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　四十六岁

1月2日　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增强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还刊载毛泽东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指示电。会议还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一月十三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仍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时，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1〕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关于磨擦问题，发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月13日　就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同日　复信何干之〔2〕。信中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3〕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月18日　下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报告最后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1月20日　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本日来电〔4〕，决定复蒋介石一电，说明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打断蒋介石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念头。

1月22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并要周恩来将中央复蒋介石电转交蒋。中央复蒋电中说：“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同日　为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写信给周扬〔5〕。信中说：“此稿李六如、和培元〔6〕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后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书名并题词，题词是：“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月25日　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指出：这个展览会的意义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关于生产运动，毛泽东发言指出：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月27日　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的谰言，和王稼祥致电周子昆、赖传珠〔7〕、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本日，又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1月28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发表讲话，指出：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在讲到学习问题时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林伯渠希望中央对出席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有具体的指示。毛泽东说：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问题，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这一点请林老告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军事区域，根据现在情况决不能答应向北发展，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陕甘宁边区至少坚持二十二个县，边区政府主席不许派人来担任。

同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致信陈伯达。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事物的“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关于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2月2日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8〕。他说：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同日　为抗大第五期学员杨海泉题词：“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2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该取消。讲话还指出，对付国民党的“磨擦”，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2月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的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月6日　鉴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反共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十二日，毛泽东、陈绍禹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2月上旬　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9〕，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2月7日　出席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并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华北华中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对我们的磨擦是取消我们已有的力量。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毛泽东还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10〕。会议决定党的七大延期召开。

2月11日　为冯福新题词：“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2月14日　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医疗队是受印度国民大会派遣来华的，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延安。

2月16日　应苏联《真理报》之约，为苏联红军建立二十一周年纪念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文。文中指出：“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它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中国军队有许多长处”，但“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针，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

2月18日　和王稼祥、谭政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等，指出：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

同日　农历除夕。约原湘赣苏区负责人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住处谈话，同他们谈过去湘赣苏区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人的问题讲一下，过去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谈话后，留王首道等一起吃午饭。

2月20日　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主要有：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会议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负责同志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

2月25日　出席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并讲话，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共讲四个部分。（一）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二）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作进攻西北的准备。（三）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3月2日　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十八日，毛泽东写信给聂荣臻，说：“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11〕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处工作。

3月6日　关于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问题，和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12〕并告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指出：原则同意抗大分校应当加强军事教育，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时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

3月8日　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3月12日　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

3月15日　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就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　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每个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3月19日　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和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前提下应成为运动，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张稼夫〔13〕关于晋西南工作的报告和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说：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十二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3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4月1日　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电八路军总部等，指出：“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就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4月8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同日　下午，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指出：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14〕致电八路军总部、三个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指出：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培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电报还对各单位应选送学员的数目与标准作了规定。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下旬　写《五四运动》一文。文中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中首次提出以下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4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同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15〕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晚餐后同萧三谈话。

5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打到鸭绿江边，争取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去掉，例如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还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例如反国家反民族的汉奸思想、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在河北的根本方针要达到以八路军为主，使八路军力量扩大，主任公署和县政权无论如何不取消。又说：对最近国民党在瓦窑堡的磨擦，我们采取强硬态度已取得胜利。现在磨擦的中心区在庆阳，已发生武装冲突，庆阳附近五县我们坚持不让，如果打起来了，我们便提出与国民党谈判。

同日　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他说：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演讲重申，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献旗，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

5月5日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军事要在政治方针指导之下，我就讲讲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贯彻六中全会的政治方针，现在是尽一切力量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游击战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准备反攻。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一个方针，叫作“四面包围，中间破坏”，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部派奸细搞破坏。保卫边区，主要靠武装力量——留守兵团与保安队。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讲话谴责最近国民党顽固派在瓦窑堡、陇东、旬邑等地制造磨擦，指出这次会议对磨擦问题要深刻地讨论清楚，这是一个大问题。

同日　傍晚，到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谈话后，同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月10日　出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还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王世英〔16〕关于山西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的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发言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会议还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扩大招生。

同日　出席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三声好。”

5月12日　傍晚，萧三如约来访。毛泽东同他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工作，并告昨天中共中央开会决定他在鲁艺做编辑部的工作。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诗本（手抄本）留下请毛泽东看。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专门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是重要的，今后要两三个月讨论一次。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国民教育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现在国民党有许多怪论，我们应当答复。会议决定要注意回答国民党宣传中提出的问题，由毛泽东撰文答复坚持抗战三阶段问题、主流与逆流问题。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5月24日　致信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国民大会给予的医疗和物质援助，并告知印度医疗队已经在此开始工作，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非常热烈的欢迎。七月十一日，尼赫鲁复信毛泽东，说他可能在今年八月或九月来中国作短期勾留，届时希望能和毛泽东见面。

5月25日　本日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一期发表毛泽东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手迹：“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5月26日　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5月30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作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中国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永久的奋斗”，模范青年应是永久奋斗的模范。讲话后他给模范青年授奖章。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的借口很多，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力量不要怕国民党的借口，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自卫的原则。

6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作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同日　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写《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文。文章向在国际反侵略阵线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并致热烈的敬礼。指出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同日　本日出版的《中国妇女》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六月六日进攻山西西部黄河渡口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对国民党的态度，须准备在对方态度急转直下时我们的应付，在某些方面可采用较温和的态度。庆阳方面必须守住，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延安应召开干部会议，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

6月10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三个问题。（一）目前形势的特点。“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甲）日本的诱降政策；（乙）国际的压力；（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二）抗战的前途。“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正如六中全会指出的，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三）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高级干部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

6月13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要加强群众运动，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华北问题。

6月17日　写信给萧三：“（一）大作〔17〕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6月24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工作一定积极化，并且他们可能相互结合。因此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我们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新的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

6月30日　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反对投降活动》，并将开头一段话略去。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问题。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周恩来发言说，我们要指出支持长期抗战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答复如何继续支持抗战的办法。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七月七日发出。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重要的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着对日中途妥协与分裂国共合作这两种最大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9日　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说：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7月12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讲话，指出：创造边区是你们第一个功劳，现在保卫边区也一样要你们来建立丰功。我们反磨擦的目的在于讲和，为了把统一战线搞得更好，巩固团结，反磨擦是达到讲和的最好办法。边区的县长、区长、乡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7月20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只有全国妇女都起来了，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7月24日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签订协定，称《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时，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7月　为受国联防疫团派遣在延安作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18〕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演说谴责中国反动派杀害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指出：“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还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演说强烈要求严惩制造平江惨案的反动派，取消反动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对上次参政会采取消极态度也是必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我认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投降分子等提案都是必要的。会议还讨论对英外交政策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20〕，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8月4日—15日　在这期间出席四日、六日、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连续听取周恩来作长篇报告。报告以近一年来的材料，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材料，阐述了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诸问题等。

8月13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讲话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会议决定七大代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延安，由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关于党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说，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原来的老苏区等区域党的工作路线转变较差，必须彻底转变。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21〕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王震〔22〕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

8月22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贺龙、程子华〔23〕、杨尚昆等，指示对阎锡山企图取消或改变山西战委会所应采取之对策。

8月23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和秦邦宪的报告。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发言，指出：一、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一切策略的出发点不要脱离国民党的大多数。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叶青〔24〕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是必要的。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8月26日　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

8月27日　致电已到重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尼赫鲁，邀请他到延安访问，并感谢印度国民大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对八路军的援助。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尼赫鲁于九月五日提前回国，未能到延安访问。他九月二日曾复电毛泽东，对不能访问延安表示遗憾，并向毛泽东和英勇的八路军致敬。

8月29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目前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教育在抗战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25〕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两次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9月1日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企图从中取利。“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同日　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　《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题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同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发出《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指出：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集会三次，对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曾有提案三百余件。“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急切希望。”在目前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全中国人民的严重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

9月10日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拜访昨日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达延安的南北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等，并设宴招待。随后，又陪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并致欢迎词。

9月12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为反对汪精卫派汉奸而举行罢工的香港工人，向他们表示慰问，并捐款三百五十元。

9月14日　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9月16日　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已经到来。毛泽东说：“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二）关于磨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我们的口号一定要与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绝不能混同。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三）国共两党是否有分裂的可能。毛泽东说：“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9月18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九一八”八周年大会，并讲话。他说：“九一八”到今天已有八年了，卢沟桥抗战也打了两年了，可是，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复兴的道路。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9月22日　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9月24日　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上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下篇。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要利用欧战来达到他的两个目的，即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日本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横财。罗斯福也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财，他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领导权。

9月25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　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批驳了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以及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等说法。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下旬　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欢迎晚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9月　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一万元，赈济灾民。

同月　为筹建中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一百元。

10月1日　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序言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对于“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这一类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是重要的材料。“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

10月4日　为十月二十日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篇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5日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10月7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信中说：“王右瑜〔26〕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

10月10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10月15日　出席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

10月17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并告贺龙、关向应：“一二〇师如何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两个月前我们谓该师师部将来准备移晋西北，系指国民党反共之时，现未到此时候，故不应来晋西北”。

1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召开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之下，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之中，要反对太平观念，要努力做好对内对外的工作，争取全国与国际的援助。要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要注意吸收外来的技术干部，发展国营工业。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干部，边区党委有义务输送一批干部到外面去。凡属对外关系方面的大问题，须经过中央批准。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草案时，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同时是巩固党的重要条件，经过群众斗争锻炼的党才是巩固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同意来电提出的对盐务局、电报局及学校等的方针，指出：“凡不积极反共之国党、国府、省府人员及地方绅士，均应采取协作政策，望通知部队及地方党实行。”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欢送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八路军抗日前线工作而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代的许多奇闻轶事。

11月3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复电李井泉、姚喆〔27〕，指出：“在欧战爆发，波兰亡国，德、英、法等继续战下去和假如中国抗战到底不中途投降的条件下，中国便已进入抗战第二阶段”。“绥东专员已逃，你们应乘机用大力建立当地抗日政权的工作”。

11月5日　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林若虚复信。信中说：“顷接八月一日大示，如见故人！前信未到，非敢慢也。寄奉百元，聊佐薪水，为数甚微，将意而已。尚祈努力奋斗，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不胜祷企。”

11月14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

11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中产阶级活跃起来，现在敢于讲话。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提议对统战工作发一指示。要告诉全党克服投降是可能的，不要等待投降的到来。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提议组织一个招生委员会，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宪政问题，我们要研究。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28〕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照张闻天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吴玉章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为副院长。

11月24日　和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本日召开发起人会议，不久将举行成立大会。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指出：“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11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华北党的工作，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我们党的政权的军队的工作基础。华北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是全党中最大的部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因大资产阶级已处于动摇麻痹状态中，联共又反共，联苏又反苏。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要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这是我们克服投降危险的内部条件。现在我们要大用知识分子，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扩编军队问题，如蒋介石承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我们应争取二十二万人的经费。

12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同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3日　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

12月初　约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会议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12月6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29〕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同日　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同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2月12日　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和王稼祥复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30〕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在《新中华报》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21日　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12月22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宴会后，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指出：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如此战新军失败，蒋介石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31〕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〇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2月26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指出：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2月27日　《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2月28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同日　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据德怀同志电告，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指挥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12月31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32〕及决二纵〔33〕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34〕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还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几位在延安的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毛泽东在第二章中，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一九四〇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一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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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来电，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向外宣传。

〔2〕 何干之，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4〕 周恩来1938年1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回电”。

〔5〕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 李六如、和培元，当时分别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秘书。

〔7〕 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8〕 毛泽东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1939年，“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9〕 毛泽东当时认为：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还没有到来，还处于防御阶段与相持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后还会向西安进攻。

〔10〕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1〕 指王稼祥。

〔12〕 傅钟，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13〕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14〕 吴溉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15〕 萧三，原新民学会会员，作家。1939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

〔16〕 王世英，当时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

〔17〕 指萧三1935年5月12日交给毛泽东看的那个手抄诗本。

〔18〕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称为“平江惨案”。

〔19〕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20〕 指《有田—克莱琪协定》。

〔21〕 张鼎丞，当时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1939年6月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22〕 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23〕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24〕 叶青，原名任卓宣，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1938年参加国民党，长期从事反共理论宣传活动。

〔25〕 陶行知，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26〕 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1939年9月，担任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副团长，与慰劳团一同到达延安，并带来参军处参军长吕超致毛泽东、朱德的信。

〔27〕 李井泉、姚喆，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谋长。

〔28〕 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去世。

〔29〕 阎，指阎锡山。

〔30〕 雷任民，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4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1师师长。

〔31〕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1军军长。

〔32〕 陈支，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33〕 决二纵，即山西新军决死队第2纵队。

〔3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