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全都写人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是诗，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译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陆定一的妻子与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抵制这些谣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责了左派。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1966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1100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200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北洋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入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
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境中盛开的花”。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几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土，总理劝导陈伯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伯达的工作。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中。这是三个人出席1966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孀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入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在延安，正是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张国焘对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起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一个“身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焘一样，刘少奇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焘记起刘少奇有一次谈到时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燕作了序言）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化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两个人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