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四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使部队得到休息并进行整顿和补充，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缩编部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三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架起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六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
1月9日 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1月12日 和朱德等参加在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的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5日—17日 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发言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二月八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月19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
1月20日 由泗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中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1月2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九坝。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1]，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叙永、古蔺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
1月26日 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1月28日 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1月29日 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同日 从土城渡河前，同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要求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2月2日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
2月3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厢子。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河、永宁（即叙永）遭到川军截击。当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
2月5日 离开石厢子，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2]。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3]。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根据当前敌情，中革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6日 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威信县扎西靠近，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
2月7日 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电报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9日 同军委纵队经大河滩到达威信县城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2月10日 中革军委发布各军整编的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始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
同日 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4]部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红军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之侧击，争取东渡赤水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十一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军委纵队到达石坎子。
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电报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
2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指示还说，要“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要“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5]
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本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并指出：“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8日 到达走马坝。出席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这也是错误的。
2月18日—21日 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黔各部慌忙调兵阻止，并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2月20日 在回龙场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作战斗动员报告，号召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2月21日 蒋介石急电王家烈，判断中央红军有取道川、黔边界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模样，指令黔军在松坎、赶水一线堵截。
2月23日 到达后滩坝。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指出：游击队必须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分局的人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人都到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团。苏区干部应有一部分到占领区去。要向所有干部讲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中央红军经激烈战斗，再次攻克川、黔交通要道娄山关。二十八日，重占遵义。这一战役，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8日 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作《忆秦娥•娄山关》[6]：“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7]。”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3月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遵义城。
3月2日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三日，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3月4日 在遵义老城天主堂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出席连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报告分析了这次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一般的形势和目前的紧急任务。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3月5日 凌晨三时，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由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并说“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清晨六时三十分，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粉碎了一切动摇悲观、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机会主义观点，发扬了红色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3月10日 在狗坝（今苟坝）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晚上，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十一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红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随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3月12日 晚上，离开狗坝，到达青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十三日，中革军委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各军团，并指出：“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8]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5日 和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厂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未克，撤出战斗，向茅台地区机动，袭取仁怀。
3月16日 到达仁怀县茅台镇。当晚至十七日十二时前，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
3月20日 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赶筑碉堡，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南集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坚决迅速东渡赤水。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战绩，是他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
3月24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敌人企图连接遵义、仁怀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势迅速通过遵、仁之线，争取南下先机。
3月27日 同军委纵队转移至萝筛坝地区。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9]，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又令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佯攻敌军，引敌北向，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
3月28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花苗田，从白腊坎附近通过国民党“追剿”军的封锁线。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
4月2日 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五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姿态。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时，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又令薛岳和湘军东至余庆等地布防。
4月7日 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八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使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4月11日 同军委纵队前梯队经定番、十里冲，到达沙坑场、白水井地区。
4月18日 中央红军主力从白层、者相、者坪、罗炎地区南渡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二十七日，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8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4月29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5月1日 到达小仓街。经勘察，决定在洪门渡、龙街、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5月3日 刘伯承[10]率中央纵队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完全控制渡口的南北两岸。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过江，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因得到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未成、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所得渡船很少的电报，又得悉万耀煌[11]要保存实力往回收缩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过江。至九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川军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又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向金沙江边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5月12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们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5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铁厂，到达白果湾。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聚居的地区。
5月19日 到达西昌县锅盖梁地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12]。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本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5月20日 到达冕宁县松林地区。中革军委发出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训令。训令指出：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13]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即汉原）、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5月22日 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刘伯承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5月24日 经大桥镇进入彝族区。为不打扰彝族群众，同军委纵队的同志露宿在树林中。本日晚上，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占领石棉县安顺场，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二十五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5月26日 和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鉴于安顺场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二十九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抢占泸定桥。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5月31日 通过铁索桥至泸定县。出席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5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6月2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放弃攻取清溪、荥经，要求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战略要点。四日，毛泽东离开化林坪，至水子地宿营。在翻越一座山时，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身边警卫班长胡昌保牺牲。毛泽东悲痛地双手抱胡昌保放平躺下，用自己的毛毯盖在胡的遗体上。
6月7日 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天全。
6月8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本日，中央红军攻占芦山，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4]，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5]，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16]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17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翻越夹金山，至达维镇。当晚，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联欢会并讲话。
6月18日 到达懋功县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17]，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18]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19]，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20]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同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会见李先念。毛泽东向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
6月20日 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国焘[21]，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22]或田颂尧[23]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 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24]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报告。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 在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会议还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后方工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今黑水）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6月30日前后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北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七月一日，到达卓克基。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文告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7月上旬 中央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严重缺粮，影响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毛泽东看到部队吃饭十分困难，亲自过问给养问题。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于二日和八日发文指出，为筹足过草地的食物，要求各部队每人带足十五斤粮食和足够吃一个月的食盐，并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7月10日 到达上芦花。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25]没有解决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7月中旬 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详细询问敌情，并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7月16日 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毛儿盖，红三、红五军团进至芦花、党坝地区。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日 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成绩，指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会后，毛泽东等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二十八日到达松潘县毛儿盖。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31日 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8月1日 红军总部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三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随后，又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同日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8月4日—6日 出席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言说：（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同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成员问题，发言说：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他们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7日 晚间，看望患阿米巴痢疾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得知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已随红军总部前往卓克基，当即派人到红一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经多日抢救治疗，周脱离危险。
8月15日 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即速开毛[26]”。“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纵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8月中旬 听取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问题，批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
8月17日 会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还谈到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要杨成武到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那里接受具体指示。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向班佑开进。
8月19日 出席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何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常委会，在遵义会议时已批评到未发生作用，鲁班场战后至现在仍未发生作用。每周开一次会，要预告准备议事日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
8月20日 出席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27]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28]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8月24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29]、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30]、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8月下旬 同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连日在茫茫草地中艰苦行军，到达班佑。在班佑期间，听取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并采纳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俄界前进。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的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
同日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发起包座战斗。三十一日，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9月1日 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2日 出席在若尔盖县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9月3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说：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五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9月8日 张国焘[31]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周恩来住处开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出席。会议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共中央北进指示。当晚十时，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32]，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9月10日 凌晨，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到达拉界。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一军会合。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八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9月11日 率红三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报告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与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33]。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十五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多次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9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黑拉。致电彭德怀，说一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二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
9月16日 到达俄界黑尕寺（今黑多寺）。决定在天险腊子口打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同林彪、聂荣臻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二纵队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报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同日 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十八日，正式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
9月18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又名大剌山），到达鹿原里。二十时，就部队行动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34]，要“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二十二时，又电彭德怀说，哈达铺已为我一纵队一部占领。在此之前，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9月20日 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组织部工作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关于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会议对纵队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35]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同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9月2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岷县闾井。向一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任务，要求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直通会宁、静宁的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翼敌情；规定调查路线图要在当晚十二时以前上报。从此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9月25日 和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部署第一、二、三纵队的行动，并要林彪调查到通渭的道路、里程及敌情。
9月26日 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军队。国民党军在西（安）兰（州）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
9月27日 同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36]。二十八日，出席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报告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
10月 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同月 作《念奴娇•昆仑》[37]：“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0月1日 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师主力大部，击毙师长何立中。
10月2日 同陕甘支队第三纵队离开通渭县城，到达距陇西川二十里之处。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通报部队宿营位置及三日行动部署，要求各纵队注意收容落伍人员。
10月3日 同陕甘支队部和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界石铺（今高界）。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布置近日各纵队工作：一纵主力、二纵、三纵及支队部四日均各在原地休息一天，进行纪律教育，打土豪，筹粮食，准备五日向单家集、硝河城之线前进。聂荣臻、陈光率一纵队两个大队调查隆德情况，相机袭取之，以利我军向平凉、绥远川、镇原、西峰镇之线前进。
10月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单家集。途经静宁先圣庙，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一营。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38]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10月6日 到达张义铺。同林彪、聂荣臻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部署陕甘支队近期行动，指出：要从固原、镇原之间向环县方向转进，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
10月7日 到达乃家河。途经甘肃固原县青石咀[39]，在一个山头上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何柱国骑兵军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率陕甘支队顺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40]？”
同日 致电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间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三十五师部队。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进。”
10月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牛房坪、李家村地区，日行七十里。
10月10日 到达甘肃镇原县三岔。
10月1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七十里，到达环县苗家庄、真家湾、小南沟之线宿营。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10月14日 到达环县洪德城。致电彭德怀：“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耿家湾[41]（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一纵队取平行路东进。”[42]
10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环县耿湾一带。
10月16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五十里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43]、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10月中旬 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44]。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7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牛圈圪坨一带。致电彭德怀，通报敌情及后日作战部署，指出：“毛炳文[45]令陶峙岳[46]进至环县、洪德城之线整理待命，其骑兵团仍令其尾追侦察。本日十四时，我后卫大队在木瓜城东端高山与敌接触，似即其骑兵团。”“为准备后日作战，一纵队明十八日拟进至铁边城以东之张家湾、杨家庙台之线宿营”。二、三纵队明日务相当靠近一纵队宿营，以便后日协同消灭该敌。
10月18日 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发言指出：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
10月1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并要彭德怀次日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10月20日 和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毛泽东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二十一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22日 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随后，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在吴起镇期间，会见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
10月25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指出：（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同日 红十五军团发起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等部，俘获团长高福源。
10月27日 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部队工作，毛泽东发言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发言说，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董英斌[47]两个师消灭。二十五、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48]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会议还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10月28日 同彭德怀、林伯渠商讨解决过冬被服、西药、无线电器材和兵工厂器材等问题。决定在凤凰镇设采办处，以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诚为主任。
10月29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0月30日 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
11月2日 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指出：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
11月3日 在下寺湾陕甘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秦邦宪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今子长县城）。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通令：“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九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本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秦邦宪为主席，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等部部长，罗梓铭为工农检查局局长。
11月4日 率红一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
11月5日 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要叶剑英[49]率直属队后日来象鼻子湾归队，并要林彪、聂荣臻来象鼻子湾，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
11月6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要求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对黑水寺游击，并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等情况。
11月7日 和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50]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克张村驿。毛泽东还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语句，说明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发展红军的密切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一、二两纵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详加调查，当面报告，并摘要电告。当晚，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八日，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要他再次调查，并派员看地形绘图，具详报告。
11月8日 晨七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十五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久原、套通、金村、东村一带团匪。晚七时，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张村驿地域打土围情况。九日，得悉张村驿战斗捷报后，和彭德怀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同日 中午十二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各纵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晚十时，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通报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一部已到太白镇附近，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三个师一二日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前进的可能；要求各部队向指定地点移动。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主力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二十五军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一线。
11月9日 关于部队给养等问题，和彭德怀、周恩来、杨立三[51]复电秦邦宪，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说现在气候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十五天内送一千新战士来。同时，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以便赶快补充部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出直罗镇；部署红一军团在原地不动，程子华率第七十五师进至桃花砭地区隐蔽集结，徐海东指挥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原一带团匪。
11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以我们两军会合，令其各部一律不动，筑碉办粮，候其大会[52]开后增援队到再行进攻。”“似此，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各部应就原地加紧训练，测绘葫芦河两岸各数十里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肃清团匪，筹集一个月粮，派出部分人员深入地方工作，以利今后作战。”
11月12日 接连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林彪、聂荣臻，部署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各部的行动和部队筹款、贮粮、就食等工作。
11月13日 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18日 在张村驿出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53]、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54]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1月19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直罗镇战役前，和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11月20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红一方面军于二十一日应完成消灭直罗镇一带敌人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部署红一军团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红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11月21日 发起直罗镇战役。在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拂晓，红军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二时，歼敌大部。二十三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二十四日，直罗镇之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
11月24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洛、博[55]来电，估计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我完全同意此估计。
同日 会见徐海东，谈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及当前国民党军的动向，询问部队伤亡情况，要求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当听到红十五军团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遗留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
11月25日 《红色中华》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该报记者的谈话，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56]，揭露其“出卖整个华北及全中国”的罪恶。谈话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并林彪，要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二十六日，和彭德怀又致电聂、林，指出：“对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
11月26日 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
11月27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的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工人、农民、灾民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的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秦邦宪：一方面军本日已全部集中于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十天整理训练，至十二月八日止，九日接近部署出动。后方新兵、衣服、食粮等项，均请令其于八日前赶到，否则不便补充。
11月30日 在东村出席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57]（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说：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报告提出新的任务是：“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报告指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红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报告还提出，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实行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周士第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还任命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共二十二人。
同日 致电张闻天，指出：红一方面军休息十天后拟包围宜川、洛川两城，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延安之敌逃跑则截击消灭之。同时可赤化宜、洛两县，筹款就粮。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我们有详信复你。”“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
11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2月1日 复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58]，完全同意”。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意见。
12月2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直罗镇大捷，并指出：“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59]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对延川、延长的部署[60]。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
同日 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在此前后，会见曾在第十七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要他前往西安，把信交给杨虎城。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君宝珊[61]，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
同日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抚恤费之通令》，规定在目前较低的物质条件下使伤病员能迅速治愈并恢复体力。
12月6日 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八日到王家坪，十一日到安塞，十三日到达瓦窑堡。
12月8日 和彭德怀、刘志丹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最后提出尊重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权利、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平等等五点宣言。
12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要红一方面军仍在套通、田儿地区进行第二个十天训练计划，不应向南移动，应在原地待机。
12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战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
12月16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徐海东、程子华，提出为消灭井岳秀[62]侵入苏区部队，粉碎其夺取安塞、安定的整个计划，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北上，会合七十八师，于十七日进行出动准备，限二十二日到达子长县附近集中待命。
12月17日—25日 出席在瓦窑堡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63]。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三、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会议于二十三日当天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64]。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12月17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夺取甘泉、宜川的部署，指出：一军团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取得甘泉并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进到牛武镇、龙泉镇地域工作。两军团的发展方向为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
同日 为优待红军技术人员，节省使用各级指挥机关办公费等，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红校军事教育专家，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特殊津贴。
12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来电[65]，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12月24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66]。
同日 为夺取宜川城，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取得宜川城，对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现有四十天工夫，请令一军团详细侦察用地道法攻开该城的可能性”。“强袭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12月27日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变化的总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同时，报告唤起党内注意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30日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67]，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一千五百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
同日 分别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要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来瓦窑堡，以完成组建骑兵团四个整连的编制。
12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电报指出：“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对一军团调去的干部，同样要教育他们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
* * *
[1]指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
[2]鸡鸣三省村，一般认为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
[3]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4]潘文华，当时任国民党军川南“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
[5]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6]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曾作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7]“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毛泽东1962年5月回忆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8]周、吴，指周浑元、吴奇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司令、第1纵队司令。
[9]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彭德怀、杨尚昆，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董振堂、李卓然，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
[10]刘伯承，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1]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第13师师长。
[12]原定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后来他因病未能到职，由聂荣臻担任。
[13]刘文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杨森，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郭勋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师长。
[14]项英，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主席等职。张国焘，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29日、7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15]徐向前，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6月29日又任中革军委委员。陈昌浩，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29日、8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委员（7月任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6]岷、嘉两江，指岷江、嘉陵江。
[17]张国焘、陈昌浩1935年6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18]理番，今四川理县。
[19]甘、青，指甘肃、青海。
[20]雅、名、邛、大，指四川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21]张国焘1935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2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5年10月又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
[23]田颂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四川“剿匪”军第2路军总指挥。
[24]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25]1935年7月初，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说要充实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26]指四川松潘毛儿盖。
[27]岷州，今甘肃岷县。
[28]青、宁、新，指青海、宁夏、新疆。
[29]西固，今甘肃舟曲。
[30]墨洼，即麦洼，今属四川红原县。
[31]张国焘当时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和指示的电报，大都以朱德名义同他联署。中共中央在1936年7月14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也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32]刘伯承，当时随左路军行动。
[33]俄界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以及中央直属部队逐步实行整编，将红军第1军、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第1、第2、第3纵队。整编工作到哈达铺才完成。
[34]彭雪枫、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35]谢觉哉，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毛泽民，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
[36]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3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38]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39]今属宁夏。
[40]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41]耿家湾，即耿湾。
[42]关于陕甘支队通过洪德城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二点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43]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城。保安，今陕西志丹。
[44]这10个省是：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
[45]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军长。1935年10月下旬又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3纵队司令。
[46]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第8师师长。
[47]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7纵队司令。
[48]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陕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总司令。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第9纵队司令。
[49]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11月8日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50]郭述申，当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51]杨立三，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
[52]指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出席了这次大会。
[53]中部，今陕西黄陵县。
[54]肤施，旧县名，1937年2月改名延安。
[55]洛、博，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56]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说，声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57]毛泽东在报告中另一处是这样说的：“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58]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等主张。
[59]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60]1935年12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东岸国民党军西渡，并相机歼灭从肤施逃出之敌。同日，李德将这个部署电告彭德怀、毛泽东。
[61]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军长。
[62]井岳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6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副司令。
[63]关于这次会议最初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
[64]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的报告记录稿是相同的。
[65]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66]1935年底和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8、第29军先后成立。刘志丹、宋任穷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萧劲光、朱理治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政治委员。
[67]指毛泽东、周恩来1935年12月24日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致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