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
8月17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亚拉，乔冠华等在座。亚拉递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说：你打电报给总统、总书记，说我问候他。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但已经看到一些征兆。
8月18日 复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从广东发来的关于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复信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并批示：“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刘少奇的来信说：我经过湖北、湖南到广州，同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同志研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问题。中南各省正以县为单位训练工作队，准备各地委成立总团，县成立分团。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县委往往偏袒基层干部，还有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某些区委和县委的某些人。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故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和地委领导下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照此办理。这个建议，如中央同意，请中央转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参考。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83]毛泽东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理科的现在不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84]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85]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当康生提出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不可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86]，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做。毛泽东说：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87]，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当谈到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时，毛泽东说：《红旗》可以转载一些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毛泽东还谈到佛学及其他问题。他说：很欣赏任继愈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讲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以后的佛学。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首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后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八月十四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主席、周、彭、康核阅，退宣传部。”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邓、彭、康、陆阅后退宣传部。”康生在报告上批写：“《北国江南》不仅是有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一些坏电影，用‘三十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确是‘今不如昔’。”八月二十日，陆定一批写：“周扬、默涵同志：请照主席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两部影片的错误批判得到纠正。
8月19日 在北戴河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再次讨论不参加苏共召集的筹备会议问题。会议决定：我党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即使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党也坚持不参加的方针，同时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日共[88]，至于他们是否参加，请他们自行决定。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中共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20日 上午，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在中央的战略方针下工业的重新布局问题。他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还可以更多的点开工。我看了津浦路修复线，也是一段一段修嘛！如果钢轨不够，别的路轨可以拆掉。你们对投资、材料要想点办法。还要给沿海每个省一个师，并且要搞兵工厂，你们好好规划一下。就是要正规军、守备部队相结合。不是走，而是跟敌人斗。现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传得很广，要作些解释。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现在形势比较好了，农业、工业、商业、文学、艺术都动起来了，即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很好。这次谈话，薄一波事先提出四个问题。对今天未来得及谈的计划方法、工业改组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回到北京后再谈。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谈话。毛泽东说：纲不举，目不张。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至于第二个十条，是根据第一个十条，去年九月工作会议大家参加搞出来的，你们都参加了。我没有看，到南方找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陶铸四个人念了一遍，出了一个主意，要宣读，念给所有人听，也念给地富分子听。大宣讲是在今年二、三月。现在又出问题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在四个地方都讲了话，他在北京不是作了报告[89]吗？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来信，十七日我看了，十八日批了，回了一封信。你们看到了没有，有什么意见？李雪峰说：我们刚接到，只粗粗地作了研究，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华北准备先消灭落后队，这次要打歼灭战。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样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毛泽东当即让秘书通知，说华北有不同意见，文件缓发，通知中央局书记到北京开会。关于运动搞得好、搞不好的标准，毛泽东说：总要有几个条件：一是“四清”清了；二是贫下中农真正发动起来了；三是生产有所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四是反革命在村子里管起来了，要管得比较好；五是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正确的，坚强的，干部参加劳动。现在鉴于一些经验，首先是认清矛盾，不要那么暴躁，要侦察清楚。例如王光美去的大队，叫不叫暴躁呢？
同日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友好代表团，陈毅、王炳南[90]等在座。毛泽东说：肯尼亚前途光明，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前途都是光明的。有些人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别人看不起是别人的事，自己看不起自己就不好。
8月22日 将刘少奇八月十九日报送的王光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91]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及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和他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要田家英送邓小平，并批示：请小平同志处理，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92]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刘少奇在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刘少奇代拟的批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来中国访问的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我们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和老的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有原子弹，但是你们（指法国外宾——编者注）反对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是作为防御的武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8月23日 下午，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陆定一、康生、叶剑英、罗瑞卿、郭沫若、林枫、杨尚昆、李四光会见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科学家。毛泽东等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科学家亲切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在同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握手时说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
同日 听取陈伯达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8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培源、于光远[93]谈坂田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
8月2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的代表团和代表，王照华、胡启立[94]等在座。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题。在欧洲、北美大体上也是这样。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是要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他说：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我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8月27日 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他八月二十日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此次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陈伯达在同杨波谈话中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从全局考虑。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适当地集中一批优秀的技术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设备制造和掌握生产技术的问题。二、财政制度。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十多年来，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建设新的企业就给钱，在老企业中搞技术改造就不大给钱。其实，在老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毛泽东阅看时将“注意不够”改为“没有注意”——编者注）。三、关于一、二、三线的关系。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同时，还必须注意一线、二线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稿）》。刘少奇在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95]，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刘少奇代拟的批语中说：湖南益阳的迎丰公社和江苏涟水的高沟公社都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搞得不深不透。在工作队离乡后，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他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湖南省委认为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总结了必要的教训，但没有把高沟公社某些领导人勾结其他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反攻倒算，看成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刘少奇同志看了这个发言，要秘书打电话给江渭清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要江苏省委对高沟公社事件采取紧急措施。但是，至今还没有看见江苏省委对高沟事件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是何原因？请江苏省委立即答复。毛泽东阅后批示：“小平同志：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两个材料：《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96]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批示：“伯达同志：此两件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8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正在斗争中，你们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斗争。革命目标是很清楚，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方法是慢慢才能清楚的，不可能一天就清楚了，或一年就清楚了。拿我们的经验来说，经过了多少年，到一九四一年，我们才比较了解如何做才能取得胜利。现时代，外国侵略的结果，都是外国人失败，本国人民起来当权。现在帝国主义不大行了，特别是英、法、比、葡这些帝国主义。我说帝国主义不行，是从总的方面说的；从具体工作说来，可是不能轻视它，也不能轻视它的走狗。革命过程总是会受些挫折，不犯错误、不受挫折的党、阶级和个人都是没有的。
8月29日一9月1日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97]，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修正草案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修正草案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8月29日 下午，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计划工作问题。当李富春建议计委、经委合并时，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由毛泽东挂帅，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参加，六个经济口[98]的负责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罗瑞卿参加，再加上陈伯达共十二人组成。毛泽东说：我看搞经济，学会它要花些时间，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应该可以做些总结了。我跟一波讲，要他再翻翻《新民主主义论》，最近我也翻了一次。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杨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8月30日 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关于“四清”问题，毛泽东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99]，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当刘澜涛谈到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时，毛泽东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不觉悟，自己不起来，怎么能当权。这次一是民主革命，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民主革命，要把阶级斗争搞彻底，是地富划为地富，是农民划为农民，还有封建迷信等等。刘澜涛还提出，过去主席著作中都是说地富占户数的百分之八、占人口的百分之十。毛泽东说：那时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现在百分之五不包括他们了。他还说：我跟少奇同志说，自一九二七年算起，二十二年革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五年，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时间会很长，又认识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不要紧，过去我们只有延安。谈到计划工作时，毛泽东说：计划工作抄苏联那一套。基本建设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收缩，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项。我问是不是七百项都在搞？他们说有一些也下了马了。这样大的事情，就是不让我们知道。北京的消息很不灵通。只有外交部每一个文件都请示，各个使馆的报告都可以看到；其次是宣传部，有一本《宣教动态》；还有解放军也是好的。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100]，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关于经济工作，我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社会主义教育，搞了一个总司令部，少奇挂帅。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我看你们各省也不见得那样统一。大事必须抓紧，必须要统一，其他分散经营，不要事无大小都抓。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他说：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了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毛泽东最后说：这样的会很好，比如找你们谈一谈。大会和小会结合着开，小会人少好议事，容易交换意见，比如去年的杭州会议。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这次你们拿一天时间谈一次。[101]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说：“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会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复信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苏共中央信中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 批示江青阅看《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102]毛泽东认为“此文有些道理”。
9月1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9月3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9月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广播代表团，及社会发展和国民文化部驻议会秘书、坦噶尼喀全国妇联主席。谈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地下矿藏丰富需要开采时，毛泽东说：要开采，就要有资金，如果借外国款项来开采，不是一条好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不依赖帝国主义，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卢蒙巴为什么会被杀害？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掌握军队，连飞机场也控制不了。卢蒙巴没有死，精神还存在。看看十年前的非洲和现在的非洲，变化很大。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虽然有些独立程度还不够。再过十年，非洲人对世界的贡献更大。你们回去不要说中国都是好的，中国还很落后，国家穷，工业落后，农业还没有全部机械化，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能够进大学的还是少数，医生全国现在有十万人，在乡村里还是靠老式医生。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就不好。要搞建设，需要工程师、技术员、知识分子等等。谈到妇女问题时，他说：许多非洲妇女，为了工作经常在国外奔跑，中国人不如她们。中国有大男子主义，妇女被压住了。应当提倡妇女当权，英国就有女王，女的应当可以当总统、副总统、部长、副部长。现在我们人民代表中女的太少，不平等。
9月5日 下午，同王任重、张体学、赵辛初[103]、赵修谈话。毛泽东请王任重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
9月6日 下午，离开武昌前同王任重谈计划和经济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十五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大家要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计委、经委是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建设委员会要不要单独设立？是不是从地方调些人到中央？计委如何大改组？可能把你和陶鲁笳调到计委工作。文化部长由陆定一兼，配个助手。不一定要派人到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可以由张体学担任。这些都是交换意见，调不调、做什么工作一律不算决定，最后由中央决定。关于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他说：我年岁大了，情况又不明，是不是能够领导起来？我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对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
9月7日 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农业和征购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反瞒产，反瞒产是笨的办法。瞒产百分之二十，无非也是养猪、养鸡鸭，大队、小队、社员都有点存粮好。公开让瞒产。增产就增购，不好。（张平化：瞒产有两种。一种是社员大家瞒的；一种是少数干部瞒的，实际是私分贪污。）瞒着社员私分是不对的。你们单一经济转得如何？只搞粮食不搞棉、麻？棉花，湖北能种，湖南不能种？常德地区能种，湘潭地区不能种？关键在教育干部。分到私人的山，种树吗？要依靠集体造林。人还是这些人，要把他们的思想讲通，少数为私，多数为公。国家干部有薪水有饭吃，搞什么私？公社干部以上要为公。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运输便利。造林不要只造一种，用材林有杉树、松树、梓树、樟树。今后搞他一百万担桐油，粮食、经济作物、山林都要搞好。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他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104]，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同日 晚上，到达南昌。
9月8日 中午，离开南昌。次日晨，到达杭州，住汪庄。
9月9日 致信康生：“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9月10日 晚上，在杭州会见在北京展出的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执行主席杜阿梅、法国驻中国大使佩耶等，南汉宸、王炳南在座。毛泽东说：要互相开展览会，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现在中法贸易还不平衡。当佩耶谈到法国热切希望召开十四国国际会议，解决东南亚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政策，是个好政策。杜阿梅说：我们法国主张越南在中立化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毛泽东说：美国人不肯。看来非打到美国人不想再打的那一天，他们现在还不想走。我想总会有一天美国人站不住的，那时美国人要回家去，非走不可。东南亚的事，外国人不要去干涉，外国人干涉不了。我们很欣赏法国的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他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
9月上旬 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吕正操[105]九月一日关于西南铁路建设初步部署的报告和周恩来九月四日对这个报告的批语。吕正操的报告说：以成昆线为中心的西南铁路建设安排，业经中央批准，根据中央和主席指示，作如下具体部署。以成昆线为重点，四条线全面多点地开工，争取在一九七一年前陆续全部修通。凡是有铺轨条件的，采取分段铺轨，提前通车，通一段，用一段。预计今年川黔线可铺轨七十三公里，滇黔线铺轨八十公里，明年川黔线铺轨二百零三公里，全线通车，滇黔线铺轨六十五公里，成昆线南北段共铺轨一百五十四公里。湘黔线明年两头部分开工。周恩来的批语中说：同意这个初步部署。修路进度切实加以计算，看可否争取一九六五年二季度川黔线通车，一九六六年滇黔线通车，一九六八年成昆线南段直达攀枝花通车，一九六九年成昆线北段通车，湘黔线一九七○年通车。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李富春照办。”
9月11日、12日、14日 在杭州汪庄连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谭震林、薄一波等汇报计划工作。在汇报到今后计委的机构时，毛泽东说：我是不赞成两委合并的，我是赞成把建委再搞起来。计委应专搞计划，不要管其他事情。你又搞生产，又搞基建，又搞计划，是不行的。你专搞计划嘛！
9月1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彭真、江华等在座。毛泽东向客人了解日本各政党的一些情况，日本共产党关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些观点、方针、政策等。他说：国际国内都不断有新问题，我们可以交换意见。各个党的问题要各个党自己解决，任何别的党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当然今后并不排除双边或多边的会谈，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发表声明或不发表声明。毛泽东谈到革命的艰巨性时说：没有群众基础，政权也是可以建立的。中国的封建制度可以维持一二千年，就是因为农民是分散的。蒋介石没有多少群众拥护他，也统治了二十多年。所以人民要团结起来，战胜统治阶级并不容易。
9月15日 到达上海。当天，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听取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西欧演出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分别致信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9月18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上海。
9月19日 晨，到达蚌埠。在专列上会见刚果（布）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儒利昂和夫人。下午，离开蚌埠。
9月20日 晨，到达济南。在专列上会见由阿尔及利亚国民经济部部长、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布马扎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毛泽东说：你们打了八年仗，牺牲很大，值得各国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在整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各国有很大影响。布马扎说：我们也利用一些别国的经验，我想你们一定从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他们埋怨说阿尔及利亚在游击区运用毛泽东的著作来进行斗争。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吃过亏的，例如尽搬外国经验，工厂要越大越好，其实不然。现在我们正在把工厂缩小，化一个工厂为几个小厂。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下午，离开济南。
9月21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阅关于进行正式核试验日期问题的罗瑞卿报告和周恩来的信。罗瑞卿九月二十日的报告说：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在十月份进行正式试验。究竟何时正式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十月份试验，需要在九月下旬定下来，以便进行准备。周恩来二十一日的信中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爆炸时间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二十天。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5日 阅刘少奇九月二十三日给江渭清的复信。刘少奇在复信中，批评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重述刘少奇在南京的讲话。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可惜，你的那篇讲话，不是这样的一篇讲话”。“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像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毛泽东阅后致信刘少奇：“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如果在你的信上加上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可能更使人们信服些。如何，请酌。”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加写了一小段理论性的话，三十日再送毛泽东阅。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又作了修改，并致信刘少奇，说：“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只有第八页上，有两句话，觉得重复，其实是一个意思，‘认识了客观真理’，即是变成了主观真理，不是两件事。不能用‘并把它变为……’这一句，这一句是重复的。上次我已感觉到，但未改。现在改了，是否妥当，请你酌定。”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信中的两句话是：“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并把它变为主观真理。”毛泽东删去了后一句，并接着加写了一段话：“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同日 应范瑾八月二十八日来信的要求，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名。同时为《北京日报》又写一个报头。并复信说：“写了一张，不知可用否？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如觉不妥，还是用原写的。”
9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九月十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九期摘登的中央音乐学院一名学生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来信。来信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对我院师生有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学校在教学工作上，对西洋音乐只教继承，不教批判；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洋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伟大的工农兵？这些，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毛泽东批示：“定一同志：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一个六百万人口的柬埔寨敢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美国，了不起。六百万人，没有强大的空军，也没有强大的陆军，也没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导弹，只要你们敢于反对，美国人就没有办法。当西哈努克谈到要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时，毛泽东说：美国人尽做些蠢事。大约要过几年、十年，他们不能不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联合国，现在倒不一定能做到。上次我说请亲王看一本书，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本，叫《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书。
9月29日 晨，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在讲话稿中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兴起”）之后，加写一段话：“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每年每月都有一些缺点、错误和困难。克服了这些缺点、错误和困难，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又会出来了，又要去努力克服。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如果只看到成绩的一面，看不到缺点的一面，那就是很不好的。对外国，一定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干涉外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阅改后，毛泽东向彭真交待，再按加写的内容多写几句，阐述清楚。本日夜，彭真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改写后，再报毛泽东审阅定稿。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一行，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欢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非洲人民。你们去年的革命使我们很高兴。马桑巴—代巴谈到刚果（布）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但目前还有很多困难。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一定支持你们，我们支持整个非洲反帝反殖的人民。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团体。前进道路上是有困难的，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责任同你们团结起来，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我们是平等的。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马里总统兼总理凯塔和夫人一行，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凯塔说：我们通过中国革命斗争和毛主席的著作，早已认识了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对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人都是一种鼓舞。谈到马里的经济还很落后时，毛泽东说：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正在开始向前进步，准备在本世纪内，还有三十多年，搞出些东西来。那时我们还要互相合作。总之，有一条真理：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反革命是可以打倒的，落后是可以进步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
同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先后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政府领导人和议会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106]，一些国家军事代表团、友好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二千六百多人，国内各个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代表等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同日 阅王海容[107]九月二十八日反映教育改革情况的来信。信中说：近半年多来，根据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各大、中、小学都进行了教学改革，肯定了成绩，修正了缺点和错误。但在改革的某些具体做法上或某些措施上还有不少的偏差，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不及时改正，将会影响学生全面地掌握知识。毛泽东阅后批示陆定一：这封信有些事值得注意，请派人调查一下，及时改正。你如果想找王海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晚上，会见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政府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
10月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范文同[108]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在座。谈到越南局势时，毛泽东说：你们在前线，进行英勇的斗争。现在不知美国要打多少时间，美国究竟如何解决问题也没有个章程。不过，它要打多少时间，就跟它打多少时间。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不要以为我们怕美国人、你们怕美国人，美国也怕我们，他们怕得更多一些。现在，越南南方还不是要派军队去的问题，何时派，要看时机。美国打不打越南北方，现在没有定。范文同说：我们考虑，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之内，在“特种战争”范围内战胜敌人。我们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毛泽东说：可以。既要准备，又要谨慎，按兵不动，不要那么急躁。在谈到美国提出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谈一谈也有好处。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但要打，它也要利用蒋介石、南朝鲜帮助，单是美国它是不会来的。如果美国打进来了，还是采取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它想到什么地方，就让到什么地方，和它打游击。
10月6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八千多人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出席了晚会。
10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党要好好地团结，好好地合作，不分彼此。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打进来，美国如果要打中国，它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反动派，还有蒋介石。欧洲国家参加不参加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没有日本它就不敢打，因为美国管的事太多了，又是亚洲、非洲，又是欧洲，还有拉丁美洲。日本同我们打了十四年，知道我们打仗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大体上就是：你想到哪里，你就去；我想到哪里，我就去。当然了，你们的所谓朝鲜式的工事，我们也要做，第一线、第二线和坑道都要搞。
10月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美国的所谓核不扩散，就是不扩散给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扩散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把西德拉到反对美国的一方面，使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还有日本都反对美国。世界上事情的发展，我看英国、法国、西德、日本会走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条道路。现在控制他们的是美国，也不是苏联。美国的控制，已经在法国产生了反感。想控制别人的，就是这两个大国，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苏联领导人，就是要控制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也想控制一些像伊拉克、阿联（今埃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还企图控制非洲一些国家，像阿尔及利亚。我看赫鲁晓夫的日子也不大好过，他一定要二十六国党十二月十五日去报到开会，是他自己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我说赫鲁晓夫是个软体动物，并不可怕。经济互助委员会，我看有两个前途：一个就是垮台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么经互会，而由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搞经济合作。这是一个前途。如果不然，按照你们的意见，索性扩大，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包括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一个平等、互助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要真正讲平等、互助，不能搞那个超国家的机构，走控制其他国家的那条道路。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柯庆施、康生、罗瑞卿观看中央歌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同日 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邀请美国水声学家里查·布雷特来中国讲学的请示报告，批示：“如果来华后，证明此人政治上可靠，似可让他单立一个小的研究所，给他几名政治上确实可靠的学生，向他学习水声科学。”
10月9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在座。毛泽东说：世界在变化，修正主义者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者也四分五裂，因此才出现一个革命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我看，整个欧洲跟美国会有分歧的，要引导欧洲去反美，也要引导日本去反美。赫鲁晓夫这个人，我们比较熟悉他，他叫做欺软怕硬。赫鲁晓夫的性格就是修正主义的性格，跟帝国主义的性格一样，欺软怕硬。赫鲁晓夫派兵进攻中国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准备。在同苏联的边界谈判上，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订一个边界条约。
10月中旬 阅李井泉、吕正操十月三日关于川汉线选线问题的请示报告[109]。对这个报告，刘少奇批注：第三方案，铁道部原设计方案，即清江方案，也应加以比较、勘察。周恩来十月十日批注：有哪些地下资源，望先与地质部、冶金部联系研究后标图送阅，以便在现地勘察线路时，进行矿藏勘察。毛泽东阅后批注：“周说得对。必须同时勘察三条线上的地下资源，即煤、铁、其他金属及森林情况。”十二月十四日，对薄一波十月十七日提出的对三条线必须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不能像过去主观上先定一线，名曰选线而实际上只在航测图上选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批示：“你的意见很对。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延延，不认真紧张地从事调查。”
10月13日 审阅外交部九月十日建议以毛泽东名义复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请示报告（附代拟稿），批示：“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十八日，在本·贝拉九月一日致毛泽东信的中译文上批示：“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封回信，要用亲切的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写（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是否请乔冠华同志起草，送我修改后发去？请酌办为盼！又，凡来信都应回答。乃比里前总理对我国的祝贺信[110]，也应回答。”二十四日，对二十三日送审的乔冠华起草的给本·贝拉的复信稿作了少量修改后批示：“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
10月16日 下午三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同日 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十四日举行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11]。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一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至于怎样地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致电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会议还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贺电于本日发出。贺电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祝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同日 下午六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处在美帝国主义旁边，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吵架，是暂时的事情，临时的现象。现在苏联人民在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苏两国不会分裂，分裂不了，谁要想分裂是不行的。中苏两国不和，害得你们也不好过日子。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有许多党不好过日子。我们今天就打电报去祝贺柯西金，祝贺勃列日涅夫。平时党内不祝贺，但这次可以例外。赫鲁晓夫是个人物，你们去莫斯科想见赫鲁晓夫，见不到了，十四日赫鲁晓夫的照片在莫斯科统统搬下来了。他整斯大林整得太狠了，斯大林阴魂不散。毛泽东在介绍中国情况时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更长、更深的革命，要批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能要十年八年。
10月18日 阅刘少奇本日写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林彪的信。信中说：送上公安部和西北局两个文件，请看看。过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不透，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现在应当立即由中央和省委派遣干部，组成巡回检查组，到那些已经发生打击贫下中农的地方去迅速处理。凡有比较严重的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确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请主席召集常委同志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是否可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一九六五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时，毛泽东说：对，就是这个问题。当汇报到我国对外贸易构成已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六十、社会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四十时，毛泽东说：这个合理嘛！资本主义世界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十几个。当汇报到水利问题时，毛泽东说：三峡水库还搞不搞？总司令反对搞，怕淹了重庆，我说搞。现在我倾向于不搞。三门峡没用处了嘛，蓄水就淤。当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总而言之，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酒泉钢铁基地的规模不要太大了，一百多万吨够了。铁矿多，可以拉出来另建。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当汇报到上下不要对口时，毛泽东说：对，就是这样。汇报结束时，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搞得不错，摆出了问题，如人民生活之类，也反映了经济形势很好，可以发下去。刘少奇说：先发下去，以后有修改再修改嘛！李富春请毛泽东指示，毛泽东说：想一想，你还是把文件搞出来。李富春回答已经搞出了文件。毛泽东说：那好，看过之后，有什么话再讲，你们可以先出去[112]，不要等。这次会议在开始汇报前，有人提出是否写一篇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类的文章，毛泽东说：人已倒了，没有对象了，还写什么，不得人心嘛！当谈到约翰逊最近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两句结论：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编者注）；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编者注）。当议论到是否能争取有十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10月22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及我们的对策问题。会上，大家纷纷议论赫鲁晓夫垮台原因，康生根据材料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大罪状[113]，国际五条，国内五条。毛泽东说：第一条，三国禁试条约，他们感觉束缚了自己手足。美国地下核试验设备多，可以经常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苏联地下核试验很少，吃了亏，特别是军人们反对。第二条，德国问题，这是对敌投降，东欧各国都怕。第三条，中苏关系，赫鲁晓夫早已不好混了。第六条，农业失败，不只农业，工业也搞得不好，一切都落后了。第七条，搞翻了军队，裁减军队，把老的元帅都撤换了，铁木辛哥、华西列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科涅夫、朱可夫等等。什么十条，多得很！全盘否定斯大林，压制民主，个人迷信，裙带关系，一人决定，随意决定计划，破坏草田轮作制，等等，多得很！总而言之，混不下去了。当议论到我们最近应该怎么办时，有人提出，第一，写封信给左派党，说明我们对赫鲁晓夫垮台的看法；第二，从正面写文章，阐述我们的立场。关于写文章，毛泽东说：我主张冷一个时期，观察一个时期。我是中间偏左，你们是左派。他们还是修正主义，但他们现在对美国有顾虑，需要中国这个朋友。目前对他们不能逼，逼，逼到那边去了。我们对情况还未弄清楚，要看一看。“冻结”两个月，有什么关系，过去我们写文章，也往往是隔几个月一篇嘛！这样我们的旗帜会倒下来？十月革命节我们写文章，也说好话嘛！毛泽东最后说：一、我赞成给各左派党写封信，二、目前要看一时期。十月革命节，他不请，我们也派副总理去。十月革命还不准庆祝？国内也举行个会，搞得热烈些。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第二，从广州等前沿城市中迁建部分民用工业到三线去；第三，加强国防公路、国防通讯网的建设；第四，做好物资储备和仓库建设；第五，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第六，适当加强三线的文教、卫生建设。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瑞卿各同志：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和罗瑞卿约中央有关部门商谈，提出关于一线、二线省区自身的三线建设部署和工作布置。二十六日，林彪将广东省委这个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此报告可否批发全国各省，以使各省的备战工作更加落实。”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彭阅，退林彪同志。只看他给我的短信就够了。真是小说上说过的：‘英雄所见，大抵略同。’”二十九日，周恩来将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稿报送毛泽东。十一月三日，毛泽东批示：“照发。”指示说：“中央现将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报告和主席十月二十二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十月二十九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
10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古巴海军代表团，萧向荣、赵启民[114]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还是不发达国家。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更好地发展。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比较走上了轨道，我说比较走上轨道，不是指全部，有些东西还要改掉。工作方法，经济上的经营管理，其中有些东西是抄外国的，不符合我们的情况。另外，国内还有些地方，革命还不彻底，要重新进行革命。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要重新教育。苏联出了一些事情，总之起了变化，我看是往好的方向转。现在看看情况再说，休战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再说。我说的不是对帝国主义休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休战的。这几天苏联报纸也不那么批评我们了，我们主张大家都团结起来，谁想与苏联闹翻？没有人想与苏联闹翻，苏联是好的，党员也是好的，只有少数人不好，其中之一已经下台了。蒋介石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可是他在联合国还“代表”六亿中国人民。我跟他很熟，他现有七十七岁了，开头做了一些好事，但后来专做坏事，离开美国就不能活。但他与我们也有一点相同，他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过去把蒋介石的这摊子接下来，文学、艺术、教育家，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大部分是从蒋介石那里接收来的，我们离开他们还不行，离开他们就没有人教书。
同日 阅陈伯达送阅的他九月十六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在陈伯达谈到“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处，毛泽东加写：“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10月24日 复信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感谢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发来的贺信。复信说：四年前的同一个节日，我曾经在答复你的贺信中说：如你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形势十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现在，这种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形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全世界人民一定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相信，日益觉醒的泰国人民也会卷入世界反美斗争的浪潮中，美帝国主义终将要从泰国滚出去。
10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另有主管国际、外交等方面的十余人参加。会议首先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总理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得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党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来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大局看，这样比较有利。会议接着讨论刘少奇十月十八日写给毛泽东等的信。毛泽东说：这几天忙国际问题去了。你提的问题，没有谈谈，我看还是放一放，你看像信阳事件那样，都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放一二年，问题都出来了。
同日 阅张爱萍、刘西尧十月二十六日给周恩来、林彪等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据我们这两天在现场观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效应试验情况，初步认为，地面暴露的有生物，在距爆心一定距离内多数将陆续死亡；在一定距离外，虽不致死亡，但将丧失战斗力。地面暴露配置的各种作战武器，在距爆心一定的距离内，大部分被破坏或在短时间内不能使用；在一定的距离外只要稍加防护（如野战掩体），基本上没有影响。各种工事、掩体，特别是地下工事，对原子爆炸有很好的防护能力。毛泽东批示：“只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
10月29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妇女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都喜欢你们，听说你们都是劳动者，世界上劳动者是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劳动者。劳动者一定要翻身的，帝国主义会被赶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代表劳动者的。谈到西南非洲人民受压迫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在北京找些青年人跟你们会见一下。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
同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苏联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越南、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让邓小平把会议讨论的意见，告诉没有参加会议的朱德和陈云，让周恩来告诉林彪。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领头，加上彭真等，去朝鲜向金日成通报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征求朝鲜方面的意见。
10月30日 审阅康生、吴冷西十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观察家评论《铁托[115]集团的又一次自我大暴露》，批示：“刘、周、邓、彭、康、吴冷西同志：现在发表这类文章（豺狼倒了骂狐狸）不策略，此稿不能用。”
10月 批示江青、李讷阅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十月十六日编印的《团的情况》上刊载的《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一名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放弃高考，立志务农，最终到江苏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的事情。
同月 读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第三册第五篇第五章第一节中的一段话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毛泽东批注：“何其正确。”另一段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它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毛泽东批注：“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11月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阿富汗是个英雄的国家，历史上你们没有屈服过。我们与你们是友好国家，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在国内你们努力进行建设，正向着进步方向发展。查希尔说：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很大成就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是没有前例的。毛泽东说：吹嘘得大了，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要学习先进技术。以前西方国家说我们不行，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一条。论人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多，论地区也是最广。只有他们西方行，我就不相信。不过还需要时间，要几十年或者更长一些，但总是可以行的。他们能办到的，我们也可能办到。毛泽东说：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要打仗，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世界大战，也不想打局部战争。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军队和民兵，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不是为出国打仗。
同日 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彭真、贺龙，同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一起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日本芭蕾舞剧《？？礻氏园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就派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一事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临时代办通气情况，及邓小平为此事访问朝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要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
同日 阅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养初十月二十四日关于有些设计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工作改革运动给薄一波并李富春的信，批示：“彭真同志，请转谷牧同志：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同志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十一月二日上午，谷牧召集工交口、国防口的十九个部的负责人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部署。提出要以主席思想为指导，彻底揭发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打破苏联框框的束缚，经过这次改革，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设计工作办法来。在今后三个月内主要是充分揭发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为开好明年二月的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做准备。当天，谷牧写会议报告给彭真并报毛泽东。报告中说：我准备每两周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督促。日常工作，由宋养初同志负责。八日，毛泽东在谷牧的报告上批示：“退彭真同志：请告谷牧，他的这个部署很好。”
11月5日 晨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周恩来、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方针问题。本日，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
同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116]、柯西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电报说：“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
11月6日 审阅刘宁一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可用。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了讲话稿中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并批注：“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在讲话稿中的“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民主党的约翰逊是和平的候选人，共和党的戈德华特是战争的候选人，他们两人实行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之后，毛泽东加写：“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社论稿《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批示：“写得好。”在社论稿的两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后，毛泽东都加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刘少奇、邓小平。
11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勃列日涅夫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说：从这个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限，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苏共领导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末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可不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
同日 晚上，在苏联政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我们不要任何毛，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因当时有美国记者在场，周恩来没有理他走开了，只说了一句：“你的话我不懂。”马利诺夫斯基还在那里继续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这个话，周恩来走开了没有听到。马利诺夫斯基又去对贺龙讲污辱毛泽东的话，贺龙当即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周恩来随后向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当晚，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急电，报告事情经过，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指示。十一月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复电代表团，同意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要求他们作出正式答复。当天，勃列日涅夫等回拜中国党政代表团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马利诺夫斯基昨天侮辱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话提出抗议，要求苏方正式澄清。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表示道歉。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十一月一日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请示报告（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117]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批示：“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委的报告（附通知草案），要求各地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
11月8日 晚上，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金日成，就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苏共新领导中谁是主要人物，苏共新领导今后的走向等问题交换意见。十六日，双方在一一八厅进行第二次交谈。共同认为，这次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是一个好办法。毛泽东说：我们去是为了人民，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全世界人民。现在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新领导是不得人心的，我们要偃旗息鼓，要观察一个时期。
11月9日 应江西省请求，为方志敏[118]烈士题写墓碑：方志敏烈士之墓。
11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从第一次会谈[119]的情况看，苏共领导集团企图表面上承诺所谓团结，来换取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和肯定十二月会议的合法性。要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声明我们绝不参加苏方下令在十二月召开的筹备会议。毛泽东说：我们没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今年三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毛泽东让邓小平拟一个给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电报，要代表团谈完了就回国，要告诉代表团，我们要明确地表示，这次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中共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于十一日晨一时发出。
11月11日、12日 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先后举行第二次、第三次会谈。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苏共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在第三次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在通报解除赫鲁晓夫领导职务的原因时说：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通报表示不满意。勃列日涅夫还说：苏共的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主义路线，苏共纲领是正确的，是不可破坏的。这个路线，不论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对我们来说是毫不动摇的。周恩来最后说：这次我们没有能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十三日，中国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11月12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十一月四日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军委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一、抓战备落实。二、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准备工作。三、抓领导干部的蹲点。四、抓院校的整顿。五、抓明年初整顿机关的准备工作。六、抓军队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的改革问题。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11月14日 下午，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到首都机场迎接。随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贺龙访苏情况汇报。周恩来说：从会谈的过程中来看，他们还没有要根本改变对华方针的想法。这些人根本谈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可以看出，他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可能是对赫鲁晓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对他的作风不满。毛泽东说：我们曾经议论，认为苏共新领导实行的很可能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恩来说：主席概括得很对，很准确。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及筹备会议，苏共新领导似乎也没有确定筹备会议硬是要在十二月开，但是要开这个会是肯定的。同时，他们也希望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我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在会议将结束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我们这次去，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毛泽东最后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1月17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1月中旬 阅中共广东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中央和中南局的第一次报告，批示：“很值一读或两读。”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干部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原来的一些红旗单位，问题都很严重。现在看来，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
11月18日 审阅《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并嘱分送各同志，准备一两天内谈一次。十九日夜陈伯达致信毛泽东：“根据您的指示，这篇文章，经过少奇、恩来、小平、康生同志和钓鱼台几个同志在一起，读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大家都同意作为《红旗》社论发表。现在，把修改的地方写在原来的稿子上，请审阅，指示。”二十日，毛泽东再次审阅这篇文章，批示：“照发。”这篇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发表，《人民日报》当天转载。
11月23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贺电说：日本共产党是富有战斗性的坚强的日本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日本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突击队。日本共产党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团结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1月和12月 应胡乔木请求，修改他写的词《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等，共十六首。毛泽东在修改《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时，对胡乔木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后补报的一段话[120]，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胡乔木词十六首的发表问题，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同日，还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告诉他胡乔木词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人民文学》可以转载。
11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帕雷德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非洲和亚洲不单是一个美国问题，除了美帝国主义还有欧洲帝国主义。看来形势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要快。赫鲁晓夫下台就比我们预料的快。都要准备两手，革命的长期性，另外一手是准备来得快一些。要真学会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你们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做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工农接近，要向工农学习。如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向我国工人、农民学习，那就不行。情况变了，工人、农民有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脱离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号召干部，除了体弱有病的极少数人，统统要去跟工人、农民接近。
11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次会议还讨论了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问题。
11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听取李富春、薄一波去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情况的汇报。在李富春谈到西南三线到一九七五年能生产多少吨钢时，毛泽东说：还有十一年，按总理的要求要快。还能不能再快？帝国主义已经二十年没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还有搞氢弹、导弹也要快，三年太慢了。当李富春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六个布点方案时，毛泽东说：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在邓小平谈到全国铁路的布局要早规划、早决定时，毛泽东说，不要拖拖拉拉，能动手就早动手。现在经验也好总结了，例如，建设首先要搞矿山；不要搞多头领导，大权要独揽到中央，要有协作；还要搞新技术。苏联的框框也要加以分析，也要一分为二。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二十一日听取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关于军队训练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纪要，批示：“刘、周、邓、彭阅后，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对普及工作的指示很重要，一定要把普及工作搞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训练都重要，都要搞，两方面都要照顾到。各军种、兵种都要搞天天练，各有重点，各有过硬的本领。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原则，军委已经定了，就是要搞近战、夜战，在困难复杂条件下训练，练过硬本领，抓基础等等。南京、北京的军事学院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要搞通。院校要注意抓政治工作。
同日 阅刘亚楼等关于广州军区空军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遂溪地区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王任重提出：农村“四清”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我看也和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必再叫什么“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四清”的口号可以这样提：依靠革命的积极分子，团结大多数干部，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建立或健全新的领导核心，实现机关的革命化。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富春、一波阅。我看这个意见好。如果你们已经看过这个材料，也可以再看一遍。”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同广东中山县两个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的谈话纪要，批示：“刘、周、邓、彭阅后，退毛。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吴才添说：搞“四清”很好，但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因此，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得太猛，现在贫农、下中农没有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就没有人领导，社员就像一盘散沙那样，生产就搞不好。你们不要急，慢慢来。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感到有威胁（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是第一讲生产；第二搞好工分；第三搞好卫生；第四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要斗争。因为社员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要斗争多少人，要捉多少人。等到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陈二妹说：工作队同志找贫农、下中农，成天跟着他，又问这又问那，一口气问他很多问题，使得他害怕了。不要急，急是不行的。
同日 阅反映香港观众赞赏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一份材料，批示：“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材料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有些人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红色娘子军》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天鹅湖》则比原定演出三场减少了一场。
11月27日 阅中国驻阿联（今埃及）大使陈家康建议在北京举行声援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大会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即送刘、周、彭、邓：应照陈家康的意见办理。应迅速开五六十万人的大会，在天安门开，我也准备出席。请酌定。”二十八日，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二十九日，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七十多万人反对美国侵略刚果（利）的群众大会。
1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六日收到的苏共中央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把原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二十六国党筹备会议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会议的名称改为“协商会晤”。会议决定：我们仍然坚持过去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的立场，在八月三十日的复信中已明确阐明了，所以对这次来信不必答复。
11月29日 应《工人日报》编委会请求，为《工人日报》重新题写报名。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实践》杂志社请求，为《实践》杂志重新题写刊名。
11月 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
12月1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报》题写报名。
12月2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简报》第六十五期刊载的一份材料，材料反映部队离职休养干部中担心“三不变”不能落实、希望调整军衔级别等思想问题尚未很好解决，离休干部的住房多数还没有落实。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彭、贺阅，退毛。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
12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整顿院校工作的报告。报告说：长沙政治学校实行面对面的领导，领导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一年有三到六个月参加教学活动，并且以身作则，使学员时时受到好作风的影响。他们依靠群众，大家办校。这是值得所有院校学习的。但是，在全军院校中办得像长沙政治学校这样好的还是少数，多数院校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故决定在全军院校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由叶剑英主持。毛泽东阅后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问叶剑英同志：长沙政治学校有无总结性的材料，如有，请他给我一份。”
12月5日 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批示：“一波同志：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阅后，退一波。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报告说：在该厂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计划指标“以多报少，大打埋伏”；技术经济定额“假造公式，以低报高”；产品质量“以劣报优，以次顶好”；清仓核资“谎报亏损”；工程计划“先小后大，骗人上马”）。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布置任务靠奖金；执行任务靠奖金；刺激情绪靠奖金；政治工作靠奖金）。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滥用，浪费惊人。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七日，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李先念、伍修权访问阿尔巴尼亚，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的情况汇报。
12月9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六日给宋任穷的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政的同志们阅读。”刘少奇的信中说：送上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请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估计县社两级骨干的情况，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河南的县社骨干的情况如此，东北各省干部的情况是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这是值得你们深思的。由于我得到的东北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12月10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送阅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121]、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真正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122]。刘少奇提出，陶铸的报告和信“我意可印发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批示：“可以印发。又，在报告第六页（应为第五页——编者注）上，我批注了几句话，请你看看。”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
12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2月12日 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十二月七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长期计划考虑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具体些，但仍是纲领式的；十五年设想主要是战略布局和总的奋斗目标，包括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和四个现代化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广泛征求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明年一二月份先搞一些反映专题研究的长期计划简报，向中央报送，以使我们及时得到指示。明年三四月份拟定计划纲要，五六月份提交中央讨论。简报的题目，现在想到的主要有十七个[123]。毛泽东阅后批示：“富春同志：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十三日，又在彭真十一日送阅的计委这个报告上批示：“已阅。退彭真同志。这个程序问题写得还好。缺点是粗枝大叶，只见几根骨头，没有皮毛血肉。”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处。同意转发。”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写了一些批注。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再次批示：“此件太长，似可不发。”
12月13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124]。报告共三个部分：（一）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说，“事实上，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有一个”改为“有很多个”，“还有很多”改为“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句之后加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在报告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一句话后加写：“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报告第二部分讲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之后，毛泽东加上“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二十九日，审阅《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摘要稿，将“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句中的“达到或者接近”改为“可以认为是”。并批示：“作了一些修改，即把可能使外国人害怕而又不必要的字句改了一些。”
同日 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125]，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12月15日一1965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在十二月下旬形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会议即准备结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64]811号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开始，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纪要。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讲话。最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修改整理出共有二十三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印发纪要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2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赫鲁晓夫下台及十一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情况，指出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我们应该准备新的斗争。接着，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映的一些问题，提出请会议讨论。在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一次利用人大开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本想开个小会，既然你们都到了，那就大家都来。毛泽东插话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都到了嘛，而且是扩大的。刘少奇说：陶铸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嘛。刘少奇说：有个别地方已经查出黑地来，群众搞了“四清”，就把黑地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有一个征购问题，现在还没有普遍地查清楚黑地，如果对现在个别地方已报出的黑地进行粮食征购，那报出黑地的是肯定要吃亏的。毛泽东插话说：不能去征。要在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加购一点。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最后，毛泽东说：每天下午三点半要在这里开一次大会，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有话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12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在会上发言。
12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宋任穷、刘澜涛在会上发言。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一次重新整风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组织来说，是一次大清理。把这次革命搞好，搞彻底，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好的党。西北地区共有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如果把以前夺权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
12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发言，他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省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县是否同时搞，可以不作规定，把下面搞清楚后再定。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整训工作队骨干的情况简报。刘少奇提出这两件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发。”江华的报告说：我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上虞县梁湖公社华山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作队共同的看法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浙江省委的简报说：党内的右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许多同志对于党内和干部中的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严重情况，长期认识不清。思想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刘少奇提出此件似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纪要说：会议讨论认为：工作队进村以后，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1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魏文伯[126]、谭震林在会上发言。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从二十日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十二月八日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批示：“要把原本上薄一波同志那些批注印上去。我在原本末尾也批了几句话。”毛泽东批注的话是：“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高扬文的报告说：在阶级斗争胜利形势带动下，白银公司今年生产斗争的三大任务是生产铜两万吨（国家计划一万六千吨），精简三千人，上缴利润六千万元（国家计划五千三百万元），已经在十二月五日完成。他们把两个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是：一、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二、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三、在生产斗争中也要敢于革命，彻底革命。四、以不断革命精神，组织生产高潮。五、经常用阶级斗争胜利的实例，向广大职工进行活的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六、充分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七、在革命运动中，培养三八作风，坚持干部参加劳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12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少数省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一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讲分子。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部分；左的也很少；中间派有人讲问题不那么很多，但是沾了一点，坏事也做了一点，要把这一部分人拉过来。划地富的结果，户数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要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问题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但是现在正是有劲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盆冷水下去，我又怕泼冷水。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再搞五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陶铸说：我同意城市、农村是“四不清”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的意见。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127]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同日 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128]大白菜也上了头条[129]，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12月21日一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现在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2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会见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团长、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并观看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出。
12月24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的作家，刘少奇、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客人们提出希望毛泽东能给亚非作家说几句话，毛泽东说：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的话就是这么一句，没有更多的话。
同日 晚上，审阅陈伯达本日晚十时报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十二月二十四日，二稿），共十六条，毛泽东阅后于晚十一时批示：“照办。”他对第一条中的“在上面的，有中央、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和不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句话作了修改，删去“和不”两个字。随后，陈伯达将这个文件由十六条增至十七条[130]，报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标题下括号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所署日期改为“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纪要，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队党委。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纪要的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2月25日 阅罗瑞卿十二月二十四日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核子劫后生机未灭》一文。该文说：就科学家理论上而言，核子爆炸后的地区，因大量辐射尘的浸染，将寸草不生，动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家一行，回到六年来被封锁的美国原子弹试验“靶场”——西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时，却见杂花生树，好鸟飞鸣，鼠跳鱼跃，海藻漂浮，而莫不惊叹大自然在劫后复苏的伟大活力了。毛泽东批示：“已阅。退罗瑞卿同志。”并指示罗瑞卿，此文可作为参考资料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看看。
12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兵代表团，罗瑞卿、彭绍辉[131]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经常被人瞧不起，亚洲也一样，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你们要吸取中国的教训。要记住这一条，太平洋不太平。你们是地中海国家，你们那里有个第六舰队，我们这里有个第七舰队。美国人整我们，也整你们。
同日 毛泽东生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先后发言。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当陈伯达谈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谈到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泽东插话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同日 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
12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还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第三种提法比较妥当，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就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错了，你也得听下去，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工作态度，不要使人怕。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132]
12月29日 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记忆，笔录了《三垂冈》[133]诗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月31日 阅陈伯达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他同余秋里[134]关于工业设计问题谈话的记录，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新年联欢晚会。
* * *
[1] 这10首诗词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2] 李四光，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3] 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南端巴拿马共和国中部蜂腰地区，全长81.3公里，是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运水道。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政府签署了一项不平等的“美巴条约”，以一次付清1 000万美元和每年偿付25万美元租金的代价，取得了永久占领、使用和控制运河区的权利。1959年11月9日，巴拿马国民议会曾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一定要收回运河区。1963年1月，美国对巴拿马的要求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同意在运河区中并悬巴美两国国旗。但是，美国仍然保持着全面控制运河区的特权。1964年1月9日，由于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的军队杀害了一名反美示威的巴拿马学生，巴拿马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1月10日，巴拿马政府宣布中断巴美外交关系。
[4] 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参加《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的专家。
[5] 袁水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6] 陈忠经，当时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7] 1951年9月8日，日美两国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修改后重新签订，称《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的条约规定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等。
[8] 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中有“九派长江九叠山”句。
[9] 吴德峰、张志让，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10] 指余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1] 指李大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心理学教师。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2] 指1964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13] 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所长。1965年1月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4] 竺可桢，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5] 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1964年7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部长）。196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蒋南翔，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1964年6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1月任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16] 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第一书记。朱穆之，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7] 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8] 爱新觉罗·载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末曾任军谘大臣。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
[19] 指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中所列的30本书。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20] 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21] 复信关于具体措施的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分别地或者共同地达成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三）我们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召开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22] 陈，指陈毅。
[23] 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朴容国，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部长。
[24] 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5] 毛雷尔，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26] 乔治乌-德治，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
[27] 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8] 指正在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这部书在1964年6月出版，编入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9]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30] 高亨，文字学家。当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31]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了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周扬介绍到高亨时，毛泽东说读过他的几种著作，并给予肯定的评价。此后，高亨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给周扬转交毛泽东。不久，他又将60年代初读毛泽东诗词有感而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寄给毛泽东指正。
[32] 胡克实，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3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
[34] 指《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
[35] 指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应公开修改八届六中全会所决定的1959年几项计划指标的少数人。
[36]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毛泽东1941年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共9个部分，也称九篇文章。这篇长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而写的。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文章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后又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作过几次修改，但没有发表。
[37] 《关于调查工作》，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930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1957年2月，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捐出。1959年8月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1年1月由田家英送毛泽东阅看。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印发当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经毛泽东审定，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编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补入了这篇文章。
[38] 阴发祥，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9] 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40] 李启明，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省长。
[41] 许光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42] 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上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
[43] 这个贺电稿是在北京起草的，比较长，其中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问题。
[44] 1964年4月13日晚上和14日上午，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等按照毛泽东关于修改给赫鲁晓夫生日贺电的意见，起草了两个稿子，一长一短，于14日上午报送毛泽东。第一方案指比较长的那个稿子。
[45] 丁西林，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
[46] 刚果（布），当时称刚果共和国，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
[47] 刚果（利），刚果共和国的简称。1964年8月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10月改名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复称刚果民主共和国。
[48] 卢蒙巴，原刚果（利）民族运动党主席、刚果（利）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60年9月，刚果（利）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被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加以软禁。1961年1月，被冲伯叛乱集团杀害。
[49] 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5年3月代理省长，4月任省长）。
[50] 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
[51]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1964年5月举行的工作会议。
[52] 在这次会见中，希尔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篇全面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
[53] 这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苏共中央来信提出3条建议：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54] 这是中共中央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1964年3月25日来信的复信。来信附有由他们提出的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呼吁书草案。
[55] 姆库贾·苏莱曼，当时任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副主席。
[56]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指标是：基本建设投资5年合计1000亿元左右。到1970年，粮食产量4300至4600亿斤；钢1600至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440至26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至百分之九点五；农业总产值690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1970年财政收入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二。
[57] 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陈荒煤，作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58] 陈浚，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59] 刘少奇在1964年5月28日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谈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会议上说：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到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邓小平：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几十亿元，我们有1000亿元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酒泉是放到第二位的。
[60] 卢绪章，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记载，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薄一波回忆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64年6月6日，据档案记载应为1964年6月8日。
[62] 这句话，在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一文中写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63] 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64] 宦乡，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65] 龚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66] 一篇是姚文元1964年5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7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一篇是金为民和李云初同年7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
[67]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内部理论刊物《未定文稿》主编之一。
[68] 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他的文章题目是《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69] 甲种本是适合一般干部学习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入毛泽东从1927年到1958的著作37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乙种本是适合工农青年学习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编入毛泽东从1926年到1963年的著作37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3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70] 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71] 本·贝拉，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总统。
[72] 佐佐木更三，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众议员。
[73] 瓜德罗普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74] 林彪在谈话中说：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各总部应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执行，用这个谈话把我军的战略思想完全统一起来，完全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
[75] 见晏殊《浣溪沙》。
[76] 范瑾，当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日报社社长。1964年9月又任北京市副市长。
[77] 这5期简报是：1964年7月21日印发的第9号《关于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和问题》；8月5日印发的第18号《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8月7日印发的第21号《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8月10日印发的第25号《音协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和第26号《阳翰笙同志宣扬三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情况》。
[78] 这是对中共中央1964年7月28日复信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定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26国党筹备会议，26个党中的任何一个党，在12月15日以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筹备会议也要如期召开。还说，国际会议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
[79] 指毛泽东原来计划的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行动。
[80]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81] 程子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65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又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82] 韩光，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代理秘书长（1965年1月任秘书长）。
[83] 吴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哲史组组长（1966年5月任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龚育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邵铁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辑。龚育之1976年12月26日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原始记录和整理稿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时的附信中说：“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搞了一组材料，拟了一个提纲，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找这些人谈了这次话。”
[84] 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85] 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86] 见《庄子·天下》。
[87] 指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1期发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
[88] 此前，日本共产党曾来信征询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苏联共产党召集的筹备会议。
[89] 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报告中还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90] 王炳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91] 指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
[92] 指196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即大区书记会议）。
[93] 周培源，物理学家、力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4] 胡启立，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95] 湖南的文件，指中共湖南益阳地委1964年8月14日《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和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江苏的文件，指《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1964年7月21日），内容是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党委与工作队发生的争论及其教训。
[96] 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7] 邓小平在8月29日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会议开4天。对社教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10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11月就要开始了，湖南、广东正在训练工作队。另外，修改了“后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
[98]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99] 指印发刘少奇1964年8月16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8月18日给刘少奇的复信。
[100] 指1962年11月任命陈伯达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01]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1964年9月1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102] 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103]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湖北省省长。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北省副省长。
[104]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中所讲的10个问题。
[105] 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代理部长兼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
[106] 指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兰的共产党代表团。
[107] 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孙女。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
[108]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109] 这个报告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停建湘黔线、改修川汉线（重庆至汉口）的指示作出的。报告提出了沅江方案（第一方案）和澧水方案（第二方案）。
[110] 指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给毛泽东的祝贺信。
[111] 柯西金，当时还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112] 指李富春和薄一波到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
[113] 康生列举的赫鲁晓夫的10大罪状是：签订三国禁试条约；德国问题；中苏关系；苏古关系；经互会；农业失败；搞翻了军队，军队不搞常规武器，只搞火箭；乱花钱；随心所欲地决定计划；族阀主义。
[114] 赵启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115]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
[116] 米高扬，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7] 指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掌握的地区，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篡夺的地区。
[118] 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主要创建人。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捕，同年8月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119] 指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1964年11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领导人举行的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希望了解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表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一次会谈时介绍。在勃列日涅夫等谈了他们对改善中苏两党关系的意见后，周恩来说：我们应该找出为加强中苏两党和全世界兄弟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愿望的途径。从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讲话中概括起来，你们设想的有3个办法：第一，停止公开争论；第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第三，也不排除其他的途径。勃列日涅夫说，对。周恩来问：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同赫鲁晓夫坚持召开的12月起草委员会连在一起，如果是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好考虑了。米高扬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在会谈快结束时，周恩来强调，我们不能联系到12月起草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要联系就无法考虑问题，还是找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愿望。
[120] 这段话是：“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但国内至今庙坟尚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令人高兴的是，杭州孤山一带成堆的坟墓，经过广大群众热烈讨论和领导的决定，已经在12月2日分别情况迁移和平毁，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留价值的建筑和陈设，也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词中的一些话（指词中的“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编者注）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
[121] 陶铸196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和平演变以及基层组织被篡夺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7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1户上中农、1户富农、4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剥削。这样严重的问题，绝非这个生产队与花县所独有，而是在广东全省以至中南其他各省、区都普遍和大量地存在着。
[122] 陶铸1964年12月6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一、要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二、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应以公社、大队为重点，全面彻底地调整这两级的干部，特别是领导核心。三、今后省、地、县各级干部每年都要分别到生产队蹲点1至2个月、2至3个月、4个月。四、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帮助在生活上和生产上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
[123] 17个题目是：（一）财政收入、支出的分配和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问题；（三）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四）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区的后方建设问题；（五）现有企业（主要是一线地区的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综合利用和迁厂问题；（六）技术革命和各行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七）发展农业问题；（八）轻工业和市场问题；（九）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各方面协作，以及和战结合问题；（十）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十一）煤、电、油和建筑材料的规划问题；（十二）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的建设问题；（十三）机械工业的规划；（十四）外贸和援外问题；（十五）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试行和推广，包括劳动、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的规划，教育事业的规划；（十六）国家储备问题；（十七）财政体制和计划体制。
[124] 196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周恩来说：主席意见，把这个稿子在18日发给人大代表手上。写上：各位代表：送上这个文件，请审阅，提出不同意见，以便修改。周恩来还说：主席看了第一稿，第三稿看了一部分，这次是第四稿，主席看得更仔细，已看到52页了，有些修改。后面的部分，主席看了以后还有东西要加。
[125] 指印发1964年12月15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26] 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
[127] 见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
[128] 四篇小文章，指《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6期登出的4篇短文：《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者按指《人民日报》的编后，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129] 指刊登在196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130] 十六条是：一、运动性质；二、统一提法；三、工作方法；四、抓全面；五、时间；六、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七、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八、工作队的成员；九、集团问题；十、给出路；十一、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十二、生产队规模；十三、基层干部任期；十四、监督问题；十五、四大民主；十六、工作态度。陈伯达增加的第十七条是：“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131] 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32] 毛泽东在会前要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内有《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会场，发言时当众读了党章和宪法中的有关条文。
[133] 《三垂冈》诗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134]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石油工业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