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六十八岁
1月1日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印发。”指示稿中说：“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一边抓群众生活”；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
1月3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利亚努萨一行，彭真、冯基平(1)、章汉夫等在座。利亚努萨说：看到中国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说：进步是有，不算多，还有缺点。古巴驻中国大使说：你们钢产量增加得很快，什么时候可以超过英国呢？毛泽东说：钢超过英国，用不了多长时间。英国最高产量是两千万吨，我们现在是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万吨。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还有，按人口来说，我们平均到每个人就很少。英国是五千万人口，钢产量是二千万吨，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这点钢不算什么。去年我们讲，十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去年和前年两年天灾，水灾、旱灾，农业歉收。今年、明年、后年，在农业上要多用些力量，工业的步子要缩短一些。关于古巴，毛泽东说：你们可以逐步变成一个工业国，工业和农业都发展的国家。你们的人民很好，地方也很好。人口也可以发展，发展到三千万也可以有住的地方。古巴比我们浙江省还大。有困难，经过奋斗，可以克服。困难是可以锻炼人的，人就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每天都顺利，人不可能锻炼出来。困难包括战争。人和动物、植物一样，动物、植物在风雨中锻炼，不能在温室中锻炼。你们和人民好好团结起来，就有出路，人民是最靠得住的。外援只是一个条件，基本上要靠自己，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一条。你们的地理条件有不利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有利的就是一个岛，如果是大陆的一部分和美国连在一起就更困难一些。你们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相信你们会取得胜利的。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廖志高、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富春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去年计划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没有以农业为基础，没有贯彻工农业并举；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大，面过宽。首先要保住农业，而后炼钢。关于一九六一年的钢产量指标，会上提出三个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一千九百万吨、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毛泽东说：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能否搞那么多，二是看矿石，三是看运输。要很好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担心，就是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总之，今年就是要打重工业的主意，它的人多，设备也多，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这三年都是指标搞高了，后来退下来。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定指标主要决定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投产的有多少，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问：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两年农业减产影响了工业，看来农业机械化、化肥未上去以前，工业是不能大上的。过去农业上是层层加码，收购也是层层加码，以后再不能层层加码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他说：希望各省市、中央局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现在整风是搞坏的，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如像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生产又上去了。
同日 对陈伯达一月二日送阅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我国五十年来小麦、猪肉、棉花对棉布交换比率与美、英两国比较表》，批示：“印发各同志阅。”这份材料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比美、英低，而工业品的价格比美、英高。
1月4日 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周扬、何其芳(2)谈话，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之后，再送我看看。毛泽东还同他们谈国内形势、逻辑学和诗等。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南局对信阳问题的批示给各地委、郑州市委的指示(3)，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河南省委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并批示：“刘、邓、彭阅，尚昆办，同时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 晚上，同前来看望的朱德谈话。
1月6日 和刘少奇出席古巴驻中国大使桑托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招待会。在交谈中，桑托斯说：自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来，美国同古巴关系就很紧张，因此我们要准备。毛泽东说：对付美国军队，不要同他们正面打，要用游击战。我们在朝鲜同美国人打过，美国军队实力还相当强，不好一下子啃掉，要一块块地啃。美国是块骨头不是肉。你们是会胜利的。在革命中会碰到困难，但那是一定能克服的。强大的敌人会被弱小的人民战胜的。
同日 致电胡志明、黎笋：“感谢你们在我的生日发来的热情的贺电。感谢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崇高的情谊。我深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所具有的悠久和深厚的团结和友谊，必将是与日俱增的，是牢不可破的。”
1月9日 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草稿，批示：“印发各组(5)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和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的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陶鲁笳、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反面作用。想了一下，提出一个修改稿(6)。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改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原先写的是：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从反面说好不好？要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原先考虑写反对瞎指挥，恐怕有副作用，又会发生不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题目《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次草稿作为第一次修正稿，讨论一下，这次会上不定，带回去试一试，下次开会再定。在谈到各地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会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在三类社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来整风，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对河南一九五九年报粮食产量为四百五十亿斤，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一事，毛泽东说：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李富春谈到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定为一千九百万吨时，毛泽东说：既然大家都赞成，我也赞成，就按这样定下来。在谈到“共产风”时，他说：“共产风”对农民是一大掠夺。对农民通俗地讲，还是等价交换、买卖公平、按劳分配问题。
1月10日 阅黄火青、周扬一月九日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批示：“值得推广，但要注意解决一些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下面各件(7)，印发各同志研究。”并为这个报告拟题目《锦州经验是否值得推广？》。报告说：锦州四〇一厂的经验是，一方面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进行回忆对比；另一方面加强食堂工作，实行民主管理，保证职工按计划吃够自己的定量，而且吃得较好。现在的实际问题是：职工家属定量低，对职工仍有很大影响；一部分由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因为变换工种吃粮标准下降幅度过大；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全厂还有二十多个浮肿病人。
同日 阅彭德怀一月二日来信。来信简述了他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起十五个月中读书学习的情况。信中说：“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半年时间内，体会到第三版不如第二版更不如第一版。此书在社会主义部分，过分地强调了物质刺激和专家作用；在资本主义部分也渗浸着和平过渡，轻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有计划按比例’方面，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工农业同时并举，也就没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观点。讲技术多，讲政治少；讲生产力多，讲生产关系少；讲经济基础多，讲上层建筑少，读完此书感到是一本技术经济学。”毛泽东阅后批示：“彭德怀同志的信，印发到会各同志。”
1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即将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各组组长开会，讨论全会的安排，并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缅甸的情况和老挝的局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会后，同周恩来谈话。
1月13日 晨，阅陈伯达一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遵照您的指示，我准备了一篇发言的稿子，请审查是否可用。此外，从您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论点，编成两份材料：一、毛泽东同志论实践和事物运动的曲折性；二、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同时，还摘录了列宁论社会主义事业要依靠群众的实践经验的一段话。这三份材料，请您考虑是否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毛泽东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此去讲。如无时间讲，送小平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第三条方法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在谈到工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1月14日—18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陈云就钢铁生产和粮食问题等作了发言。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还提出要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逐步改善供应状况。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整风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这次全会批准成立六个中央局，即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1月15日 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刊载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封建势力复辟的一些情况》，批示：“此件印发全会各同志研究。”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十七日晚继续开会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陈伯达、胡乔木出席会议。
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要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今年有人主张还是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钢，不要去动这个数目。我们谈了一下，觉得这个意见有理，这是叶剑英提的，最近李维汉也提了。我们的五年计划早已完成了，搞了一千八百七十万吨钢。所以，剩下这两年搞质量搞规格，在这方面跃一下，在数量上不要跃。我们来搞质量，搞品种规格，搞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搞配套成龙、填平补齐。拿富春的话说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搞经济我们是没有经验，虽然十一年了，还是经验不足。对于经济建设就是不行，我没有研究，没有亲身看，看也看得不多。凡是规律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九年花了二十八年，革命才搞成功。我们能不能二十年取得搞经济的经验，缩短八年。还是要鼓干劲。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要坚持。粮食、轻工业这一头，我们想多搞一点，想快一点。关于团结问题，他说：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此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的，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在工作中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在国际上，要跟苏联团结，跟所有的党都要团结，不管他们怎么骂过我们，我们等候他们觉悟。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最后，他说：我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月20日 审阅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下午六时五十分批示：“即送乔木、冷西：已阅，很好。即刻发稿，明日（二十一）在全国见报。同时，立刻翻成几种外文，今夜广播。有一点修改，请注意。”晚八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公报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关于组织三个调查组问题写信给田家英：“（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二十二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他们分别到广东、湖南作农村调查问题。
1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张经武谈西藏人事安排问题，李维汉和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郭锡南等参加。
1月22日 在张闻天一月二十日的来信上批示：“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的态度。”张闻天在信中说：这次我能参加中央全会，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很是高兴。在全会最后一天，当主席讲到要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劝告他们不要因为犯了错误而抬不起头来时，使我深受感动。我决心遵循你的劝告，放下一切包袱，抬起头来，向着伟大的光明的未来，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下去。
1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参加。毛泽东说：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第三是宗教方面，听说你的意思是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第四是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喀则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第五是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8)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第六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同日 审阅何其芳一月十六日报送的按照毛泽东一月四日所谈意见作了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作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了一大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毛泽东修改序言后，当天下午，约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何其芳谈话。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二十四日，再次审阅何其芳又作了修改的序言，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1月24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喀麦隆妇女代表团团长玛丽·贾德、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副主席乔纳、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们。谈到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正在同英国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你们准备了两套办法，一套是谈判，一套是斗争，很好。谈判不成就斗，斗得英国人实在不舒服了，他们就可能谈。谈判双方都凭实力，你没有力量谁也不怕。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整个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请他们回去。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
同日 下午六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共产党和洪都拉斯共产党在中国学习的学员。毛泽东说：中国是有一些经验，有正确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是否也对你们讲了失败的经验？必须讲这些。了解错误方面的经验很有必要，你们回去以后应该讲这一部分，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错误，错误的结果如何，这样讲就会引起你们国内同志们的注意。如果说我没犯过错误，我不承认。错误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亲身碰了钉子。再一点，请同志们对中国所有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运用，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运用外国经验很危险。照抄外国经验，一点都不改变地运用，不会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应该和你们国家的情况相结合，和你们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相结合。毛泽东说：我们要和苏联团结好。有一时期团结得不好，八十一国会议以后又好了。必须坚持和苏联的团结，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十二个国家党的团结，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即八十一个党的团结。当客人说毛泽东是当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说：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但最好把形容词去掉，不要“伟大的”这几个字。
同日 晚上，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社会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田中稔男，社会党国会议员松本七郎、冈田春夫，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浅沼先生遇难(9)，我们表示哀悼。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观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反对，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1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离京后的工作安排，并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会议，彭真、杨尚昆列席会议。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月26日 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王路明(10)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城市轻工业及市场供应等问题。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退赔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一些要退赔。当河北负责人谈到他们的方法是先安排群众生活和第一季度的生产，然后再讲时事问题(11)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当谈到河北这次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泽东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泽东问：社员生活怎么样？能够渡过这个粮食难关吗？河北负责人回答：勉强可以渡过去。毛泽东说：四月以后，你们就开始种菜，可不可以？加紧种菜，提前一点。河北养羊情况好，抓得早，要认真抓。
1月27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了解山东的整风整社和生活安排情况。在谈到山东有七个县的领导干部烂了时，毛泽东说：河北烂了八个县。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拿下来，第四类人（糊涂人）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书记。对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要向干部大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问题。谈到“五风”问题时，毛泽东说：反“五风”问题，党内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也是不一致的，经过三年现在是否基本一致了呢？在郑州会议时反对“一平二调”，没有坚持退赔，以后上海会议决定要退赔，但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没有退赔，就是认识不一致。这就是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
1月29日 到达南京。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陈光、许家屯(12)，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扬谈话，了解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的情况及江苏整风整社、轻工业及市场等情况。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将来农民富起来了，国家怎么个富法？不是这么抢起来富，而是要农民能够拿得出来的一定的分量。在谈到江苏有百分之十的三类大队时，毛泽东说：你们是二万四千个大队，百分之十就是二千四百个大队。这还要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来看，来证实这种看法。可能比较接近实际，还可能有一部分比较不接近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法，没有研究，没有经验，宣传也不够。所以，浙江只有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个省的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证明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不够，解释、训练不够，没有给他们开过训练班。今年这一年，我看是个大训练干部的一年。让他们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一定要在你们这次会议上搞清楚，叫他们明白过来，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最后，毛泽东说：“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两个口号(13)很好。
1月30日 到达上海。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
2月1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5日 晚上，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14)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编者注）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主要反映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2月6日 晚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15)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谈到县、社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现在先不忙分，你们先在会议上讨论一下，等到秋后再分。目前先分一两个公社试试看，先试点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指基本核算单位——编者注）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谈到党的工作问题时，他说：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关于改造落后队问题，他说：改造落后，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方针，不要走过场，改造好了要验收。一定要搞通县、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队同县、社的领导分不开，他们思想不通，工作队一走又要变坏，要和他们一起去改造。
2月8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胡愈之(16)等在座。密特朗说：法国虽然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美国不承认中国，不让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我们也不急。世界趋向是走向真理，走向各国人民的合作，但是要经过努力，要经过斗争。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毛泽东说：法国想征服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可能的。你们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和阿尔及利亚谈判，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有利并且对法国也有利。但是，谈判必须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上，不能像过去戴高乐要别人投降，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一百万法国人中，大多数都可以同穆斯林合作的。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撤退法国全部在阿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上，使得一百万的法国人同八百万的穆斯林和平相处。否则，一百万法国人掌握了政权、军权、经济命脉等，那八百万穆斯林对他们是害怕的。你们可以同阿巴斯谈一谈，我们是不能替他说话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你们双方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它总会好起来，但是要有时间，而且要有和平环境和外国朋友的支持帮助。
同日 晚上，同江华、林乎加、薛驹(17)、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曾汇报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编者注）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亩产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毛泽东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林乎加说：自留地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是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说：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篡夺领导权，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重，加上“三风”(18)等等；有的是领导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验，没有舆论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这两年，要搞得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虚报浮夸，以少报多，这种人不能说是决心搞社会主义的。在处分干部时，一定要分清他们犯的错误的轻重、大小。犯大错误、原则性错误以至死官僚、蜕化变质，被敌人拉过去等，这总是少数，略微有一点缺点错误的占绝大多数，不要每次犯一点错误就都撤换一批，结果势必把原来一些比较老的干部换光，每次一定要有一个控制面。要按群众意见办事。群众能原谅，允许他改，允许他过关就行;群众不许过关，就要撤职。要认真教育干部，领导集团是先进分子，自己手脚不干净，如何能领导别人？在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问题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一个队五十户有五户愿意就可以办，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不适合情况总是要垮台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他说：调查组可以搞一个半月，二月一整月，三月半个月。在广州开会时，每个调查组去三个人，三个调查组九个人，连我组成十个人的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
2月9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南下。
2月10日 上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毛泽东说：整风整社，今年一年能搞完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搞彻底。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愿意常年吃食堂的；愿意农忙吃食堂的；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里吃。我就给浙江的同志说过，让他们这样办，不要千篇一律。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毛泽东问：一个生产队，你们平均有多少户？刘俊秀答：大部分是一百多到二百户，每小队有十几户。毛泽东说：这是不是太大了。你们看，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好还是小队好？公社是不是太大了，一个公社恐怕一万多人为好，人少的地方大的公社两三千人也可以，不然就管不起来。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横直你们给它分开，以乡为单位，一个乡一个公社，凡是以原来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现在春耕来了，先不搞，你们先可以酝酿酝酿，研究研究，先搞几个典型也可以。谈到并社并县问题，毛泽东说：这也是一股风，特别是河北省委，将地委都撤掉了，天津地委撤了归天津市管，唐山、保定地委都撤掉了。你们看，有那么多的工业，又要管那么多的县，怎么行？县也不要合，合大了不好。他问：你们退赔了没有？退赔的是什么？杨尚奎说：我们估计全省共平调了四亿多元，已经退了两亿元，退的主要是实物，实在不行的再退钱。毛泽东说：什么实在不行，让他们自己去退赔，要学浙江的办法，首先是社、县退赔，要破产退赔，最后国家可以稍微补贴一点，不然他们就要依赖国家。总而言之，不能脱离群众，凡是不适合群众要求的事都不办。包括社、队干部和商业人员的作风，要彻底搞一下。目的就是教育干部，挽回人心，搞好与农民的联盟。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的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2月1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19)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谈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江西有一千一百几十个社(20)，你湖南也是一千一百几十个社，你这里还比江西多一千七百万人口。江西我还嫌他们那个社大了。大体上现在的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比较恰当。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胡乔木说：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越偏僻的地方大概是比较好的地方。毛泽东说：是官僚主义达不到的地方，主观主义达不到的地方，瞎指挥达不到的地方。你们是一万六千个生产队，我看不要脱离群众，还是大体上恢复到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分成五万个就对了。他问：你们并了县没有？张平化说：并了，现在又准备分。毛泽东说：通通拆散。现在需要离，我看现在变成“离则两利，合则两伤”。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说：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饭，因为要烤火。毛泽东说：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毛泽东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毛泽东最后说：搞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恐怕困难一些。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职权、权力，做什么不做什么，生产队都做哪些事，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必须增加，就是过去的初级社。他要胡乔木继续调查，准备三月上旬或三月十日到广州集中。
2月12日 晚上，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和胡乔木汇报，主要谈公社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张平化问：一般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公社是部分所有制，小队也是部分所有制，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所有制。毛泽东说：可以，应该是这样说。小队它有家务，它也应该核算，它也应该是一个核算单位。胡乔木说：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就叫生产队。张平化提出农民很希望实行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而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定购问题，他们就怕多生产要多购。毛泽东说：有人(21)提出不要每年每亩田去定产，要按几年的收成，按一大片田的平均产量来定产，是一个中等的标准，以后这个定产就不变，就按这个定产定购。超产不超购，减产也不减购，除特大灾害例外。这是河北一个公社社长给谭震林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我看这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农民对于我们过去多产多购很有意见。总而言之，中央要求你们上调不超过十亿斤，以后你们去努力，省里自己调剂，让你们有个奔头。我看中央只管京、津、沪，人民解放军和出口的粮食，其他通通不管。谈话后，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3日 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2月14日 下午，同林彪谈话。
2月15日 晨，阅二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何明的文章《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2)，在文章标题下批注“好文章”，并批示陈伯达：“何明是谁？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23)，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24)、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2月16日 下午，同陶铸谈话。
2月19日 晚上，听取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陈伯达送上《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纪要还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重视。
2月21日 晚上，听取陈伯达、胡乔木汇报调查情况，陶铸参加。
2月23日 晚上，听取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2月25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25)、田家英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三月十日起草好。分两段，共十四天，前七天一段，把初稿搞出来，后七天一段，加一些同志来讨论。原来准备三月搞城市调查，我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城市的问题还是让省、市去搞，他们说城市经过整风也准备搞个十二条。廖鲁言说：北京市委在讨论人民公社体制时，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比较好。毛泽东说：大中小相结合这个原则不能动摇，问题是太大了。陶铸说：“大”还是个方向，问题是现在的社、队也大了。毛泽东说：县太大了也不好办事。县大了不行，社大了不行，队大了也不行，都不行。陶铸说：广东一九五七年是四万五千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合成了三万七千多个，这是南宁会议以后的数字。毛泽东说：你们的基本核算单位恐怕四万五千个适合。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我看这样好，把小队的名字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胡乔木说：昨天彭真同志来电话，准备搞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党内文件发到支部讨论，把粮食的情况讲一下，讲一讲灾情，讲一下暂时的困难，要求大家千方百计想办法，号召少劳动的或者不劳动的人节约粮食给参加劳动的人吃。毛泽东说：中央少发文件为好，不要去搞。中央一写文件就等于命令发下去了，下面就要抓，又要开电话会议等等这一套，结果大批问题又来了。我看这个文件不搞为好。毛泽东最后说：条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两人执笔。
2月27日 阅林彪转报的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两个连队，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如何，请酌。这几天牙痛，谈话待过几天通知你。”罗瑞卿的报告说，他在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看了几个连队，并同一些团、师、军和大军区的负责干部谈话，听了几个单位的汇报，了解到部队的两忆三查(26)运动、整风、连队管理工作、军事训练等方面的情况。
2月 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月1日 圈阅同意周恩来关于进口粮食问题致毛泽东信。信中说：截至二月二十二日止的计算，粮食上半年尚差四十四亿多斤，估计第三季度还差三十亿斤，两项共差七十四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一百亿斤。现已签好合同的有五十二点四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五十亿斤。
3月3日 晚上，同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
3月4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以及苏联提议以贷款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转口古巴五十万吨糖一事。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出席会议。
3月5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出席。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毛泽东回顾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情况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他问：今年我们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周恩来说：三月份我们准备日产量搞到三万吨，以后三个季度准备平均日产量搞到六万吨，如果这个水平可以达到，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不行，还可以改指标。毛泽东说：我看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要好，虽然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少一百亿产值，因为实在了，会上去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27)。针对会上有人对社、队规模划小和起草工作条例还存在种种顾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社、队划小的必要性。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全县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湖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浙江只有六百个公社，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每年有那么几篇就行了，就像少奇同志批的河南灵宝纪登奎那一类的文件(28)有一些就行了，不要多了。我就不信，每年批了那么多的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至于调整是不是全国都一样，那还要看，调整先不要去惊动全国。工业也有大中小，太大了也不行，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听干部的，主要听群众的。干部他肯定不愿意分的，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了有什么不好。如果按干部的意见，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更不能下放了，这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了，就不能取信于民。毛泽东还谈到商业问题，说：“三反”以来，将近十年了，商业上的问题也不少，这个问题秋后再搞。会议决定，在广州、北京分别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广州召开，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6日 上午八时二十分，同张平化谈农村人民公社规模划小问题。
同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后又同陶铸谈这个问题。
3月7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主要问题。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就是了。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食堂用，结果就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甚至于有的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王任重说：干部有个情绪，就是怕右倾，有意见也不敢提。张体学说“十二条”下来，把什么问题都揭开了，就是食堂问题没有揭开。毛泽东说：农村跟城市总有区别，农业跟工业总有不同，农业就不能像工业那样来指挥生产，农业更不能用通电话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农村常开电话会议，布置任务，实际就是死命令，这可害死人。我看，领导生产这方面就要搞消极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积极，有时间你可以多看看文件，多读一点书，多学习一点，多做一点实际工作，总之不要瞎指挥。他说：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职权搞清，把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把各级的职权搞清楚后，他们就知道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没有规定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各级管些什么事。毛泽东问：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属于错误，有的属于一般对、个别不对，不因地制宜。毛泽东说：今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改水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王任重谈到城市请客之风很厉害，还有走后门的问题，说这种现象就是不和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要反一下，从“三反”以来，八年多都没有反过。
3月8日 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开会，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10日 晨，阅陆定一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在新会参观情况和三月一日关于在花县参观情况先后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有三点不同，第一点，没有经过试点，是一哄而起。第二点，人民公社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题反复多次。第三点，管理制度不严密。人民公社要不要？看了新会，肯定必须要，不能不要。总之，群众不想解散公社，公社也有事可为。新会的公社是可以站住脚的。食堂要不要？要，可以办好。第二封信中说：昨天（二月二十八日）去花县参观，才知道那里不仅三年来年年增产，而且全县六个公社，有三个公社是社有制为基础。看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花县虽然不大，但其成功将有极大意义，横扫那些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二）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批示：“鲁言、田家英、陈、胡阅，退毛。”
同日 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的开法问题。
3月10日—13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三南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后来，北京方面向毛泽东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
3月11日 上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工作》一文修改问题。
同日 为印发《调查工作》一文给三南会议写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五月。
3月12日 晚上，听取陶铸、胡乔木汇报三南会议开会情况，研究会议开法问题。
3月12日或13日 批示将中共河北省委三月十日《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印发三南会议，并在标题下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为了研究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大家的意见是：现在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现在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原来的一个公社准备划分为四五个，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关于分配体制，大家都同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单位，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改变以后，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队）和公社为部分所有制。
3月13日 上午八时，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29)，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后因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起来在广州开会，陶铸没有去北京。
同日 主持三南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他说：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武昌会议的决议，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出席。毛泽东讲话说：三北会议的同志们今天都来了，这个会准备开到二十号结束。现在搞的那个条例，还要修改，一个是太长，第二太杂，第三逻辑性不强。准备再写一个说明，把条例的主要条文加以说明，这样条例就不那么长了。由廖鲁言、田家英负责写条例，陈伯达、胡乔木负责写说明。条例后天就可以写出来，大体上议一下，然后各省带回去，到农村广泛地征求意见，到实际中调查研究。下月的会就不开了，放到五月上旬开好了，同志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抓农业、抓工业，在抓农业的同时各省就可以修改条例。现在就不要通过条例了，因为还没有和群众见面，没有经过群众讨论，所以我看到了五月会议时再通过。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公社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公社划小，生产大队也要划小，过大了不利于生产。河北、浙江提出要求小队包产、核算，小队不核算怎么行呢？但不是基本核算单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是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可以使小队满意，但是要让小队完全满意还不可能。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究竟是以大队为基础，还是以小队为基础，这个还可以研究。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划小，但是单位太小了，对天灾人祸抵抗不了。总的原则要搞到相当原来一个高级社的范围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太大了也不好，它底下管的生产队就太多了。这样势必就要拉平，就要搞平均主义，非改不可。穷队富队拉平，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贫、中、富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也不积极了。毛泽东最后说：这次会议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公社体制问题，一个是条例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
同日 批示将《群众对搞好今年生产的要求和意见——湖南醴陵县石塘庵生产队座谈会记录》印发到会各同志。记录中说：社员要求政府现在就把粮食征购任务确定下来，使社员早就心中有数；要求多劳多得，按初级社的办法，实行劳动定额管理。
3月15日 上午，同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曾希圣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由来、主要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听说实行责任田能够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件大事。谈话后，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不久，毛泽东又请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同日 将《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陕西省委同志三月十二日在西安座谈的意见》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认为，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七个好处、八个缺点和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或者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报告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23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这次会议，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和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传达。他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个平均主义，这是政策问题；二是调查研究，这是工作方法问题。“十二条”解决了公社、大队的平调问题，但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有意识地限制公社这一级的权力，真正实行三级所有制，主要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所有制放到生产队，这一级所有制范围扩大了。社员个人所有制也肯定了，有不少东西。这个条例草案，主要的规章制度是恢复了高级社的，但人民公社的有些制度也保留下来，如三七开等。条例写得比较活，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情况。这次会议是畅所欲言的，大家想讲的话都讲了，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讨论条例草案时，各种意见都讲了，比如有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主张只办农忙食堂的，也有主张包产到户的。这些主张，讨论的结果都否定了。这几年的教训，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失。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了解，搞了许多虚假现象。主席作了自我批评，并对省、地、县和中央各部将了一大军，要认真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把工作搞得更稳、更踏实些。主席交待我们在北方（包括四川）组织搞试点，要十个中央同志亲自率领，至少搞十个点，认真调查研究，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把这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得透一些。同时，还要把工矿企业的调查研究搞好。工业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大家都说没有发言权，因为还没有调查，还不摸底。
3月16日 晨，阅陈伯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的记录》，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总支书记和公社宣教委员交换意见，内容包括社队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定征定购问题。记录中说：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营，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食。可以考虑打破过去三七开的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蔬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决定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同日 阅陶铸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上调任务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调查材料反映：沥西大队社员对生产好的队超产不能多吃粮食有意见，说“共产风”没有反彻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试行了一种办法，即在“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基础上，在全大队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将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定死，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效果很好。
3月17日 阅三月十三日编印的三南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简报反映了三月十二日下午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小组分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讨论中，谭启龙说：除了公社条例外，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坚决把许多权力，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领导要检查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现在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如何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江渭清说：搞两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党内指示要大讲形势，大鼓干劲。要讲清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主要讲农业各部门的关系。要讲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生活，改进干部作风等；要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痛改不切实际的作风。中南小组认为，如何充分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必须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凡是生产队能办的事，大队不要去争，更不要限制。
同日 阅三南会议文件《华东几个同志(30)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公社条例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这几个问题，是组织规模、管理体制、党政社关系、干部问题、经营管理。文件指出：调整社、队规模，要根据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的基础、群众自愿等条件，由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做到有利生产、便利群众。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小队当家，公社不得瞎指挥。要发扬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三大民主。要认真选好、管好、教育好干部。目前农村工作中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粮食征购任务要定下来；农村生产资料供应，除国家计划供应外，还应组织各县、社、队之间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社有经济的管理应当建立一定的群众监督制度，一部分应当收归县管。
同日 中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中央工作会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