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电，指出：“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据重庆确息，蒋介石已在积极准备十一月中旬开始“剿共”。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88〕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2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89〕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对他被印度当局逮捕入狱表示慰问。
11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甲）冬酉电〔90〕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同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91〕，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
同日 致电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蒋介石准备投降，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掩护投降的烟幕弹，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目前统战活动要十分加紧。李克农速向白崇禧的秘书等建议不要上蒋介石投降反共的当，必须看清楚蒋介石此次推动桂军打先锋的阴谋，速速停止覃连芳〔92〕军的东进。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
11月4日 关于争取友军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指出：“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退问题致周恩来电，要周恩来令李克农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计，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待北开后，办事处亦遵令撤退。并要周恩来也向何应钦、白崇禧及各方作上述表示。还指出，桂林办事处内部应实际准备撤退，以免受损失。
11月6日 将起草的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稿的要点，电告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
同日 关于应同英、美作外交联络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同日 为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电李克农，项英，董必武〔93〕并告周恩来，指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
11月8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拟用“佳电”发出。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何白“皓电”，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这个电报即“佳电”，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宣传工作及对各方进行活动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佳电”中“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李宗仁〔94〕有将由桂赴立煌开会之说，如过重庆，请与开诚一谈。汤恩伯是否向东移动乃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攻的表现，判断在我尚未复电表示态度前汤或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故我应设法活动使其不动。请考虑可否对张冲〔95〕表示，如汤东进则战争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刘少奇已到盐城，正与黄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恩伯、覃连芳的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介石、顾祝同的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亦可延缓其进攻。
11月10日 致电叶挺、项英，就叶挺同顾祝同谈判事指出：叶挺见顾祝同时，请要求顾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陈光、罗荣桓，指出：“东北军五十七军霍守义〔96〕师已由鲁南向苏北转移，这对苏北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你们必须立即考虑应付策略，指示徐海线附近部队，我对东北军基本政策是争取，不是打击，你们应考虑于其南下时，我取欢迎态度（不管他如何顽固），告以苏韩〔97〕各种反动证据，劝其不要参加磨擦，于其向我进攻时，我应先取让步态度，只有至万不得已时才作自卫反击，但随即退还人枪，争取友好。”
11月12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
同日 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指出：“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董必武，彭德怀，指出：你们应将蒋介石调动二十九个师进攻新四军的事实公开宣布，不应秘密。“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
同日 前往距延安城十五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病的续范亭，被正在开会纪念白求恩大夫去世一周年的该校师生请进礼堂讲话。毛泽东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11月13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何应钦、白崇禧交涉，撤退准备进攻新四军的霍守义、莫德宏〔98〕两个师，并停止其他部队的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责由彼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目前正从重庆设法，缓和汤、李〔99〕进攻，朱、彭、叶、项联名致何、白‘佳电’已发出，周、叶正在谈判，做到仁至义尽。如彼最后决心进攻，毫无转圜余地，我们方可动手打韩〔100〕，故目前只能作打韩准备，不能马上动手，至必须动手时，我们当有命令。”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并告刘少奇：“（一）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二）只能依靠现有兵力，不能希望华北增援。（三）目前在重庆办交涉，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打。”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101〕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
11月14日 复电周恩来：“根据七日中央指示〔102〕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已令苏北取拉韩政策，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解决韩，与重庆活动配合一致。”
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和鲁苏战区韩德勤等部共二十万人，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11月15日 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先念，八路军三个师，晋察冀军区，指出击退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是：“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新四军“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还“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如果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介石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的局面。
11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发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山东各部队今冬任务的指示，内容有：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保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五、加强干部的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对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不应当加以打击，要记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那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使他们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11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你的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是正确的，以后盼将这类材料随时电告我们，同时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这样办。”
1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十月二十八日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的报告转发全军学习。
11月19日 关于苏北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指出：（一）“大局有变动可能，我们正争取停止汤、李进攻。”（二）“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三）“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103〕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四）“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五）“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六）“津浦路西应发动坚决的游击战争拒止莫德宏的扩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董必武，指出：（一）说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完全是造谣。（二）据关中报告，胡宗南各部以贺师南下为借口，纷纷向关中边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请你速见熊斌〔104〕、胡宗南、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
11月21日 关于如何打破蒋介石的反共诡计，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们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边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皖东、苏北。“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1月2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冯白驹〔105〕：“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萧克，指出：“目前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11月25日 和王稼祥致电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之应取争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亦应加以忍让为要。”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即中日间、国共间的阵地是不巩固的，内部各派之间的阵地也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就仍处在日军的进攻中，这是一条严重的战线。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要打破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须要三个条件，即日本的进攻，德国的积极行动，共产党积极地打破反共统一战线，而主要的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正确政策的实行。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同日 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等电，指出：为应付突然事变起见，须准备七万精锐部队，待命行动。从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一二九师和留守兵团抽选精锐组成，一切准备工作限二月一日前完毕。
11月28日 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日 和朱德致电王世英：六十一师钟师长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处加以危险。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克难坡附近。向阎锡山、杨爱源〔106〕、赵承绶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月29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感酉电〔107〕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同日 致电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指出：“‘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使得国民党不好回答”。“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我们人员应天天出马，采取‘佳电’立场，到处游说，即顽固分子亦应去见，表示团结、抗战、尊重蒋，只批评亲日派何应钦，使国民党中下人员更加泄气，特别是军人，着重军师两级。”“朱总二十日致胡宗南电，胡二十七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11月30日 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同时公布了汪精卫和日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同日 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消息后，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指出：“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108〕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同日 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们的方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仍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同日 致信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群众报〔109〕及《大众习作》〔110〕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1月 为修改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一事，致信萧向荣〔111〕。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112〕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113〕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114〕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115〕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提出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十二项谈判条件，指出：“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116〕，我方释放孙启人〔117〕。（六）停止陇海、咸榆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 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指出此次汤恩伯、李品仙进攻，必须坚决打破，现拟定部署如下：“（甲）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罗炳辉〔118〕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同日 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并讲话，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订出条例，指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19〕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12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反对国民党要张国焘任参政员，指出：“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12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指出：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12月7日 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十二月十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12月9日 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 关于抗大问题，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指出：“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同日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限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还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指出：“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同日 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的电报，全文如下：“（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120〕、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电，要他们尽量招收上海及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大量招收上海、苏北原有的教职员参加办学。一切不反共的旧军官，凡愿来的，一概收留。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
1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121〕负责指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122〕，董必武，李克农，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石友三通敌叛国，被其部下高树勋〔123〕逮捕枪毙，大快人心，证明八路军反对石友三是完全正确的。卫立煌通电亦系宣布其通敌卖国状，惟国民党不宣布其汉奸罪状，谓其自由扩军不服调遣，杀鸡给猴看，又一对我之恐吓伎俩，望向各方面揭穿之。”
12月15日 关于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南方局、东南局电，指出：“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
12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124〕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再次强调：“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 关于蒋桂军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指出：（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125〕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126〕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127〕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128〕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同日 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等：“在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地强调反投降了，否则不但国民党起反感，人民亦不了解。至日本诱降不会放弃，国内亲日派仍有乘机活动可能，那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
12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与韩〔129〕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130〕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 为巩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扩大和整训军队，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12月24日 复电周恩来：“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131〕，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不善于区别对待的片面观点和过左过右的摇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指示从策略原则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它“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政策，国内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等。指示综述和重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指示最后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政策》。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报告，指出：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国民党认为英、美借款等国际形势对他很有利，想利用目前形势给我以打击，我们的方针是新四军是不能走的，他要打也由他。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同日 为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事，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132〕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一）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133〕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指出：“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部队编制后即行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之进攻。”
同日 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各派系对反共的态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也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何应钦系统与CC系统是想打的，都是亲日派，但中央军与桂军如不愿打，则亲日派也无能为力。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也很少打的兴趣。桂军至今只一三八师四个团在淮南路东，其他几个师毫无东进消息。李仙洲虽准备向砀山进，但何日开动尚无确息。现苏北战事已停，望向刘斐〔134〕说明，要求停止李仙洲、莫德宏东进，否则难免引起大冲突。我第一一五师教五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德宏师撤退。杨得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以对付蒋、桂军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同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他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见蒋介石情况的电报，电报说：蒋在会见中声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12月27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妨碍新四军北移。
同日 起草朱德、叶挺致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急电，电称：“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135〕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没有发出文件。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动员舆论反共，华中有十二个师进攻我们。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致中原局的电报。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复刘为章电〔136〕，前稿既不发，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索性不着急。”“齐电是要驳的，也待明年一月或二月再驳。”
同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二十九日来电的意见：“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
12月下旬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准备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底 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
〔1〕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8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第3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7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五百余人。
〔2〕 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4〕 为解决陇东6县问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派曾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进行谈判。谈判从1940年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对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5〕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等97人被大会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
〔6〕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7〕 阎锡山曾暗示部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意思是国民党政府快要对日妥协了，山西要赶快做投降的准备。
〔8〕 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国民党晋绥军赵承绶部，迫使晋绥军于13日夜放弃临县县城退向晋西南地区，至此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
〔9〕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40军军长。1940年2月又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党军第97军军长。
〔10〕 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11〕 薄一波，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保安司令。
〔12〕 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3〕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69军军长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14〕 该团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梁实秋、于明洲、余家菊、卢前为团员，于1940年1月30日由重庆出发。
〔15〕 即《陈云文选》第1卷中的《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一文。
〔16〕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2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17〕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8〕 从1940年1月初起，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就扩军和边区问题进行了几次谈判，但都未获结果。
〔19〕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司令部司令。
〔20〕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3纵队司令。
〔21〕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2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3〕 193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的抗日战争。
〔24〕 1940年1月8日，发生国民党富县县长蒋隆延策划的暗杀八路军人员事件。为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毛泽东写了这个布告。
〔25〕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北上进犯陕甘宁边区，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1939年12月文年生奉命率领警备第8团开到富县一带，加强警备。
〔26〕 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27〕 此前，高双成曾致电续范亭请开粮禁。
〔28〕 后来程潜回电，同意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陆续离开了边区。
〔29〕 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30〕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1940年2月间举行的，会议记录未载明开会的具体日期。
〔31〕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出席。
〔32〕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5月又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33〕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4月又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34〕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7军军长。
〔35〕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93军军长。陈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4军军长。
〔36〕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37〕 彭德怀1940年3月13（元）日致电毛泽东，提出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38〕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
〔39〕 雪枫，即彭雪枫。胡服，即刘少奇。
〔40〕 指1940年上半年建立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41〕 陈支队，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42〕 苏南陈支队，指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1支队。
〔43〕 蒋介石在1940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责说，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靠法令吃饭”的批语。
〔44〕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欠1团）、独立游击支队、河北民军第1旅由晋东南南下进入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合编为新的第2纵队。6月下旬，第2纵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同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随即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8月上旬，黄克诚率一部兵力到达皖东北。
〔45〕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
〔4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
〔47〕 1940年5月上中旬，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绕道在洛阳停留期间同卫立煌会晤。
〔48〕 汾离，指山西汾阳、离石。临屯，指山西临汾、屯留。
〔49〕 这里的中间派，指地方实力派。
〔50〕 指国民党方面。
〔5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52〕 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1支队原第6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2支队原第4团。
〔53〕 1940年4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4月16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5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55〕 陈毅1940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56〕 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总指挥。
〔57〕 朱德于1940年5月26日回到延安。
〔58〕 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59〕 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即彭吴支队）政治委员。
〔60〕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情况，说：“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毛主席与余谈论两党磨擦事”。
〔61〕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62〕 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63〕 1940年上半年，日本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双方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两次谈判，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才中断和谈。
〔64〕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说，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65〕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0年7月下旬改称苏北指挥部）副指挥。
〔66〕 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
〔67〕 周恩来于1940年7月27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回国民党“中央提示案”。
〔68〕 罗瑞卿、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69〕 朱良才，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0〕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豫鄂会战中牺牲。
〔71〕 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72〕 百团大战，最初称交通破袭战。
〔7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
〔74〕 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75〕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李克农，当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76〕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77〕 韩、李，指韩德勤、李品仙。
〔78〕 沈、秦，指沈鸿烈、秦启荣。
〔79〕 1940年3月，使用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新编游击大队、第2游击大队番号的，由中共领导的两支武装，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共七百余人，离开敌后抗日地区，在向海丰、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严重。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地区，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只剩下百余人。
〔80〕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81〕 指新四军不要占领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兴化县。
〔82〕 黄、陈，指黄克诚、陈毅。
〔83〕 滇缅路，从云南省昆明至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是当时我国西南部通向国外的交通要道。1940年7月17日被英国封锁，同年10月日重新开放。
〔84〕 指1940年9月25日签订的“中美钨砂借款”，美国政府贷款1500万美元给国民党政府。
〔85〕 阿部，即阿部信行，当时任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
〔86〕 1940年10月28日日军自龙州南宁撤退。
〔87〕 海通社德国希特勒纳粹政府的通讯社。
〔88〕 希夷，即叶挺，字希夷。
〔89〕 东日，即1日。
〔90〕 1940年11月2日酉时，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既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91〕 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92〕 覃连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11集团军第84军军长。
〔9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
〔94〕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95〕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
〔96〕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第112师师长。
〔97〕 苏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
〔98〕 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鄂豫皖边游击总司令部第48军第138师师长。
〔99〕 汤、李，指汤恩伯、李品仙。
〔100〕 韩，指韩德勤。
〔101〕 指陈光任代理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
〔102〕 指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03〕 韩、霍，指韩德勤、霍守义。
〔104〕 熊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局长。
〔105〕 冯白驹，当时任广东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1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106〕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6集团军总司令。
〔107〕 叶挺、项英1940年11月27（感）日酉时致电毛泽东、朱德，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
〔108〕 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109〕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3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110〕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8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111〕 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112〕 毛泽东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下册第4课作了修改，加写了“在今天就是不没收一切非汉奸的资本家的企业，凡属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企业都不没收，而只实行劳动条件的相当改良。”“在今天抗日时期中，则不是没收任何非汉奸的地主的土地，而是将一切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土地实行改良政策，就是一方面地主应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农民应实行交租交息，地主仍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等文字。
〔113〕 第3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114〕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建论文集》。
〔115〕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16〕 罗世文，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在成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牺牲。
〔117〕 孙启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3师师长。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俘虏。
〔118〕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
〔119〕 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1942年6月任副主席）。1941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120〕 这里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121〕 小姚，即饶漱石。
〔122〕 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12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39集团军第69军新编第6师师长。1941年2月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
〔124〕 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25〕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辖第13、第21、第15师。
〔12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
〔127〕 指梁兴初任旅长、罗华生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
〔128〕 张爱萍，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129〕 韩，指韩德勤。
〔130〕 李、陈，指李明杨、陈泰运。
〔131〕 周恩来1940年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他拟于25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黄河以北，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国民党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132〕 繁、铜，指安徽繁昌、铜陵。
〔133〕 巢、无、和、含，指安徽巢县、无为、和县、含山。
〔134〕 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135〕 庐、巢、无、和、含、滁，指安徽庐江、巢县、无为、和县、含山、滁县。
〔136〕 指原拟发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1940年12月18日为新四军北移及苏北事件等致刘斐（字为章）的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