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因身体不适而未讲话。
5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指示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指出的发展方针。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5月5日 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陈毅电〔55〕，指出：一、“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请注意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56〕之反对”。
5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5月27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57〕的晚会。
5月28日 会见和朱德同时抵达延安的作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新疆一年的经历等。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报告说得很对〔58〕，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5月30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5月31日 新华社奉命辟谣，驳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谣言。
6月1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59〕：“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同日 下午，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60〕和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就中共进行的反磨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作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禹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陪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6月4日 下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交谈至夜十时左右。
6月初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见解。建议他到鲁艺工作，并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6月5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十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
6月9日 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两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61〕，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6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震，指出：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62〕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6月21日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讲话，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
6月22日 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德国政府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6月2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十六日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开始即是一个战争与革命交错的时期，而没有一个单纯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如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头两年半那样。”“因此，不能设想在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63〕”。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毛泽东这个报告提纲，曾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二十七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的文章。
6月27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请陈、罗令彭朱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
6月下旬 根据截止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大量资料，撰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文章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分为片面性与全面性的两个大阶段，这第二个大阶段是从去年九月欧战爆发开始的。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又已有了三个小的发展阶段。”所以，“连同片面性阶段，也可以说共有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片面战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止。在此期间，日、意、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次第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英、美、法却不抵抗，反而纵容这种战争，并企图挑动日苏战争和德苏战争，极力避免帝国主义自己的全面战争。第二个阶段是英、法已向德国宣战但并没有展开真面目战争的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起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苏、芬签订和约止。在此期间，英、法、美仍然避免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企图引导反苏战争。他们采取种种办法迫德反苏，利用苏芬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苏高潮。在英、美、法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发动了反苏宣传，一方面发动了反共高潮。“‘磨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双方开始进行真面目战争但还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阶段，从苏、芬签订和约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苏联战胜芬兰，订立苏芬和约，迫使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不得不真打起来，世界就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阵线：德、意、日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苏联的和平中立阵线。但在这个阶段内帝国主义战争范围只限于欧洲。法国投降以后为第四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持久与准备最后决战的阶段。《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当时作为内部参考材料印发。
7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同日 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为此，中共在政权、军队、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方面，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6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发出）。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主要有：在反共高潮下降时期，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境内；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对右倾错误也不放松；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党内要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报告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64〕，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讲到投降危险与好转的可能性之增加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时，指出：“我之任务在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报告在谈到全党应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时指出：“必须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二者不可缺一。以前一时期强调斗争教育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反磨擦的胜利。现在只知团结不知斗争的现象尚有，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松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决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重要的。国民党一打一拉的政策我们应该学习。”
7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65〕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7月13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会议对他七月六日报告的讨论情况作结论，进一步解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战争与革命问题，二、中国问题。结论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的矛盾，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都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和中国。在论述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时说：“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关于学习问题，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例如，这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就有许多新的东西。有人说“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这“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毛泽东作的这个结论，曾以党内文件印发，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时局问题的结论》。
7月16日 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提出：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辖十八个县，八路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规定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非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越出规定地区。八路军的编制，在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的编制为两个师；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7月20日 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原局，陈毅，指出：一、与李品仙力求和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仍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7月24日 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
7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66〕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同日 本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五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67〕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天多的时间。在八月八日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关于政治形势，指出：亲苏、和共、改良是国民党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统归周恩来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讲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蒋介石大体上处于孤立地位，但还没有完全孤立。最近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文章，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发言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中央文委建立实际工作机关，组织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发言提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即：外来党员与本地党员的关系，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进步势力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言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7月 为《美洲日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同月 接沈雁冰到杨家岭住处长谈一次，内容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8月1日 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同日 为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题写刊名。
8月3日 次女李讷在延安出生。
8月11日 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8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68〕，聂荣臻、彭真、朱良才〔69〕，提出对野战军政工会议和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的意见，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地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还指出：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的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必须明确规定处理军队党与地方党、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等几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注意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8月15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张自忠〔70〕将军大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71〕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8月19日 关于一二〇师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指出：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指出：“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8月20日 华北八路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百团大战〔72〕开始。此战役八路军先后出动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至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这次战役，八路军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8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73〕、陈光、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山东地方工作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一）“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二）“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统筹统支，但据说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三）“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9月初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9月5日 读范文澜〔74〕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9月6日 关于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军官进行分省调查事，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75〕，指出：一、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每人立一小传。对国民党军官进行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每人也立一小传。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首先对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初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同时，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其次，对几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百团大战，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指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发展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反对复古思想，但须运用民族的形式。还在会上提议组织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对叶、项九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指出：“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9月23日 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趋势是扩大和持久，现在还是处在最后决战的前夜。中国时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不变，一是变好即进步，一是变坏即投降。变坏是投降派的路，如果重庆失守，可能出现中国的贝当，这就是现在的突然事变。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团结与斗争都要，但现在是以团结为主。我们的方针，要一方面放在争取时局好转上，一方面放在对付坏转上，在某一种意义上，在布置工作时应以对付坏转为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可分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顽固派，顽固派中的左派即可变派。对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对顽固派也要孤立，但还要团结他们；对顽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拢，必要的斗争和批评也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文化运动要大大发展，有文化的有知识分子的军队是不易消灭的。过去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吸收吃了亏，对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也吃了亏，武汉失守以后，这两条都不好办了。对百团大战的估计，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关于边区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又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边区还不巩固，首先是外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其次是本身的建设也不够。边区的经济，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了，又增加了新的工业。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边区党代表大会把资本主义痛打了一顿，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过范围。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消灭限于党内。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新老干部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中央局以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常委还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原边区党委名义仍然存在。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9月27日 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9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指出：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10月3日 为黄克诚〔76〕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一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让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四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六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指出：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10月7日 延安清真寺举行落成典礼。毛泽东题写寺名“清真寺”。
10月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指出：国民党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它。”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10月11日 关于在山东缓和磨擦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朱瑞，陈光、罗荣桓：“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缓和对韩、李〔77〕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78〕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争取苏北著名绅士致电陈毅，黄克诚，项英，刘少奇，彭雪枫，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张一麐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
10月12日 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同日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79〕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 关于韩德勤进攻失败后华中的工作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叶挺、项英，黄克诚，提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80〕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同日 关于建设苏北根据地等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等：“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同日 关于注意吸收职业教育社代表参加苏北政权工作，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并告叶挺、项英，彭雪枫，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的有关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以优待；对这一问题，中央应有明文规定。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地方党与军队关系的决定。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优待反共俘虏的指示。指示说：“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第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中原局电，指出：“根据九月十五日彭真电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
同日 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并告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指出：“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出之，任何时候不要惊慌散乱。”
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即“皓电”），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即“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区）。
10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81〕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速告黄、陈〔82〕，至要至要。近日国民党对我十分险恶。”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目前形势问题举行的临时会议。会议认为，目前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的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复蒋介石电，答复蒋十二日来电对苏北事件的查询，揭露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的真相。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 将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来电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同日 关于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边区已有准备），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同日 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日 关于目前时局，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83〕，美国的借款〔84〕，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85〕的回国，南宁的撤兵〔86〕，海通社〔87〕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修改的文字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