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 上午，同汪东兴谈话。汪东兴谈到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精神时，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了就是一千多亿[40]，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搞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要他搞，要么就听不进去，就不搞，要搞就拼命搞。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毛泽东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省里搞嘛，他有多少就搞多少。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如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毛泽东说：你们不是讲矛盾不上交，少捕少杀吗？会不会偏到该捕的也不捕了，民愤大的、行凶杀人的连一个也不杀了，不要又偏到另一面去了。该捕的还要捕，硬不准捕也不对，捕得太多了不好。什么都不能过分。敌人，就是你们说的四类分子，也不要看成铁板一块。我就是怕我们的同志思想片面。
同日 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
同日 复信章士钊。信中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41]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6月29日 审阅谢富治六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他六月十一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42]的记录稿和公安部党组关于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的会后报告，批示谢富治：“此两件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改了几句。”谢富治的讲话中说：“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不太平，也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将“不太平”改为“大乱”。在这句话后加写：“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邓颖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政府就不巩固。学会军事比较快，学会自然科学，培养工程师，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不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就不能发展工业。
7月3日 阅《团的情况》（增刊）总第一五五期刊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文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过多，严重地影响了身体健康。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7月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国内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被推翻了的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还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因此进行了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采取教育的方式，帮助那些人回头。对犯错误的人，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抓，更不杀。犯错误的多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支部书记、工厂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车间主任。我认为，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不发生才是奇怪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也许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还是会发生的。犯错误是好事，犯了错误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像人害病一样，害了病就可以产生抵抗力。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
7月12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请示。请示说：关于李宗仁到达北京机场就发表书面声明的问题，可考虑两个方案，一、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二、同意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周恩来七月九日批注：“拟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批示：“总理：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十五日晨，毛泽东又批示：“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7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我是讲要逐步的，不要太急。你们没有干部，需要培养干部，培养工程师、地质勘查人员等。逐步进行培养，要时间。我们已经搞了十五年，但还不够。奥博特说：我们乌干达也感到干部缺乏。我们的希望和可能有矛盾，我们有危险，太急，不考虑可能性，会遭到困难。毛泽东说：我们也是这样，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要根据可能，根据希望，尽量努力达到目的，不要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
7月15日 对军队文工团作指示：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7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黄文欢[43]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谈到越南战争时说：消灭美国军队就好比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逐步逐步地把它吃光。过去我们跟美国人打仗，打得不那么好，总想一口把他三个师都吃下来。美国一个师有两万多人，吃美国的师不能一口吃，要分几次吃。它的装备也比我们强，我们那时不行，我们三个军九个师的炮火，抵不了它一个师的炮火。任何反革命对人民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瞎子，我们有眼睛。但是动员群众要有时间。越南战争教育了越南人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我们跟你们一样，相信那个日内瓦协议，结果他就是不遵守。你们把兵撤走了，他就杀人，他用杀人的方法来教育越南人民。我们还是照他的办法来对付他，叫做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以后叫做政治、军事并进；然后就是军事为主，政治保障军事。我们也是“逐步升级”，以“逐步升级”来对付“逐步升级”。
7月18日 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信中说，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学校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都为此而担心。信中提出：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但是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为了深入地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男女人体都应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需要有一定的对象供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候使用。毛泽东批示：“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44]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45]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46]。”
同日 就《柳文指要》[47]一书等问题复信章士钊：“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48]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 致信郭沫若。信中说：“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同日 应张经武[49]请求，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写书名。
7月19日 阅刘少奇七月十一日报送的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和他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批示。刘少奇在附信中说：“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做法[50]。请主席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如主席认为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九个材料及你所写指示，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7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丹尼利。毛泽东说：认识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这个党经过很长过程才认识农村。去农村打游击，是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才去的。就是说，在敌人白色恐怖教育下，我们这些人才跑到农村。光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还要有敌人的压迫。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后，毛泽东说：你不要相信我这些话都是对的，要根据你们国内具体情况和历史情况去工作，经过好几年的实际考验，就会制定较正确的政策，最后取得胜利。当丹尼利说唯有实际生活才能证明是不是正确时，毛泽东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同日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高殿英题字：“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1日 为改诗事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51]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52]，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53]，‘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54]。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同日 复信华罗庚：“来信及《平话》[55]，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7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七十二岁了，快见上帝了，我已经是超过我的计划了。在欧斯曼向毛泽东介绍随同他访问的索马里新闻部新闻处长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新闻多得很。在一万多公里以外的消息，当天就可知道，这是几十年前不可设想的。消息很广，世界变得小了。
7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妇女代表团，康克清等在座。
7月25日 阅罗瑞卿本日关于派高炮师支援越南的报告。报告说：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要求于八月一日由两个方向开进入越。另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理由是（一）加强此线力量，（二）我们的两个“五七”高炮团借机到越南去轮番锻炼一下。毛泽东批示：“瑞卿同志：此信看过，照办。”
7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搞了十多年，过去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在经济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犯错误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不利，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以后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头一个阶段，什么都照搬别国的。但是适合那个国家的，不一定都适合我们，都照搬过来就不对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自己搞，想搞大的，搞得太多、太急。现在我们的经验是：第一，要学外国，但不能照抄外国的；第二，要搞一点，但也不能搞得太多。
同日 复信于立群：“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56]，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并祝郭老安吉！”
7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57]，彭真、郭沫若、于立群、徐冰、章士钊、刘仲容[58]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当李宗仁说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时，毛泽东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当李宗仁说海外有很多人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接见后，设宴款待李宗仁夫妇，并建议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7月29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谷牧三月十六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转发至省军级党委）。彭真附信说：“这份报告批发的时候，你正害感冒，未专送阅。不知已否阅过。”谷牧的报告说：去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后，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中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报告指出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贪大求全，脱离当前的实际需要，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设计方法烦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等等。今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作风，提倡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生产、施工现场，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顿设计队伍，把那些年轻有为的设计人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等等。要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已经看过，此件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于十月三日发出通知，将谷牧的报告印发上述单位学习和研究执行。
7月底或8月初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七月三十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刊载的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批示：“此人谈得不错，海外许多人都想回来。”这位人士私下与人长谈时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是李宗仁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位人士还说：共产党有办法，是留港许多朋友的公论。我一向骂共产党，但现在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
8月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整理的《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其中，福建南安县工作队员反映：运动时间拖得太长，已九个多月，但有些省委领导人还提出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工作队员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许多人已经躺倒不能工作。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寄福建省委叶飞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同日 批示身边工作人员：“找唐人杜牧之全集给我为盼。”
8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刘少奇、陈毅在座。马尔罗问：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问：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毛泽东说：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不打赢仗谁听你的话？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马尔罗问：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毛泽东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毛泽东说：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马尔罗问：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是在国内方面。毛泽东说：那就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马尔罗说：我感到你们的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说是走上健全道路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毛泽东说：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些改变。农业可增加一些耕地面积，但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
8月5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等在座。谈到神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到处有神。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都是按照人的模型做成的。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毛泽东还介绍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夺取革命胜利的经历，然后说：现在百分之七十和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我有一点官僚主义，那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当艾地问毛泽东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著作时，毛泽东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同日 致信康生：“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59]抑韩[60]，翻二王、八司马[61]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62]而颂阳湖[63]，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8月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和夫人，何伟、韩幽桐[64]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究竟哪一年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韩幽桐：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0日 致电慰问病愈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电文说：我衷心地祝愿你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为亚非的团结反帝事业，继续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同日 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韩昌黎全集找来一阅。”
8月11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林彪关于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指示等。下午，继续开会，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参加。毛泽东说：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的，就打败仗。中国、外国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总参谋部要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敌人放进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考虑研究才好。当彭真谈到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战争初期要争取时间疏散物资时，毛泽东说：是要争取时间，能争取半年时间就大体够了。物资可以预先搬走，搬不走的就主动发给人民。苏联修正主义可能对我们实行大包抄，要准备它来，总参谋部也要经常考虑、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北京被占领，我们就不在这里呆了。战时，领导集团要分散，打死一个，还有一个。打起仗来，老的打死了，年轻的就起来，接着打，一直打下去，打到底！要提拔新干部，培养接班人，南北干部要组织交流。年纪大了，还能做工作的，就继续做工作，不能做工作的，要很好安置，让他担任荣誉职务，或者退休。谈到越南战争时，毛泽东说：我看美国人软下来了，你们可以看赖斯顿、皮尔逊[65]的文章。美国那里，一个总统，一个国务卿，一个国防部长，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处理越南问题，看来日子很不好混。我们就不是这样，不要用全副精力，也不要用很多精力，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麦克纳马拉[66]说，他们也要打二十年。我和胡志明讲，再打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那时，美国要举行大选，约翰逊会垮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还说：彭德怀最近说，当时不写那封信就好了。把他们的问题传达到底下去，现在看来不妥。当时，你（指刘少奇——编者注）是主张不传的，可是又没坚持，也没有给我讲。我赞成分配彭德怀一点工作，可以让他到三线去当第四副指挥[67]。彭真同志可以去和他谈一次，恩来同志和王稼祥谈过了没有？这个人，历史上也做过几件好事，要他改正错误嘛。
8月15日 阅李先念八月二日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还须下一番苦功夫的报告，批示：“先念同志：‘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同日 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毛泽东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
8月17日 阅罗瑞卿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七月二十二日关于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一千多人到黑龙江阿城县参加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同志。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接见击沉两艘美制蒋军军舰的海军舰艇部队的代表。
8月20日 阅刘少奇报送的谭震林要求转发的四份材料[68]。这些材料摘登了辽宁、河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新疆、黑龙江、江西、山东等地的群众来信，主要反映有些县、区、社和生产大队违反“六十条”的规定，随便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强行砍掉开荒地的庄稼，没收社员的自留牲畜和羊只，有的地方还提出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或联队核算，有些地方在筹集水电建设资金上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这些做法已引起部分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思想混乱。刘少奇附信说：谭震林要求将这几份材料转发各地，我意可以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这四份材料加上中共中央的批语（题为《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中央指示指出：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
8月22日 下午，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情况。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农业部部长穆登达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姬鹏飞在座。穆登达说，来中国以后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是从广大群众出发的。毛泽东说：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不联系群众的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政府只能代表群众。任何政府对人民来讲总是少数，任何军队对人民说来也是少数。
8月2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九九号刊登的《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材料，批示：“少奇同志：此件有些新鲜办法，可以纠正过去一些缺点（如一个大省的各级社教办公室，竟有一万工作人员），大概各地也有类似情况。请你考虑，是否可以通知一下。”湖南的材料说：为使社教工作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经研究后提出几点意见：取消一切不必要的表报；不要抽工作队员参加各部门的会议；尽量压缩社教简报；简化报批、立案手续；大力减少社教办公室的人员和事务。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南材料印发各地参照执行。
8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苏米亚洛率领的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张奚若、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凡是要搞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正确纲领是不行的。这样的纲领也不是一下可以产生的，在斗争中逐步总结经验才能产生。谈到不杀俘虏问题时说：你们不要杀俘虏，杀俘虏不好。我们也杀过，杀过敌人的将军，如张辉瓒。从这以后我们就不杀俘虏。杀没有好处，不能瓦解敌人。
8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郭沫若、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看来，中日两国人民是一年比一年更加接近了，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两国人民结成了朋友，去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有把握了。会见后，毛泽东等同参加大联欢的四百多名日本朋友合影。
8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国务部长比塔特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陈毅、姬鹏飞等在座。在比塔特谈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经验是神圣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非洲人的眼睛都转向中国时，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抄外国经验是会犯错误的，外国经验总是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成功的，一部分是失败的。你们到外国，要看到好的，也要发现错误。作为一个大使馆应当研究驻在国的历史。在中国就要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目前我们仍有困难问题需要解决。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有很好的人民。中阿两国应友好相处，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在谈到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要把亚非会议开好，应争取多数亚非国家参加，最好是大多数国家参加。
8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比斯塔及夫人和尼泊尔友好代表团，刘少奇、陈毅等在座。当比斯塔说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时，毛泽东说：没有什么障碍就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很高的山，可是它阻碍不了我们的友谊。你们在中国可以多看看。我们有些成绩，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请你们指出来。
8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加夫列尔和夫人，伍修权在座。在加夫列尔谈到拉丁美洲的新生一代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习到的马列主义，比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学到的更加切实时，毛泽东说：你们是这样感觉。归结起来还是马列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就无法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各国要依据自己的实际运用别国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加夫列尔说：一九六三年九月委内瑞拉政府把所有共产党的议员都逮捕了，这些同志没有准备，以为自己是议员有豁免权。毛泽东说：这些经验对你们很有好处，就是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任何欺骗。他们的话可以不算数，法律也可以不算数。受过几次骗，就要吸取教训。
8月30日 给在庐山为毛泽东做过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8月底 审阅彭真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加写：“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这种情况。”
9月初 听取周恩来关于农业如何贯彻多种经营，继续发展农业问题的汇报。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农村副业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发展农村副业，首先要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同时也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凡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家庭副业项目，都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
9月5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薄一波、朱学范[69]在座。毛泽东说：十五年后，我们可以对非洲国家，包括你们在内，多帮助一点东西。现在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稍微有点东西。在几内亚的中国专家应该同那里的群众一道工作，要做到我们的专家走了，你们的专家能接下手来。感谢几内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帮助是相互的，你们不要妄自菲薄，说什么只有外国帮助你们，你们就没有帮助外国，那个道理是不对的。世界上有三个东西很坏，第一个是帝国主义，第二个是修正主义，第三个是各国反动派。如果不反对这三个东西，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当迪奥普谈到邮电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条神经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这条神经还不那么灵活，可能是一条落后的神经，同世界相比还差二十年，要赶上去。我们国家的电视还很少。电报、电话、广播、送信，这些事情是可以搞的。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九个指头要靠人民，一个指头就是所谓的外援。当然，这一个指头也是平等的，等价交换。第三世界人口多。你们不要迷信帝国主义了不起，我们自己就很不行，有自卑感，其实他们开头也很穷，而且很野蛮。
同日 为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致信胡乔木，由康生转交。信中说：“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毛泽东对二十七首词写了一些批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二十七首作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六首，新增律诗五首，成为诗词二十六首，于九月十日再送康生请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十五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70]一句须改。”毛泽东将“南针仰”改为“方针讲”，批注：“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和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发表。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重点设防，挖坑道，能争取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行。
9月9日 上午，同周恩来谈话。
9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郭沫若、黄炎培、杨明轩、程潜、张治中等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同日 同周恩来谈话。
9月15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工作会议的五项议程：一、计划问题。主要是把明年的计划定下来，长远计划议一下，这次定不下来。二、财贸方面的两个政策。粮食政策，主要是把两个三年（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年）的征购任务稳定下来，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物价政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用二百亿元人民币调整物价，主要是降低有关农业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价格。三、党的建设问题。要扎扎实实地议一下，一是发展党的问题，主要发展青年和一部分壮年；二是整顿基层组织问题；三是干部政策问题，干部要年轻一点。毛泽东说后年开党代表大会，要增选一些年轻（例如四十岁左右）的中委。四、“四清”问题。有问题就议，没有问题就不议，不多议。对待“四不清”干部总的原则是思想批判从严，退赔不要太挖苦。五、形势问题。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议，也可能在中间议。
同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同日 为《空军报》题写报名。
9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袴田里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的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力量，是什么一个道理垮下来的？主要的恐怕还是没有抓民族旗帜，希特勒抓了民族旗帜。法国的经验值得研究，戴高乐抓民族旗帜，而法国共产党没有抓民族旗帜，就是说它不反对美国。应该承认，美苏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叫它现在反美，这是假的，办不到的。
9月18日一10月12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纲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关于财贸工作，会议同意稳定征购，三年一定，藏粮于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9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邓小平作会议日程的说明，余秋里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安排情况。
9月19日 晨，审阅周恩来本日晨四时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政府九月十七日来照的复照稿。复照稿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九月十九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毛泽东批示：“总理：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复照稿将拆除的期限改为二十二日午夜以前。复照于本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
9月23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彭德怀谈话。在刘、邓、彭到达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71]，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当彭德怀表示愿去农村，不愿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当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72]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邓、彭到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表示愿去边疆搞农业，去三线担心因自己犯过错误，说话没人听。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些。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
9月25日 致信邓颖超：“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73]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两首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词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词为：“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74]
9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谢富治、徐子荣在座。谈到劳改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劳改农场总的方向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过去许多地方把它反过来了，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二位，甚至很薄弱。
9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周恩来等在座。西哈努克介绍说：在经济上，现在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也有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商业，甚至还保留了法国的橡胶园。毛泽东说：逐步来，不要急，法国殖民主义的经济在你们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要考虑你们的国内国际环境，你们才独立十二年，不考虑这些因素，搞急了，反而不如你们现在这样搞好。你们所执行的政策是得人心的。谈到中国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搞得好的。总的说，中国的工业建设也是好的。但有些工厂还需要继续进行改造，有些人民公社生产搞得不算太好，也需要继续进行整顿。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完全全好的国家。
9月3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先后会见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里、古巴、罗马尼亚、刚果（布）、越南七国客人。在会见印尼客人时，客人谈到印尼急需发展冶炼工业，毛泽东说：你们搞一个十五年规划，就可以搞起来了，包括训练科学技术人才，包括地质勘探。也不要太性急，一样一样地搞。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较好一些了，但是缺点、错误还很多。总之，中国比较世界上经济先进的国家，那就很落后。当印尼客人说苏加诺总统曾经总结归纳了三项原则，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时，毛泽东说：对，讲得好。会见时，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郭沫若、叶剑英等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主持举行的有五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周恩来讲话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同日 阅周恩来九月二十三日报送的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批示：“没有陈云，似应加入。”
9月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诗经》、《荀子》、《韩非子》，都要大字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庆祝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10月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廖承志、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那么顺利。以前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后来才比较正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是曲折的，经过了十六年，现在才好一些。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的经验。
10月8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十中全会以前不是也说没有阶级斗争吗？许多人搞不清楚，不承认阶级斗争。以后两年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六四、六五年，到农村、到生产队一搞，就承认有阶级斗争。干部贪污的虽然少一点，但不是没有，不是那么一清如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谈到苏共即将召开的二十三大时说，我们不去，发个贺电就行了。毛泽东问彭真：吴晗[75]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
10月1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我是应景文章，没有题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问题，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现在这么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我看可能有三年半的时间，余秋里说要争取五年，那时看美国总统是个什么腔调。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还讨论了什么？（有人说：小三线建设相当快。）但是各地想搞一些小钢铁厂，余秋里又不肯，明年一来搞些小的，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不搞小三线，打起仗来，光靠罗瑞卿怎么办？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余秋里介绍会上提了好些意见，如修路。）公路可以修，铁路花钱太多。我看平顶山到宜都，张家口到白城子这两条路要考虑。平顶山有煤矿，宜都有铁矿，可以煤铁互换，这一条路也比较好修。川汉路现在勘察得怎么样？（有人说：还是先集中力量完成成昆路。）对呀！铁路不能搞多了，没有钱嘛！长江可以修整一下，利用水运。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工农兵等的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今年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国F—104型战斗机、高空侦察机的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有功人员，活捉美国空军上尉飞行员的民兵代表等。
10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三五”计划、粮食和财贸问题、党的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讲了话。其间，毛泽东不断插话。关于小钢铁厂问题，毛泽东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搞矿山、炼钢、轧钢，才能造机器。各省都制造机器。关于修铁路和公路问题，毛泽东说：铁路修得太多了，平顶山到长阳那条铁路还可以考虑放后一点。宜都这个矿必须要开，它的矿藏量相当于八个大冶。关于粮食问题，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购过头粮，这个事情要解决。现在是要南粮北调，南粮不北调也不行。还有一个外粮中调，哪一天能做到一颗粮食也不进口了。关于党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如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造反，那就吃亏。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将来中央委员也选点年轻的。中央局，各级，也搞点年轻的。我们这些老头子掌舵，你们就放心了。支部建到连上，小组就要建到班上或者排上，至少建在排上嘛。现在农村最基本的细胞生产队没有小组，更没有支部。发展党员，哪里搞了“四清”哪里就发展，哪里没有搞“四清”就慢一点。青年团的基础也要建到生产队，支部建到大队。
10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我注意你们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
10月28日 阅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
10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三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六五号。简报介绍：全国（不含西藏）第二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一万六千一百多个，职工六百九十五万五千余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参加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共计二十八万二千多人。晨五时，毛泽东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将《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平冤狱”，牵强附会地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剧作者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1月12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
同日 下午，在天津同林铁、刘子厚、万晓塘谈话，了解河北工业、农业及备战情况。林铁汇报河北省今年的粮食产量下面报一百九十亿斤，留有余地可能有一百八十亿斤，明年唐山、天津两个专区想争取收到七十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粮食收到手才算数。林铁等汇报计划沿京汉线、京榆线在三年内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两千万亩，连现有的共搞到稳产高产田四千万亩。毛泽东说：搞到了才算数。接着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答：显然是搞“四清”好。从搞过“四清”的十八个县来看，除个别县因灾没有增产外，都增产很多。毛泽东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大家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来说，也是有用的。在谈到精简问题时，毛泽东说：精简主要是中央部门和省的部门。接着问：省里开过贫代会没有？刘子厚答：我们打算推迟到阴历年时开。毛泽东说：过年开会群众会有意见的，你们还是春节后开好。不管搞过“四清”的、没有搞过“四清”的，都来代表，像湖南那样，造成声势嘛！上中农表现好的要有代表参加，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他们都有代表性。贫下中农的代表，有百分之七八十就行了。最后，毛泽东说：听你们今天谈的，像是很有希望的样子。
11月13日 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谭启龙、杨得志、苏毅然、刘秉琳[76]谈话，了解山东的农业收成、“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安排等。毛泽东问：今年年景怎么样？是否还是五个丰收区包四个灾区？全省收了多少？山东负责人答：今年年景不坏，粮食总产量可以搞到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是二百二十八亿斤。毛泽东说：这样，农民手里的粮食就多一些了。在谈到解决领导思想作风时，毛泽东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77]有两条。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河北省开会检查了三条：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少；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当谈到备战问题时，毛泽东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二十亿元不够，三十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真正打起仗来，中央只有发号施令。把敌人顶住三个月就行了，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个团、一个师地消灭。在谈到“三五”期间山东要达到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搞到五千万亩，亩产五六百斤，一个人五六百斤就有吃的了。
11月14日 下午，在停靠徐州的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明政，徐州地委副书记丁平谈话，了解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备战等情况。关于农业，毛泽东详细询问今年的粮食产量以及修水库、打机井、修台田等情况。关于工业，毛泽东详细询问徐州有什么工业以及电力、煤矿等情况。关于备战，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搞工事没有？接着说：我们军事上是诱敌深入。敌人来，一是想占地方，一是想抢劫。诱敌深入才好消灭它。美国人很怕死，也可能不敢深入。要来嘛，大概有几条路，东北除外，当然也有可能。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从浙江上来不大可能，但也有可能，日本不是从乍浦上来到芜湖嘛！
11月15日 晨，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李葆华、李任之、王光宇[78]谈话，主要谈三个问题。（一）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业生产问题。当汇报到安徽经过“四清”运动的地区都普遍增产时，毛泽东说：经过“四清”运动，人的觉悟提高，产量增加，也是精神变物质。当汇报到“四清”运动中，运用主席著作很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并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说：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谈到今年秋种时，毛泽东说：安徽今年庄稼不错，麦子比去年种得好，我从车上看麦子很整齐。当汇报到安徽今年上调粮食八亿五千万斤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调八亿五千万斤，给中央少调一点嘛。要稳，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当得知农民没有钱花，沿江每人每年只有二十元时，毛泽东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三）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七年，这不行。大学文科只要二年半到三年，要办抗大式的学校。社教就是大学，就是抗大。学校搞五分考试制，考五分不一定是好的，考三分也不一定是坏的。毛泽东问到安徽与河南的纠纷[79]解决了没有？说：你们要向河南让步，向江苏让步，你们一让步就主动了，你们让步，人家也会让步。又说：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你们有，我也有。
11月16日 在南京同江渭清、陈光谈话，了解江苏的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线建设等情况。当得知江苏省各个专区粮食产量不平衡，有高有低时，毛泽东说：你们可从高产地区调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到低产地区去搞革命，搞建设。在谈到江苏人多地少要大抓节制生育问题时，陈光建议：现行的农村口粮分配办法，不利于节制生育。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能分到成年人的口粮的一半，有些人家就靠生小孩来多得口粮。将来是否可以采取分等定量分配的办法。毛泽东说：除此之外，避孕药、避孕手术最好采取少要钱、不要钱的办法，这还是划得来的。当了解到有一万五千个军队干部参加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11月17日 下午，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谈话，了解南京的工业生产、备战等情况。当得知南京市现有产业工人十五万时，毛泽东说：南京解放时才六千工人。蒋介石应该失败，他不发展生产，怎能解决群众生活？在谈到南京已向群众作了备战动员时，毛泽东问：群众听了以后有没有抢购东西现象？有没有惊慌的现象？彭冲说：没有。职工的情绪很高，推动了生产。现在倒是有些人还不相信打得起来。毛泽东说：不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大打不相信。他们是有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两手准备的。谈到计划生育时，毛泽东说：把这件事搞好，意义大嘛。在谈到戏剧问题时，毛泽东说：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感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也只好和群众一起不看了，来个一刀两断。毛泽东最后说：今天主要是问问情况，现在的形势很好，无论全国、江苏、南京的形势都很好。
同日 晚上，在上海同陈丕显、韩哲一[80]、曹荻秋谈话，了解上海的工农业生产情况。陈丕显等汇报说：上海今年工业生产情况很好，估计可以完成二百四十八亿至二百五十亿元产值，品种质量都大大超过以往。今年整个华东工业生产情况也很好，预计可以完成四百八十亿至四百九十亿元产值。上海郊区农业生产也好，粮食今年可产三十八亿斤，平均亩产一千一百斤左右；棉花可能收购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万担，平均亩产一百二十多斤。上海养猪发展很快，今年有三百二十万头，平均每户三头。华东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估计粮食有一千二百亿斤左右，棉花约一千五百万担。上海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几年来搞得还不错。毛泽东问：备战动员向群众讲了没有，有些什么反映？陈丕显等回答：已经动员了，动员以后群众反映很好，工人都说这是党关心我们，相信我们。陈丕显还说，上海的小三线搞得还不慢，准备以后再向主席汇报。毛泽东说：好嘛！我还在这里住几天，以后再找你们谈。
11月中旬 阅《光明日报》总编室十一月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三六二期等。简编反映了《光明日报》记者十一月十四日去看吴晗的一些情况。谈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吴晗激动地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毛泽东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11月19日 上午，离开上海前往杭州，住汪庄。提出要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于二十一日乘专机到杭州，研究为几本马、恩、列经典著作写序问题。
11月20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六日电话报告的记录。报告说：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81]，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退林彪同志。”
11月21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研究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选择几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写序言要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11月22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1月23日 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满意，指示上海将姚文元文章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
11月24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同斯特朗、柯弗兰夫妇、爱泼斯坦夫妇、李敦白夫妇、马海德等聚会，祝贺斯特朗八十寿辰，江青、廖承志、吴冷西等在座。斯特朗说：我希望听到主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在我看来，最近一个时期中，世界形势有变化，这个变化的开始是今年二月美国轰炸越南北部和今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的印尼事变[82]。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几件新事。一件是美国的学生成群地示威；一件是印尼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有些事情，在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好像整个天都黑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个赫鲁晓夫，又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样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人民的胜利也许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就是了。谈话后，毛泽东设宴款待斯特朗等。
11月25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十五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
11月26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罗瑞卿参加。周恩来讲完后，罗瑞卿说他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11月 阅外交部办公厅十一月六日印发的关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材料。其中谈到越南南方中部中区山区人民武装主力部队供应困难，战士一般没有副食吃，营养不足。常年露营，多雨潮湿，蚊子特多，无房屋、吊床、雨布过夜，发疟疾病的很多。毛泽东批示：“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
12月1日 林彪派叶群[83]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
12月2日 致信陈伯达：“乔木修改的那九篇文章[84]，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八日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后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这次备战和演习中看到，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林彪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5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7日 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85]（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按毛泽东列的名字应为六人——编者注），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86]、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87]（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12月8日一1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所谓罗瑞卿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88]等人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约十小时的发言，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罗负责”。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89]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11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招待所会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关于老挝人民党领导的解放斗争，毛泽东说：要争取群众才行。不争取群众，这些反动武装就很难消灭，不论什么国家的兵士都是劳动人民，要争取他们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优待俘虏，好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不愿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虏，要宽待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帮助他们“洗脑筋”，不愿洗的顽固派，也可放他走，无非是第二次再来打我们。第二次抓到了，还可以再释放。现在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比我们过去抗战时期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劝你们也要向他们学习，整个东南亚的党也要向他们学习，学如何打美帝国主义、打走狗。整个说来，亚非拉是个火炉。有些地方还未动，有些地方动的还不那么厉害。
12月14日 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毛泽东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同日 同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十五日，刘少奇为印发《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十八日，毛泽东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15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12月19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云谈话。谈话中，陈云还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检讨。
12月21日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90]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91]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关于写序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谈到哲学问题时，他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2月22日 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二十三日，约彭真谈话。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12月24日 晨，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2月25日 阅彭真十二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一月五日会议纪要，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上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方针任务和中共党史编写工作[92]的请示报告，决定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会议还讨论了基本建设会议纪要，通过了中央组织部提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名册。
12月下旬 作《七律·洪都》：“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同旬 书写叶剑英本年十月十六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远望》一诗：“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本年 对《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刊载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赵纪彬发表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批注：“孔门充满矛盾论。”
本年 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9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本年 在李达[94]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本年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名。
* * *
[1] 指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是1964年八九月间由刘少奇主持对规定草案修改补充形成的。
[2]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 指湘黔、滇黔、川黔铁路。
[4] 旅大，今辽宁大连。
[5] 指董必武。
[6] 斯诺，即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
[7] 彭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
[8] 这里的“第二个十条”和本条下文中的“第二个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
[9] 徐寅生，当时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1963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和队友一起为中国赢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一、要懂得为谁打球的道理，要有责任心。平时抓紧训练，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加上思想要过硬，就能比较顺利地获胜。比赛时，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从国家利益考虑，少想个人得失。二、要有雄心壮志。中国人可以打好球，也能打好球。要为国家荣誉去“搏”，万一输了一场也要顶得住。三、要树立信心。信心的基础是打外国人，明确这一目标，带着“敌情”观念练好技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打球。
[10] 贺龙的批语说：徐寅生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
[11] 马建猷，农业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
[12]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3] 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14] 指林彪1964年12月29日就当前部队工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作的指示。林彪说：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继续大抓四好落实。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
[15] 小计委，是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成员有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陈伯达。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
[16] 赵朴初，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他写的《某公三哭》，包括《哭西尼》（1963年11月）、《哭东尼》（1964年5月）、《哭自己》（1964年11月），1965年2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某公”指赫鲁晓夫，“西尼”指肯尼迪，“东尼”指尼赫鲁。
[17] 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去美国。1965年7月，偕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祖国。
[18] 这次会议有可能是196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信中建议召开的。周恩来信中说：“送上国防工业办公室绘的国防工业一、二、三线分布图，并附说明，请阅。罗瑞卿已回京，请主席指定时间，约贺总、瑞、赵尔陆在常委就国防工业布局和部署问题报告一次，并约富春、一波、秋里、谷牧、先念、伯达参加。”瑞，指罗瑞卿。
[19] 万里，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
[20] 杨明轩，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21] 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
[22] 耿起昌，当时任中共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23] 这是原计划的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
[24] 指31个新技术项目表。
[25]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26] 《赫鲁晓夫言论集》后来共出版了14集。第1集于1964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14集（1960年1-3月）于1966年5月出版。
[27] 薄一波在报送报告的附信中说，这个报告可能是王鹤寿同志和鞍钢党委他们一起写的。
[28] 廖初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3连副连长。丰福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空军某部汽车连炊事班班长。黄祖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防化连班长。
[2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30]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1] 高登榜，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32] 这次会议于1965年4月18日至21日在武汉召开，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备战和三线建设，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3] 约翰逊，1963年11月至1969年1月任美国总统。
[34] 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35] 指1965年4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36] 叶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贾久民，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
[37] 唐亮，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当时因病休养。
[38] 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39] 周恩来1965年8月23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40] 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41] 见《诗·卫风·木瓜》。
[42] 谢富治的讲话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要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公安工作的备战，包括思想上的备战和具体工作上的备战；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教会的非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四清”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要争取今明两年搞完。
[43] 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44] 齐白石，画家。1957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画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45] 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1953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46] 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47]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撰写的研究柳宗元著作的专著，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48]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在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
[49]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藏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0] 王任重寄来的9个材料，是湖北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孝感县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在1965年5月至7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介绍的情况是：孝感县经过“四清”运动，县、区、社和所属的各部门总共可以减下干部一千三百多人。卧龙公社试行了配半脱产干部的办法。卧龙区对住机关的区、社干部家属进行了清理，将家属送回乡参加劳动。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制度，值班的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值班的人在本队参加劳动。卧龙区、社的干部，也实行了轮流值班的办法。群益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贫协小组，有关生产、分配、财务和生活救济等，队委会讨论决定之后，都要由贫协小组审定，贫协小组可以随时清查账目，查问现金等，但不直接管钱管账。生产队长、副队长可以参加贫协小组，但不能担任正副组长，生产队的会计、出纳、保管不能参加贫协小组。
[51] 毛泽东为陈毅改了一首《五律·西行》。
[52] 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
[53] 见《诗集传·周南·螽斯》朱熹注。
[54] 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
[55] 指华罗庚所著《统筹方法平话》。
[56] 于立群在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把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用大字写了一份，计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打算作为向党和主席的献礼。”
[57] 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于1965年7月18日回国到达上海，7月20日到达北京。
[58] 刘仲容，李宗仁的旧友。曾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部参议。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59] 柳，指柳宗元。
[60] 韩，指韩愈。
[61] 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62] 桐城，指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
[63] 阳湖，指阳湖派，清代散文流派。
[64] 何伟，当时任教育部部长。韩幽桐，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学会理事。
[65] 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皮尔逊，美国专栏作家、评论员。
[66] 麦克纳马拉，当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
[67] 1965年冬，彭德怀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68]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7月19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47期刊登的《有些地方违反六十条的规定》，8月2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55期刊登的《有关违反六十条的情况》，中央办公厅7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245号刊登的《部分地区夏荒情况》，中国农业银行7月26日整理的《关于部分地区在筹集水电资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69] 朱学范，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邮电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70] “南针仰”，见胡乔木词《六州歌头》其二，有“晨钟响，南针仰，干戈掌，同仇广，阵容强”句。
[71] 1965年9月21日晚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对去三线工作有些顾虑，愿去农村蹲点或到厂矿去工作。但是上述情况经中央考虑后，对分配我的工作无论改变或不改变决定，我都服从。信中提出，在他的工作决定后，希望毛泽东或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约谈一次。
[72] 三条保证是：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73] 关于信中的“你压迫我写诗”一说，邓颖超写有以下的说明：“1965年夏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我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74] 此处这两首词的文字，依照1976年1月1日公开发表稿。
[75] 吴晗，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彻底平反。
[76] 刘秉琳，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77] 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43年6月1日）。196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这个决定。
[78] 李任之、王光宇，当时均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79] 指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纠纷。
[80] 韩哲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81] 指林彪1965年11月14日对当天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军军舰各一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颁布的嘉奖令中提出的5项原则，即：（一）要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二）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82] 1965年9月底10月初，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残酷镇压。总统苏加诺失去统治权力。
[83] 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
[84] 指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篇文章。详见本卷第330页注〔1〕。
[85] 陈锡联，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
[86] 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87]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88]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89]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
[90] 戚本禹，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当时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发表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
[91] 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92] 彭真在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党史编写工作，政治局常委讨论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93] 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94] 李达，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