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报博览

说起《村居》这首诗，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然而，对于其作者高鼎，大家应该很陌生。

01

最悲催的文人

《村居》是一首明快的小诗，但高鼎绝不是个明快的诗人。

四十二岁那年，有眼疾的高鼎，娶了一个姓鲍的哑女为继室。

高鼎相貌平平，木讷寡言，父母早亡，身边唯有一个妹子。他自己也过得不如意，漂流大半生，只是一个潦倒的教书先生。

更加不幸的是，他还生活在一个渐渐变坏的世道里。

咸丰年间，前脚刚发生了“鸦片战争”，后脚又迎来“太平天国运动”。战乱来临时，他不得不四处逃亡。

期间，高鼎唯一的一个小妹，死于战乱。从此之后，在尘世间，高鼎唯有一个亲人，那就是其外祖父孙麟，孙麟同时也是高鼎在诗歌方面的老师。

孙麟写下过不少清丽的小诗，在他弥留之际，他把自己的毕生心血，一本叫《秋啸堂稿》的诗集，交给了高鼎。孙麟希望外孙能帮自己，将诗稿整理刊行。

但高鼎很是贫困，好在，他还有一个朋友——李圭。

外祖父去世20余年后，即公元1879年左右，在李圭的运作之下，《秋啸堂稿》终于结集出版。高鼎的心愿终于了了。

彼时，高鼎已然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心愿了结了，基本也就意味着，他的人生也走向了终点。

孙麟的诗集出版一年之后，高鼎就染上了重病，“顶踵浮肿，痰喘，夙疾加甚，且咳血”，不久之后，病逝于宁波。

他此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写诗，高鼎的那些诗作，又该怎么办？他又该托付谁去出版呢？

02

被误读的古诗

今天，我们还能够读到《村居》，首先当然要感谢高鼎，至于第二个有功之人，就是他的那位朋友李圭。

高鼎去世两年后，李圭请来他的一位好友，从其三千余首诗歌中，精挑细选出1080首来。其后，编纂成一本诗集。

与落魄的高鼎不同，李圭一生家境殷实。

根据李圭的自述，从幼年时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居家读书。假如需要外出，“间至亲戚家，虽五七里，必有代步者。”

饶是如此，战争的阴霾，照旧会笼罩在李圭的头上。

公元1860年，太平军攻破清朝的江南大营，李圭的父母、妻子皆被起义军杀害。而他一个平素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公子，也不幸被起义军掳走，充作一名苦力。

他的境况要比高鼎险恶万倍，好在李圭的脑筋又很活络。不久之后，他就发挥自己能识文断字的特长，替太平军整理书信，当起一名“写字先生”。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曾经脚不沾尘土，连五七里的行程都要坐轿子的李圭，他绝对不会想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将要去往更远的地方，追寻真正的诗和远方。

03

诗和远方

虽然生活富裕，李圭的大半生，并没有做过多大的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以笔墨讨生活，“写字先生”而已。

当然，同样是舞文弄墨，他可比自己的朋友高鼎，要幸运多了。

高鼎至多是个乡村教师，李圭则先是在青浦常胜军军营做事，不久之后，在朋友引荐之下，又去到了宁波海关税务司工作。

在海关税务司上班时，他不得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前面说过李圭为人活泛，当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视欧美人为异端，说起他们的技术，又会“闻奇事奇论，则斥之为荒诞不经。”

李圭“尝承乏浙海关案牍十余年”，工作十年，行事却一点不像顽固派，他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且具备一定的开明思想。

公元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举世瞩目的世博会。

就是在世博会现场，中国场馆陈设处，他慨然写下一副对联：

“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

展会结束后，李圭并没有即刻回国，他又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环游世界，一并参观了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

作为一个诗人，一路走来，他留下很多诗篇。譬如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火山，李圭写道：

俾煎万古雪，添作四海水。

行至日本神户，观看当地的六甲山瀑布，他又情不自禁作诗道：

划开山一角，散作玉千条。

回国之后，李圭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全部汇集在一本书中，即《环游地球新录》。

他不过是一介刀笔小吏，谁也没有想到，《新录》出版发行时，堂堂中堂大人李鸿章，亲自为其作序。

李鸿章赞李圭曰：

“五洲重译，有若户庭。轩猷往来，不绝于道。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又岂仅一名一物，为足资考镜也哉！”

李圭的一生，非科举正途出身，但他又是好学鸿儒之士。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他一方面，愿意结交底层的失意文人；另一方面，他又能发掘出譬如《村居》这样美丽的诗句。

他习儒者之学，却又不是死读书，有一颗经世之心。

得遇这样的知己，当属高鼎之幸运，《村居》之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