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 阅陶铸、张平化七月五日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来信。来信提出：一、彻底改组中宣部的领导。二、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抓好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7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周恩来、韩念龙[46]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鞍钢太大，对你们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是抄外国的。要是打仗，一个原子弹就完了。还是搞中小型的比较好。我们的国家很穷，人口多。有些东西，人多一分就穷了。不能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当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一个政府要做一点好事。你们的政府要能为国家、人民做些好事，有些好处，就站得住。但是，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首先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资源要勘探，要有地质人员。旧中国只有二百多名地质人员，现在有三十多万，煤炭、铁矿、有色金属、石油等都能勘探。
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47]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
7月12日 阅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六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封信，后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7月16日 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一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三十华里。毛泽东边游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7月17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郭沫若、许广平、巴金、刘白羽[48]在座。
同日 下午三时，离开武汉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简要汇报河南的工作。
7月18日 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1日 审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49]（七月十六日草稿），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50]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毛泽东的主要修改是：（一）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二）将其中一条的小标题“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三）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此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又作了多次审阅修改。
7月23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51]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7月24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学术权威。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取消，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7月25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同日 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批示：“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52]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7月31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53]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54]：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日一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8月1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刘少奇向会议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会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后约王光美、蒯大富[55]谈话。次日晨，周恩来又先后约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叶林和蒯大富等谈话，着手处理该校的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同日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中引述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社论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8月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
同日 晚九时，阅陈伯达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后批示：“伯达同志：改得很好，可即印发。”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
8月4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插话中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同日 阅陶铸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以上意见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请中央考虑决定。毛泽东批示：“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本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陶铸的报告。
8月5日 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56]上批写一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57]，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 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写了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曾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8月5日、9日、11日 三次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五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58]”。他还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九日审阅时，加写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删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的“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九个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后面，加写：“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有些修改，请酌定。其他都同意。”十一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可照此印发。”这个公报于八月十二日经全会通过，八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同日 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8月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同日 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断改造”世界观和作风，毛泽东将“不断改造”改为“逐步改造”。
8月8日 上午十一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二、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三、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五、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干部大致可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十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十二、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八月九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 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10日 晚七时十五分，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1日、12日 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
8月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13日一2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8月15日 阅陈伯达八月十三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
同日 晚上，阅陈伯达、康生本日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毛泽东批示：“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华北局需要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8月16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8月17日 应聂元梓请求，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刊名“新北大”。
8月18日 晨五时，身着军装到天安门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陈云进行简短交谈。还同萧劲光、苏振华[59]、李作鹏等人握手、交谈，要他们团结起来，并对李作鹏等人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同薄一波握手时勉励他好好革命。整个活动持续六多个小时。期间，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群众队伍中同周围的人握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提法。此前，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讲话中提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的统帅指挥下”。
同日 应蔡畅[60]八月十八日的请求，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刊名。
8月21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董必武、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不要认为英国是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不可轻视小国，小国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于非洲国家任何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都是支持的。希望你们好好地搞起来。斗争是会遇到困难的，但是也是能够克服的。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的。现在我们还有困难，就是帝国主义包围我们，这也没什么，不要怕，最后胜利的绝不会是帝国主义，而是人民。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
同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 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下旬 经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业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61]。碰头会一般由周恩来主持。
8月25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由尤素夫·希米德上校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周恩来、杨成武、彭绍辉[62]在座。在询问坦桑尼亚国内的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发展，希望整个非洲人民取得胜利。
8月26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交谈越南战争问题。林彪、周恩来、陶铸、李先念、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半年我看情况要起变化。一个外国军队，它是侵略者，打到你们国家来，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是要反对的。并且，敌人有很多的困难，不及本地人的地方很多，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斗志不强，这几条合起来就比不上本地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我们打美国人也是这样，打日本人也是这样，逐步认识，可以打。你们抓住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六年，七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增兵？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他们是走一步看一步。工作也要在战争中才能发展，不打仗就不能取得经验。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部队不能天天打仗。
同日 阅谢富治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今年四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三分之二的指示精神，我们设想，把现在的十二个局合并为六个，九十个处合并为三十多个，行政编制由一千四百多人减到四百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七千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8月28日 晨，阅陶铸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批示：“已阅。退陶铸照办。”陶铸在送审报告中说：对当前的运动，需要从正面讲清楚一些政策问题。《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上午，阅关锋、戚本禹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给江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63]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如剪女青年的辫子等。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谈《人民日报》改版等问题，陶铸、康生、张平化参加。毛泽东表示同意《人民日报》改为四个版，办四个副刊，个别的时候可以出六个版。并说：有些长文章，像姚文元的文章，还要登。出四个专刊这件事情，不要搞得太急，要很好准备，准备好了再出，明年一月出也不晚。《人民日报》的报头原来就是我写的，不要再写了。四个副刊的刊头，可以分别请林彪、陈伯达、康生写，另一个可以集鲁迅的字。人多一点写好嘛！过去《人民日报》十几年不听话，我公开宣布不看《人民日报》。好的理论文章不登，《光明日报》、《文汇报》去登。
同日 听取陶铸、康生、张平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陶铸谈到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人，还有人不断地来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分期分批嘛，带点秋天的衣服。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大学生，理科还要学一点，文科就不要再学，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学习。谈到学生到各地大串连的问题时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去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现在学生对这种事情，最热心了。谈到有些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家里抄家，把古书都烧了时，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
同日 阅关锋报送的李富春八月二十一日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的机关两个多月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在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
8月29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意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工厂、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谈到一些干部受冲击问题时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8月30日 阅章士钊本日晨来信。信中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情况，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本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三条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64]。九月一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8月31日 上午，审阅林彪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的送审稿。送审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在这段话后，林彪亲笔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
同日 下午，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佩戴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同参加接见的陈毅谈话时说：陈老总，我保你！并挽着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内部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的运动到十月中旬告一段落。
9月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长征[65]、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贺电说：现在，美国侵略者已陷入了越南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扩大侵略战争和玩弄“和谈”骗局来挽救它的失败，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国侵略者无法逃脱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随时随地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九月四日，阅周恩来当天送审的三份文件，批示：“照发。”其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委托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纠纷问题的电报。另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勒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这三个文件均于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 下午，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
9月2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外人进入二机部所属绝密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的通知稿。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
9月3日 阅傅连暲[66]八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反映自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的情况，请求给予保护。毛泽东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本日，陶铸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萧华、刘志坚：“望告总后勤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9月初 同意李富春的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
9月5日 晨二时，审阅陶铸本日晨一时报送的拟在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文斗，不用武斗》，批示：“即送陶铸同志：此件看过，照发。”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贺龙谈话。把林彪指使吴法宪等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同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的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红卫兵“大串连”活动随即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9月7日 阅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九月四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在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是方向的错误。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67]，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并就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9月8日 阅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批示：“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同日 审阅周恩来九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和省部一级干部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9日 阅陈毅本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这份简报登载了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份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位坦桑尼亚人对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提出尖锐批评的来信。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同日 晚上，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9月10日 自本日起，五次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十日，对一百条标语、口号作了大量删减，批示：“陶铸同志：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十二日，审阅陶铸重新报送的三十条标语口号后批示：“陶铸同志：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十四日，审阅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通知稿后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十五日，审阅陶铸本日晨二时报送的通知修改稿后批示：“同意。”后又在陶铸十六日再次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同意。”这次送审稿中，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成为二十五条。十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通知发到县团级。
9月11日 晨，圈阅陶铸本日晨一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陶铸在送审时附信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批示[68]起草的，并经过文化革命小组讨论修改过。”社论于本日发表。
9月13日 晚七时，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69]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 阅周恩来、陶铸九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稿。周、陶附信说：此件已在今（八）日上午碰头会上谈过，并作了文字修改，现送上，请予审批。毛泽东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这个规定于本日发出，共五条。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搞。
同日 阅李富春九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批示：“可即发。”通知要求：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共六条。
同日 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根据修改后的检讨提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再次承担责任。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九月十五日接见红卫兵和上天安门城楼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名单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高崇民、蔡廷锴、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沈雁冰、李烛尘、许德珩、杨秀峰、张鼎丞、粟裕、萧劲光、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徐海东等一百七十二人。
9月15日 晨，阅陶铸本日晨零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批示：“照发。”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上午，审阅陶铸送审的林彪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毛泽东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同日 上午，审阅周恩来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周恩来在讲话稿上有一个批注：“陶铸同志：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向毛泽东报送周的讲话稿时附信说：“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对周恩来的讲话稿，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下午，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三百多名学生代表一起照相，并同焦裕禄[70]的女儿焦守云单独合影。接见正在中国访问并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见到陈云，在问了他的身体情况后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附一份，准备同时印发。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
9月中旬 阅康生九月十六日来信。康生在信中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一事[71]，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72]、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批示：“已阅。”十一月二十四日，阅周恩来当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给西北局的电报和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二日给周恩来、陶铸的信。刘澜涛的信中说：近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大叛徒”战斗组在西安市散发张贴传单《刘澜涛是叛徒吗？》，现送上请阅。我们一九三六年履行自首手续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现在不少同志问我这一情况，群众中也引起很大猜疑，究如何答复这一问题，请中央能给以指示。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9月中下旬 阅林彪九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中央的批语和总参、总政的报告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
9月24日 阅周恩来本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定的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的电报，同意立即发出。电报说：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十五日在上海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准备召开的群众大会，应该停止。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其他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进行组织和维护秩序的工作。这个电报于本日发出。
9月26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得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建议的批语。此件本日发出。
9月底 审阅陈伯达、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陶铸等认为这个提法太重，建议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表示同意。十月一日，林彪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一日晚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林彪本日上午在国庆讲话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改回“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底 原则批准关于十月一日上天安门观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名单包括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任新民[73]、周培源、金善宝、关肇直、陈中伟、陈永康、沈鸿、侯祥麟、顾天训[74]等六十余人。
* * *
[1]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粮食增产目标，即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
[3]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4]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
[5] 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6] 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7] 当时在武昌参加通读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王任重、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由康生主持。
[8] 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圫和宁乡花明楼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
[9]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 刘少奇1966年3月11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来、小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来同志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11] 见《论语·颜渊》。
[12] 侯外庐，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 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14] 这里指中国大陆的26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
[15] 指郭沫若、范文澜。
[16] 指王任重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1966年2月5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
[17] 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
[18] 1966年3月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19] 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20] 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21]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穆欣，当时任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6月任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杨永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22] 1979年5月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甄别平反。
[23] 周予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24] 寿进文，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25] 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1967年5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6] 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27] 刘少奇从1966年3月26日起，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当时属巴基斯坦，今为孟加拉国）、缅甸。回国后于4月20日到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8] 指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29]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30]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31]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2] 张恩慈，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33] 《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4] 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35] 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未到职）。
[36] 聂元梓，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37] 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38] 这张大字报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39]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40] 应为5月31日。
[41]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42] 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43] 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曾扩展为23条，最后确定为16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44] 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6月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45] 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46] 韩念龙，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47] 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48] 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作家。当时任中共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49] 这个文件在1966年7月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50] 指文件起草小组。
[51] 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
[52] 这个电讯稿的第5页上说周扬“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
[5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7月28日将这两张大字报送给江青，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54] 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
[55] 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后来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56] 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登载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转载了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57] 这张大字报标题中所说的“司令部”，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一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8]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援越抗美的声明。
[59] 苏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60] 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61] 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基本停止活动。
[62] 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63] 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64] 这个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以及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65] 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66] 傅连暲，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67]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68] 见本卷第624页至625页1966年9月7日条。
[69] 指林彪。
[70] 焦裕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在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为治理内涝、风沙和盐碱三害，改变兰考面貌，不顾重病，坚持工作，带领群众同自然灾害作艰苦斗争。1964年去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71] 薄一波等61人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他们履行简单手续后出狱。“文化大革命”中因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72] 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73]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邓稼先，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朱光亚，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任新民，航天技术专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
[74] 金善宝，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关肇直，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中伟，医学专家。当时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陈永康，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研究员。沈鸿，机械工程学家。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侯祥麟，石油化工专家。当时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顾天训，建筑工程专家。当时任中国建筑公司六局副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