办企业”等内容作了相应的改动。这项工作，后来由于形势逆转而未能完成，但是中央对社队企业的政策放宽，无疑为其今后的崛起打开了闸门。
第三、为今后在农业领域继续克服极左思潮，提供了历史借鉴。
以《农业六十条》作为农村纠“左”的依据，是周恩来这一时期抓农村工作的特点，这不仅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积极影响，也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１９７５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仍然是以《农业六十条》作为依据的。同样反映出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历史影响的，还有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声浪中，部分领导干部阻止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的事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筹备过程中，陈永贵等人提出了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的主张（如革自留地的命、革住宅私有的命、实行大队核算、取消定额包工等）。对此，农林部负责人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提出：这些作法“当前还不能在全国推广。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文件中提出的，如何很好地学习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在执行政策上，主要还是坚持贯彻党在现阶段农村的基本政策问题（例如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于是，对有关的发言稿进行了修改，避免了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影响。
谈到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纠“左”努力时，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的农业纠“左”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面临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纠“左”的阻力更大，取得的效果相对有限。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不仅受到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思想的影响，还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比如，不少地区认为，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大势所趋，是“继续革命”的要求。这就使“过渡风”和“共产风”屡纠屡犯。从１９７３年下半年起，“过渡风”和“共产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盛行起来。
第二、在纠“左”的措施上，经济手段的运用受到明显削弱，农村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更为突出。
在贯彻农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６０年代初进行农业调整的一些作法，如：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恢复农村集市等被明显削弱，而统一规划、强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则难于纠正。比如，当时虽然也强调要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是，由于把批判“三自一包”扩大到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致使部分地区硬性规定社员只能饲养多少头猪、羊和多少只鸡、鸭，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社员的家庭副业，代之以集体统一经营。农村集市贸易也逐步萎缩。农村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得到强化。
第三、周恩来在６０年代初的农业调整中曾经闪现出的一些思想火花受到窒息。
在６０年代初的农业调整中，周恩来曾表达出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火花。如：１９６２年五六月间，周思来曾托杨尚昆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31６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会后，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32又如，要重视农业科技，是周恩来在６０年代初提出的重要思想。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他接见农业科学家时，介绍了美国、日本发展农业的经验，说：日本首先抓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对我们并不生疏，就是我们重视不够。只要把农业这一关键问题搞好了，新的发展就会出现。他批评过去把农业科研机构精简过头的做法，提出：该请回来的就请回来，该归队的就归队；要恢复和充实农业方面的业务机构，培养一支广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33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学术权威”、“专家路线”的作法，使我国农业科技受到了严重破坏。
显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次农业纠“左”只能在《农业六十条》的基础上进行，没有、也不可能跳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框架，与６０年代初期的农业调整相比较，在一些方面还有后退。因此，谈到这一时期的农业纠“左”时，不能不谈到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思潮，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有效作法；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限制了这次纠“左”的深入展开，使其未能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次机遇，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周边国家的差距继续在拉大。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②、③、④、31、 32、 33《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６８８页、第 ７１６页、第 ７６３—７６４页、第 ８页、第 ４８１页、第 ４８８页、第４９９页。
⑤、⑥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载《我们的周总理》第４５页、第５６页）。
⑦余秋里：《七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91页）。
⑧、⑨、⑩、11、⑩、13、 14、 17、 25《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５９页、第 １２６页、第 １３１页、第 １３２页、第 ４６６页、第 ５５８页、第３４９页、第１６页、第４４７页。
15 １９７０年２月 １５日，棉花会议简报第３期。
16《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发（１９６５）５１６号文件）。
18、 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５９７页、第６２１页。
20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 １１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21、 22、 23、 24 农林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情况简报》第１期，第２１页、第67页、第４９５页。
26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日报》。
27 １９７２年９月５ 日《人民日报》。
28 王龙：《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党史文汇》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29 30 余秋里：《七亿人民的“总管家”》。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