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 中午，听取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彭真参加。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八十号刊登的《杨放之(31)同志谈农村见闻》和《河北省和北京郊区农村的新气象》两个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两个材料都可看。河北省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交河县太大了，九十多万人，应分为两个县。公社也太大，只有二十三个，四万多人一社，太大了。交河整风还未贯彻，‘十二条’群众还不知道，应当加紧整社。”
同日 阅田家英三月十八日的信，批示：“即送曾希圣同志阅，阅后送刘、周、陈、邓、彭、柯庆施同志阅，退毛。”田家英的信中说：我从魏文伯(32)同志处借到一个安徽省宿松县试行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这个材料很值得看，现送请主席一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办好集体经济，扭转群众情绪。宿松的材料里说，在连年增产的九姑公社，大部分人不赞成包产到户；在情况很坏的二郎公社，便有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户。要在二郎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就是把一些孤儿寡妇丢下不管。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提出：维护集体经济，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依靠集体经济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为了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包产到户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但是只能是试点。从宿松的材料看，包产到户，在安徽已经不是简单的试点了，已经是在大面积推行。这种做法，应该制止。
3月19日 阅李井泉三月十七日报送的材料《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材料说：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二月份在南充市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与群众一起讨论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问题。对提出的三种分配方案，百分之八十一点二的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即：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既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又使劳动力强的人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同日 阅宋任穷报送的材料《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采纳。”材料说：东北的同志一致认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逐步解决的有组织规模、体制、分配、食堂等十八个问题。公社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同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适当扩大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一般应比高级社时期大一些。分配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食堂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
同日 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几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 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继续谈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
3月21日 下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向有关图书馆借以下书籍：南史列传、张元幹的《归来集》、张孝祥的《于湖居士文集》、洪皓的诗文集。二十二日，又嘱借唐代文学家罗隐的《江东集》、宋代诗人林和靖的诗文集。
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同日 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材料《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材料反映：河北霸县的一位贫农说，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霸县的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实行按劳分配，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大伙也会帮助困难户，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广东高鹤县的一位贫农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不光劳动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动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
3月23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审改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为这封信加标题《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加写“（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对信的内容作个别文字修改。毛泽东在会议上解释说：这是我加的括弧，因为各级党委太多了。中央只要抓省、地、县这三级，抓多了，等于不抓。至于公社以下各级，只要把县搞好了，就会大办起来，所以这封信也不要发给他们。
同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名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进行讨论。讨论后，毛泽东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各种人都要；调查纲目要事先准备好；要亲自出马，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自出马；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要自己做记录。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
会后，毛泽东根据讨论的意见，对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信又作了一次修改。将信中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改为“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将信中的“并且根据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改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将“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代价很大的教训”，改为“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3月24日 晨零时四十分，同田家英谈话，指示农村调查工作延续到五月，去江苏搞二十几天，选三个点。(33)
同日 晨四时二十分，同周恩来谈给赫鲁晓夫复信问题。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组继续调查农村问题。
3月25日 阅参加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四级干部会议的恭城栗木公社全体代表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桂林地区出现严重死亡事件，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现仍有大批病人急需抢救，请速派人参加现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了解实情，以便严肃处理。毛泽东批示陶铸：“此件请交刘建勋同志一阅，并请他迅速予以处理。告诉恭城县栗木公社的同志们：他们三月二十日的电报，我已看到了，对他们及整个桂林专区的不幸情况，极为怀念。中央委托自治区党委派大员去他们那里直接处理这件大事。”
3月26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28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批示：“恩来同志：来件收到，略有修改，请酌定。”答复稿说：苏共中央在来信中重申，拟以贷款形式为中国拨出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糖，并且同意把一百万吨粮食留作中国的后备。我们再一次感谢苏共中央所表示的这种国际主义的关怀和好意。如果今年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夏收或者秋收，或者今年夏季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较顺利，那么，我们就将通知你们，不再使苏联为我们承担一百万吨后备粮的负担。毛泽东加写：“如果那时粮食情况不那么顺利，我们将通知你们，那一百万吨粮仍作为我们的后备粮。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切实有利。我们想，你们会同意的。”
3月29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三号刊载的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材料，批示：“陶铸、陈伯达同志：你们一到，请即看此件。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谈话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材料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四次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会，县、社的同志都一致要求把目前的大县、大社划小。生产小队对生产队统一分配，口粮、工资拉平，意见很大。小队干部要求，除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农副产品采购任务和上交生产队一定的储备粮食以外，所有产品收入统统由小队分配。目前生产队内部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突出的矛盾是小队承担各项生产任务，但是没有分配权。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小高级社和大初级社，也就是相当于现有的小核算单位和大包产单位。生产队的户数一般以五六十户为宜，生产小队（作业组）一般以十户左右为宜。
同日 下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广东番禺县大石公社的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意见。陶铸、陈伯达说：群众对这个条例草案基本上同意，但是还有某些意见。群众最大的一条意见是，过去一些重大问题，就是上边决定，根本不和他们商量。这次这个条例草案跟他们商量，他们很高兴。谈话中，还就山东提出的四权统一、核算单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日 乘专列离开广州。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同陈云一起商量用外汇进口一些设备，多搞快搞一些化肥以增产粮食的问题。
3月3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部分占多少的问题，还有“三包一奖”(34)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这只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对“六十条”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你们可要注意，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敢不敢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照各省征求的群众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张平化说：我们调查的一个生产队二十四户，只有十一户愿意回家吃饭。毛泽东说：我看不止十一户，回去多了比较有利，还是办农忙食堂好。在谈到供给部分怎么搞时，毛泽东说：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最后，对张平化说：你还是以下乡为主，就不要回来了。我到湖北去停三几天，接见个客人就回来了，我回来时你不要回来，如果需要再打电话找你。
4月1日 晨，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下车后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胡耀邦、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来看中国，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十一年，大概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显著的成绩。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二字。中国革命经过对内对外的革命战争。我们曾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花了很大代价，找到了一条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比较熟悉，对于建设，如发展工业、农业，我们比较不熟悉，经验还不足。十一年的时间当然相当长，但要学会经济工作，还是困难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深入，这方面的教训也比较深刻。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且提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衡。现在可以说有点经验了，也不能说有很多经验。苏联经验比我们多。我们现在有一条经济建设的路线，有些成绩，但不完全，有缺点。假如你们十年后再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发动人民群众，同群众合作，从群众那里发源，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后，它的意识形态、思想方面是可以改造的，但时间要长。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改造的，有一部分没有希望，是要反对我们到底的。
4月3日 晚上，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的情况。
4月4日 晚上，同王延春谈湖北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4月5日 晚上，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谈话，了解人民公社情况。
4月6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计划问题和老挝问题，王任重参加。
4月7日 下午，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询问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没有？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这几年高等学校训练了一些农业化学、土壤肥力的技术人员没有？我从广州过来途中，在火车上看见插秧还是太密了。王震谈到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是由于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毛泽东说：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个教科书吗？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毛泽东听王震说吉林编的农业技术课本写得好，要王震找一本给他，翻译苏联的技术书好的也给他。毛泽东说：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现在调查，五保户只占百分之一，人数很少。毛泽东说：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4月8日 下午，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4月9日 晚上，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张平化说：讨论“六十条”时，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食堂、供给制、粮食定购。通过参加讨论，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张平化说：供给部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究竟少到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估计可能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或者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是不是不要那么多？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就可能不要那么多，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基本原则是两个，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看在两三年内新的公社不要去搞积累了，万万不要再平调了。那末公社干什么事呢？就去搞政治领导，搞“六十条”中规定的公社管的那些事。我看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那一套。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是这么几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另外还有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集中在前面四个问题。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同张平化谈话之后，毛泽东听取胡乔木汇报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韶山各大队讨论“六十条”时，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和群众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好些大队反映，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35)几个字。他们讲了办食堂有很多不利的方面，如肥料减少等。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就是食堂的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人民日报》也提过这样的口号，实际上群众是不愿意办食堂的。毛泽东说：河北就提食堂万岁的口号，他们说食堂多么重要等等。有些人的思想就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见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现在不是“顺三七”、“倒三七”的问题，而是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通通按劳分配。胡乔木谈到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不然他们有几种办法来对付国家。毛泽东说：是的，老百姓会用许多办法来抵制的。现在是将过去的瞒产合法化。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胡乔木谈到有人主张把耕牛由生产大队所有交给生产队所有，毛泽东说：山东也提出了这个意见。他们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结合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结合起来，就是不赞成四权分裂，他们主张四权合一，就是说，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湖南省委最近要开会，最好能够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胡乔木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
4月10日 下午，到长沙蓉园同刘少奇、谭震林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1日 致信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36)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4月13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洛萨诺等，廖承志、张平化在座。客人介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情况。毛泽东说：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隐瞒他们的统治，在他们面临危险时就会拿起武器杀人。如果人民没有准备，对统治者有幻想，会受到很大损失。对敌人可以压服，但不能说服，说服在人民内部用。你们可以研究中国的经验，但你们要根据委内瑞拉的具体情况确定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主要是不顾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外国经验。
4月14日 晚上，同张平化和从武汉来到长沙的王任重、王延春谈话。
4月15日 上午，阅胡乔木四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的调查材料(37)，批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胡乔木信中说：昨天我们去了一趟湘乡县委，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了他当天下午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常德地委小组会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要先把人们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解决。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西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一件发去，供你们参考。”并批示：“小平同志阅办。”报告说：最近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广州会议的精神和《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会议决定西北局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目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主要是结合“十二条”和“六十条”的贯彻执行，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其他问题，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以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4月16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17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交谈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如何开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敞开思想，要作自我批评。
4月18日 晨，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4月19日 在南昌会见以教育部部长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楚图南、邵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教员。我只教过四五年书，后来帝国主义不让我教书了，迫使我们这些教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在资产阶级学校读过书，那时不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没有准备革命，也没有准备组织共产党。后来社会的潮流压迫我们，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我们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因此就唱起了革命的戏，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改造。我想你们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我们不能采取铲除的办法，而是要争取和欢迎他们。但是团结只是政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要改造。因为他们是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改造思想，主要是改变旧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工作不能是很快的，只能用劝说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只能通过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自己的观察，使他们感到旧的不好，无用了，初步接受新的思想，这样才行。在我国，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光靠马列主义是不行的。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因此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那就是教条主义；但如果只强调本国情况和经验，而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产生右倾机会主义。
4月21日 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23日 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
4月24日 晚上，同当天下午陪同老挝富马首相、苏发努冯(38)亲王一行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富马和苏发努冯一行，周恩来、陈毅、伍修权等在座。双方就老挝目前局势进行交谈。富马说：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编者注）发出停火呼吁以后，我将发表一项声明，希望能在停火的方法和步骤上同万象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你的声明，很好，这样做很主动。你在声明中要求沙湾拿吉集团派代表团到川圹谈判，还保证他们的安全，并给予他们一切便利，这对你们有利。你在声明中要求老挝人民提高警惕性，加强团结和发扬斗争精神，很好。在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不要和平，而要战争。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需要和平。他们现在所以要和平，是你们近九个月来斗争的结果。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要战争，而不要和平。
同日 复信臧克家(39)：“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同日 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写的六首词(40)交田家英，要他分别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
4月25日 上午九时，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同日 上午，在杭州饭店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伍修权、霍士廉在座。
同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还决定浙江调查组在嵊县就毛泽东给邓小平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调查，时间定为十天。
4月26日 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等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主席说，看来“六十条”有些写法不当，需要修改。主要问题是：（一）所有制不落实。耕畜归大队好，还是归小队好？（二）食堂问题很突出。这个问题一不摸底，二受骗。过去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如果群众不满意，今年不垮明年垮。（三）分配问题。供给制多种多样，有个别维持的，多数是站不住。主席到湖南、浙江，发现“十二条”没彻底贯彻，退赔不彻底。他很着急，感到工作不深入，没有群众路线，政策上农民吃亏。主席意思，要把农业这一项抓稳，这方面搞不好，影响工业。
4月27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我们犯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毛泽东最后说：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4月28日 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4月 对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散文作家杨朔写的旅日游记《樱花雨》一文批示：“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文章通过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把驻日美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把日本人民比作风雨中开放的樱花。
5月1日 下午，在柯庆施等陪同下，到上海电机厂同该厂和上海汽轮机厂等工厂的职工群众及全市各大工厂的二百九十多名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说：工人要有革命骨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晚上，出席上海市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晚会，和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一起观看戏曲演出。晚会前，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教育、文化、科学界的代表座谈，柯庆施、曹荻秋(41)、魏文伯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对谈家桢说：你的研究在搞吧，现在还有没有人压迫你？应该发展学派，学派总要有代表人物的，你好好干吧！
5月3日 下午，同周谷城谈话，就文学、说唱艺术等问题交换看法。
5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发出。”
5月5日 阅张平化四月十四日关于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议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张平化在信中说：主席四月十一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5月6日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 晨四时，阅周恩来本日晨三时左右自邯郸打来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周恩来汇报说，他在邯郸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他正在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赞成只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坚决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
同日 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5月9日 晨二时，阅李井泉五月八日从内江打来的关于粮食问题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李井泉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李井泉汇报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在南充、内江两地同干部、社员座谈，他们反映比较强烈，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提出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要求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要求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
同日 晨三时，阅胡乔木五月八日关于湖南调查组工作情况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下午四时半，批复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又批示邓小平：“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胡乔木汇报说：现在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以前没有多了解的商业和手工业问题，主要是想了解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社的试点情况。关于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少为六个，湘乡沙田公社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食堂问题基本解决了，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关于农村商业问题，群众对现在的农村国营商业意见极多，省委已在作成立供销合作社的试点。原供销部的工作人员虽对由国家干部转为集体干部感到震动，但第二天又显著改变了对社员顾客的态度，马上到各生产队去征求意见，拨给对许多产妇应供应而过去未供应的糖。关于农村手工业问题，现在手工业工人劳动积极性极低，现行办法几乎到了无法继续下去的程度。为了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恢复市场供应，中南局各省委都决定恢复单独核算的、既有集中生产也有分散生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建议各省都可以进行一些试办供销社和手工业社的试点工作。关于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城市人民公社办的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我们在长沙还附带问了一些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的情况，据反映，这方面确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除计划指标外，工资奖励制度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工厂管理制度和党政关系问题，职工生活和职工私自回乡问题，工会工作问题，目前都很尖锐，迫切要求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
5月11日 到上海淮海路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当天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5月13日 阅邓小平、彭真五月十日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汇报谈到在北京近郊和顺义、怀柔等县一个多月的调查中，对几个问题的了解。一、社、队规模的调整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多数生产队赞成包产部分购九留一，超产部分购四留六。三、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四、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五、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六、社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七、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
5月14日 到达天津。阅张平化五月十三日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批示：“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张平化在来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他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一个大队作调查。群众对“六十条”非常欢迎，对小自由表现特别积极，听到食堂可以不办，认为是“松了绑”，一些人主张分田到户。有人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
同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谈话。提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政策出自于调查研究。晚上，回到北京。
5月15日 阅李井泉五月十三日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的来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另印发到会(42)各同志。小平阅后发。用保密电话。”来信说：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问题，我们在四川南充县新民区进行了试点工作。在当前我国几种不同性质经济并存的情况下，恢复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农村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情况，对小商贩的组织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同日 阅王任重五月十日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同志。原件退毛。”来信说，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四月二十六日结束。湖南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中是非界限有些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一些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阶级报复，在湖南一部分地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第二，对一九五九年粮食估产过高，征购和外调过多，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一九六〇年农业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一九六〇年生产上的瞎指挥，是造成农业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四，一九五九年大办水利时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没有勘察设计，结果劳民伤财。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问题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廖鲁言、田家英出席。
5月16日 阅阎红彦五月九日的来信，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小平同志：此信请你阅后，用保密电话发去，另印发到会各同志。”阎红彦在来信中说，他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信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社队规模的大小，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二、群众对公共食堂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要意见是：浪费大，平均主义，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三、多数地区群众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四、耕牛、大农具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五、山林问题，大家认为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并规定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益，山林恢复起来很快。六、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5月17日 审阅邓小平五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人员名单。名单中，中央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七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六个大市委(43)的第一书记共三十八人（赵紫阳、廖志高在内）；另起草小组共五人，以上总共七十人。并提出：中央各工业部门同志都不参加。在京其他政治局同志不参加。还可考虑邓子恢、胡耀邦两同志参加。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子恢、胡耀邦二同志应参加。”
5月21日—6月12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粮食、“六十条”、手工业、山林、商业和城市整风等问题。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制定出“修正草案”。对草案的最重要修改是：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原有的分配中的供给部分。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山林十八条”）。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调整为一千一百万吨。
5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等问题。毛泽东说：会议打算开半个月，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讨论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粮食问题等。我们的干部在讲到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时，都是一致的，但一到具体事情就不一样了。需要用实际来教育干部，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郑州会议只讲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策的原则，但没有讲具体政策，没有章程。上海会议提出了十八条，有了具体政策，但是不灵。我写的党内通信六条也不灵，那时没有提退赔，对干部也没有规章制度的教育。现在不少地方退赔不到一半，很需要用实际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年夏、秋、冬，以至明春，看能否做到彻底退赔，退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教育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和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经济。彻底退赔，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这几年有些不相信了，是你平调嘛！总之，凡是国家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集体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都要坚决退赔。湖南平调物资款十二亿元，全国估计约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退赔。退赔还要道歉，才能取信于民。一天没有退赔，一天不是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没有退赔，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反对剥夺农民的。我们与农民的关系，一是所有制，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分配。所有制主要是讲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还有同个人所有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党和农民的关系、干群关系、领导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这其中也有所有制问题。生产是集体的，你瞎指挥行吗？分配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如食堂问题，这次蹲了点，了解了真实情况，才能说我们自己的话。无论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军队，都要采取这种办法。庐山会议前，我们还没有弄出个章程，后来又弄出了几个大办，谁晓得会发生平调？孟子说过“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44)，我们提出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他们就大平调。如果叫他们反对革命，他们就不会干，这是“难罔以非其道”。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这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城乡关系，解放初期被战争打断了，我们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办法恢复了城乡关系。我在天津看了物资交流会，四十八里长，三天才看完。现在用退赔，用商业的老办法，用“复古”的办法解决。要退赔的东西，农民每户都是很清楚的，大概需要几年才能搞好。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5月22日 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说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省委工作。
5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彻底退赔，一年不行就两年、三年。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党从来是对地主、官僚资本实行剥夺，对富农只征收其封建部分，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实行赎买政策，对帝国主义只没收德、意、日交战国的财产。地主、国民党才剥夺农民。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不能说是一面红旗。彻底改了，两三年才能成为红旗。究竟需要退赔多少，一百五十亿元、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全部退赔，在退赔中训练干部。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中心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反“五风”、平反、处罚坏人。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才能退赔好。群众路线很重要。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他脑子里想的。实际上事物很复杂，具体事物都是有差异的。理性应该从实际中来，比如山、河、狗等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把许多差异都舍掉，只抽出一个片面，就是概念，那怎么会不发生问题。规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以上这些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退赔是处理调的问题，不是解决平的问题。把工、农、商业、文教调的，都要赔清。平反也要搞一些，不改不是马克思主义，部分不改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先讲这几件事，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
5月28日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45)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的附信。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46)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戚本禹的材料说“现在工作里出了一点小毛病，也是难免的”，毛泽东将“一点小”改为“很多”，将“也是难免的”改写为“未经过派出的机关、党委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对政策、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反复讲明，并有一个强有力的组长以前，出毛病、闹笑话、成灾难，一定是难免的”。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5月29日 阅陈伯达五月二十八日报送的由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组织的调查组五月五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和陈伯达的附信。附信中说：读了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看来，学会做生意，还是我们今天搞好工农关系和繁荣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许多人还没有学会。请主席考虑，此件可否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调查材料说：我们在海城牛庄公社和其他一部分社队，对农村商业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大家议论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不少社队干部和社员，对商业工作一条腿走路的现状表示不满。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农村商业工作就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变成为一条腿（国营商业），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为一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就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的三条渠道变成为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全民的、集体的和家庭的），而商品交换却只有一个渠道。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还有国营商业部门统统实行一个牌价，价格的不尽合理，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使市场上的商品量大大减少，造成人为的物资紧张，等等。改变体制的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是农民一致同意的办法。国营商业与集体商业要有适当的分工，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以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生活为原则，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二、怎样把农村商业工作做活一点？要求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以奖励生产。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破坏了商品生产的规律，结果是一购什么什么就少，什么少了就统什么，最后却变成了奇缺物资。由于价格不合理，使一些商品的生产萎缩。合理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已成为活跃农村商品生产的一个重大环节。要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要求适当照顾农村的产妇、婴儿、病人和老人的特殊需要。
6月1日 为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一些文件，批示：“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这四封信是：毛泽东四月十一日请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帮助工作给汪东兴的信；张平化四月十四日检讨湖南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和毛泽东五月五日对这封信的批示；王任重五月十日汇报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五月十一日关于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在家乡宁乡的调查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天华大队很有可能是被漏网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实际上掌握领导（正在进行审查）。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土，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山林竹子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等等。信中还就社员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问题等，提出了处理意见。
6月3日 上午，关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第三阶段日程安排问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工作会议讨论调查等四个问题，早已过去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讨论粮食、“六十条”、手工业条例、山林条例、商业条例等五个问题之后，还要讨论湖南工作的四封信，调查组下去要遵守长辛店支部戚本禹同志的十多十少问题所提出的意见。这是第二阶段，大约七天（一号起）可以够了（要休息一天）。第三阶段以四天时间讨论城市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以来十几天时间的工作，讲一讲会取得了什么成绩，鼓足干劲，干下去。再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似以八月上旬为较好）庐山会议的时间问题和题目问题（城市整风和工业两个问题），一天就够了。这样八号或九号就可以结束了。以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请通知各中央局同志转三大组各同志。”当日，邓小平将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作出的具体安排，请杨尚昆转报毛泽东：“七号结束第二阶段，十一号结束城市工作（要四天），十二号庐山会议等问题。故八、九号不能结束。如城市工作只讨论两天，到十号可以结束，此点请尚昆报告主席。”四日上午，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安排，十二号结束会议。”
6月4日 阅刘少奇六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件经小平同志提议，由我批印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尚未进行讨论。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用，请批示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指示稿说：最近农村许多三类社队的出现，证明了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着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必须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
6月6日 晨零时，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谈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问题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毛泽东要周恩来写成文件。本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组织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作了说明，提请会议讨论。
6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我还是小学程度。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在退赔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47)杀了，不应当杀。对张国焘(48)应该反，但抗大反得过火，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低人一等，混不下去，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执行中发生的问题。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钢铁，我也满腔热情，劲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陶铸：还是我们这些人搞的。）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湖南见事迟，抓得慢，我听了心情有点那个。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会上，毛泽东针对不能剥夺农民问题，读了斯大林转述的列宁的一些论述。他说：这里讲的是给农民东西，不是剥夺农民。对于价值法则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又读了斯大林的一些话，其中有：“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6月11日 阅田家英六月十日上午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报告。批示：“即退田家英同志。两件都已看过，很好，请即送小平同志照办。”又在西铺大队调查报告上批示：“这个经验很好，印发会议各同志参考。”田家英在送阅上述两个文件的报告中说：关于讨论和试行修正草案的指示稿，是小平同志要我送给主席审阅的。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再作修改后，准备同“六十条”一道尽快发给各地；其他文件，在发出这个文件以后，再陆续修改，陆续发出。这样做法是否妥当，请主席指示。王国藩社的调查，是伯达同志进医院时嘱我送给主席的。伯达同志希望主席考虑可否批发各地参考。
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六十条”的指示稿中说：“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的现象。”要“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各级党组织，必须吸取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继续改进领导作风，认真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允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后的指示稿上批示：“退尚昆即办。”他作了一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后来，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印发这个指示和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中共中央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关于西铺大队的调查报告说：西铺生产大队是一个有一百七十四户人家的村子，王国藩就是在这里办起“穷棒子社”的。这个村由个体生产时期到合作化时期以至现在，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结合得好，互相促进，因此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直在稳定地上升。而与西铺村一路之隔的东铺村，由于畜牧业逐年下降，粮食产量也不断下降。西铺村与东铺村粮畜发展的相互关系，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了粮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粮多的道理。西铺村生猪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公养与私养同时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社员养猪。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上，则贯彻了自养自繁的方针。
6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49)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整风，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一直整下去。要搞四个工作，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决退赔，冤枉的人要平反。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可见，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不教育干部我们毫无出路。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城市也要搞若干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关于学习材料，我看就是“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成了道理的，还是这一本。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我建议下次在庐山开会，就要讨论斯大林这本书。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今年能有点成绩，不能打五分，四分、三分也好。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你们回去以后，农村工作的事情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去搞，今年就把精力用来搞城市工作。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今年八月在庐山开会，搞城市整风、工业问题。今年我觉得有希望，感觉有希望。
本日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还先后讲话。李富春谈到计划安排要首先满足农业、满足市场需要时，毛泽东说：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李富春谈到削减基建投资时，毛泽东说：过去批判马鞍形，现在我们也搞马鞍形了，大马鞍形。要逐步配套，逐步前进，现在退一下，几年之后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又上去。李先念谈到收购食油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先留后购，不留就没有。两头猪购一头，不要只留十三斤肉，结果十三斤也没有。李先念谈到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出口第一，内销第二；市场第一，基建第二。这个办法我看不能推翻。在大家发言之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的那个文件，请你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大队是粮食、牲畜、猪并举。他们说，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牲畜；倒过来，有了牲畜就有了肥料，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因此，西铺村就年年增产，没有刮过“共产风”。猪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个文件，你们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材料，在三级干部会上学习一下，当然各省总可以找到个把王国藩这样的大队。你们还要到马克思那里去问？马克思是德国人，那么远！到列宁那里，列宁是俄国人，也不近。而我们河北省遵化县有个王国藩，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习他的具体经验？粮食年年增产，过去每年都要国家救济，而这四五年内，每年都向国家提供了粮食，国家的征购粮增加了，卖给国家的猪也增加了。
6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苏加诺说：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毛泽东说：只能一步走。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苏加诺问：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毛泽东说：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6月15日 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苏加诺，并共进早餐。毛泽东说：昨晚想来看你，但怕影响你休息，所以今早才来。我就在这里向你送别。你要更加注意，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我的临别赠言。以后我们再见。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周恩来、罗贵波等在座。范文同说：昨天我见到了中国到越南工作过的专家，向他们表示感谢。毛泽东说：不要感谢，这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在我们南方前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前线，你们的贡献很大。你们的事业对全世界，对中国，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是帮助。因此，中国、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无产阶级有义务帮助你们，特别是中国。
6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等在座。毛泽东说：什么和平过渡，我们就不相信。全世界也许有那么几个，在一百个当中也许有几个可能和平过渡，但九十多个是要经过武装斗争的。我们的意见，有些人不赞成。他们说他们是可以和平过渡，又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不赞成的。艾地问：可能性小，但毕竟是有可能？毛泽东说：列宁就是那么样讲过，将来有一个时候，全世界只剩下几个小国，资产阶级没有办法，不敢反抗，也许有可能和平过渡，但也有可能资产阶级不干。马克思也讲过。谈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愿意同蒋介石讲和。我们提出要跟他讲和，他不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同国民党讲和的口号，现在也未放弃。他是很怕的，我们就不怕。美国也很怕，怕我们同国民党讲和。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有一套的。我们取得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新事，我们没有经验，需要重新学习，重新教育党的干部，重新制定党的总路线。在这十一年中间，很多的同志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他们表现为侵犯农民的利益，就是叫做平均主义。他们虽然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但是具体做起来就不赞成了。这跟我们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也有关系。革命只有总口号、总路线，而没有具体的政策，那是不行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没有具体的政策，他们就搞他们的，搞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要完成一套适合群众的具体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时期还有一个建设工作，这也是一个革命，可以说是技术革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革命。过去这些都没有经验。同样的，这方面单有总路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具体政策。你们知道，我们是学习苏联，但是照抄苏联也是不行，必须要有自己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原理原则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规定政策，这样才好。毛泽东强调：以上我讲的国内情况，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新的时期一定要制定新的总路线和新的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要完全正确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就是要在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有了十一年的经验。第二点是新时期需要重新教育干部，即制定新的总路线，制定新的具体政策，来重新教育他们。
6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彭真、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进行了英勇的伟大的斗争，你们的斗争很出色，很正确。这样的党在全世界是不多的。我们认为党在历史上的错误，是党今天的财产。绝对主义就是不许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被整垮，而且把不是错误也被当作错误对待。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中，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好一起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愿望，就会发生“左”的错误。从这种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有原则的团结。这个办法富有成效，它留有余地，不是绝对主义。例如斯大林的方法就不好，他对反对派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而且不仅仅限于斗争，还把反对派杀掉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都犯过错误，除了托洛茨基走掉以外，其他都被杀掉了。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干部是不能杀的。希望你们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6月22日 阅习仲勋六月十九日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去年九月中央批转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在人员方面，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二十四万余人，至今已经精简了八万余人，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八十九个，精简了百分之十五，事业机构合并了一百一十一个，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六。到目前为止，精简工作虽然还没有全部结束，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二、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三、纯洁了组织。目前中央各部门的机构编制虽经过一次精简，但一般的还是偏多偏大。对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再作适当的精简，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6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事项。
同日 听取胡绳汇报《红旗》杂志情况。
6月下旬 对刘少奇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六月二十三日稿），作以下修改：讲话稿说在中国“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讲话稿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毛泽东删去了“根深蒂固地”五个字，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了”。讲话稿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将“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讲话稿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伟大的影响”。毛泽东将“很大程度上”改为“一定程度上”，将“伟大的影响”改为“一定的影响”。讲话稿说“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泽东删去了“充分地”三个字。
6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26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6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30日 晚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发表讲话。会后，观看文艺演出。
6月 阅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六月十五日关于瑞士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沃克谈他对《毛泽东选集》的看法给中联部的电报，批示：“田家英同志阅后，送江青阅。”电报说：昨天李清泉大使同沃克同志谈话，对他亲自校对《毛选》第四卷法译稿再次表示感谢。沃克说：这是一件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事情。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谈问题都是一般化，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问题写得生动、细致。《毛选》第四卷的出版，对各国党的领导人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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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基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
(2) 何其芳，文学评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3) 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说：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主席和中南局的指示，学习信阳地区的经验，进一步分析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导思想，不断进行分类站队，凡是属于被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县、社、队，一律采取信阳地区的办法，坚决地、迅速地夺回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补课搞彻底，绝不能有“夹生饭”。
(4) 胡乔木拟稿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
(5) 指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小组。
(6) 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后经反复讨论修改，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7) 指周扬1961年1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黄火青、周扬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月3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刊载的《目前学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情况》，中央宣传部1月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2期刊载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和耐心教育着手进行治安工作的一些好办法》。
(8) 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成立。
(9)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遇刺身亡。去世前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59年3月，浅沼稻次郎访问中国时发表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10) 王路明，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1) 指传达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12) 许家屯，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13) 这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
(14) 魏塘公社在浙江省原嘉善县境内，1958年11月嘉善县并入嘉兴县，1961年4月恢复嘉善县。
(15) 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16)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17) 薛驹，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
(18) 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19) 周礼，又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20) 据杨尚奎1961年2月10日的汇报，江西有1289个公社。
(21) 指河北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
(22) 何明，关锋的笔名。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学术组组长（学术组后改为哲学史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指导原则和框框是两回事，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
(23) 可能指关锋1957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24) 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25)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6) 两忆三查，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
(27) 指原计划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改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
(28) 1961年1月10日刘少奇对中共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纪登奎《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看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还是有很大的抵抗的。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
(29) 三南会议原计划开7天，后因三北会议方面提出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三南会议遂于1961年3月13日结束，只开了4天。
(30) 指柯庆施、曾希圣、谭启龙、江渭清、江华、林乎加、杨尚奎、刘俊秀、叶飞、魏文伯。
(31) 杨放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外国专家局局长。
(32) 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33) 田家英领导的农村调查组，后来没有去江苏，继续在浙江调查。
(34) 三包一奖，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
(35) “六十条”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36) 见《战国策·楚策四》。原文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37) 胡乔木报送的4份材料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
(38) 苏发努冯，当时任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
(39) 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40) 这6首词，即《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包括《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41) 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
(4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3) 指中共沈阳、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市委。
(44) 见《孟子·万章上》。
(45) 戚本禹，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
(46) “十多十少”是：（一）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二）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三）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四）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五）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六）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七）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八）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九）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47) 王实味，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42年底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被关押。1947年7月，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后进行转移的战争环境中被处决。1991年2月公安部的决定纠正了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其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48)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49)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