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玄学简史

人类认知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活着。本文将会最简洁的结论性语言，明晰中国玄学的发展历程、学派分支和不同学派主要观点。

第一章：从巫术到宗教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对未知事物解释、控制和预测。因此玄学都是从巫术开始的，巫术就是针对具体事项采用某种具体仪式来帮助人类决策。巫术现在具体的仪轨已经不可考，仅有一些遗址和文物。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像、圆形祭坛，距今约 5500 年，实证了先民通过巫术仪式沟通天地的行为；良渚文化反山墓地的玉琮，以 “内圆外方” 的形制和神人兽面纹饰，成为巫觋 “通神” 的法器象征，体现了巫术与礼制的结合。巫术能够决定决策，那决策必然有一个通晓未来、能准确语言的对象，否则巫术就逻辑上说不通。因此泛神论就自然出现，泛神论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对应的掌管，精灵的概念出现。因此泛神论中对于四大决策的范畴都有对应的精灵。

大自然：为了决策中的天气等事项

动植物：摘采和狩猎

天体：自然现象

偶像：生殖等人体功能

在尝试与精灵对话的时候，必然有的时候准确，有的时候并不实现，因此人类在尝试对话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仪式，例如舞蹈、歌曲等方式，这些方式被后来所有的玄学称呼为“仪轨”。仪轨就是要按照什么方式来获得启示和正确的决策。对话的过程，必然需要对精灵的行为进行揣摩，试图更好的满足精灵的需求获得更准确的指示。人类用自己的行为来勾勒了精灵的行为，这个时候泛神论出现了人格神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精灵分为了善、恶和神、魔的区别，能够帮助人类生存的为善和神，毁灭人类生存的为恶和魔。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是人类为了对每次对话得到启示，有时候对，有时候错的一种逻辑自洽的补充解释。人类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无法可见精灵的，那么人类在特定的仪式或者状态下能够得到精灵的启示，那么必然人类也具有和精灵不可见但是实体存在的某个状态。因此灵魂的概念出现了，灵魂的概念自然也就和生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匹配，在后期的发展中，灵魂居住的地方就被被创造出来，成为天堂\地狱，而轮回和往生的概念也就自然出现，当然从灵魂的概念到天堂和轮回的概念是一个很长的演变进化过程。

决策的权力毫无疑问就是最大的权力，涉及到了生产、分配等所有环节。因此巫术的仪轨最开始都是群体行为，但是很快就被特权个人垄断，成为权力行为的解释工具。

这个时候权力的所有者和巫术者基本是同一个人，与王权深度融合，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但是决策如果失误的话，就会导致决策的人负责错误，因此在后期为了更好维护威信，权力所有者将巫术的行为专职化，就是巫师的出现（佛雷泽·《金枝》中的研究）。巫师毫无疑问分享了权力，但是也必须为重大事项的错误而付出代价，有的时候是生命。但是巫师的专职化，导致仪轨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从简单的动作和歌曲舞蹈，渐渐衍生出了复杂的四大仪轨：

舞 咒 歌 祭

在这个过程中，巫师渐渐掌握了一些草药和医疗的使用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专业性和信服度，从而获得更多的生产物资和权力分配。巫师是一个统称，而“萨满” 则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专指中国北方（满、蒙古、鄂伦春等）及东北亚、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中的神职者。自从巫师具备了权力分享的资格后，巫师或者萨满就有了严格的族群内部遴选标准和仪式化的训练流程。

这个时候巫术已经和王权的权力分配机制非常成熟了，已经成为了部落稳定权力结构的逻辑结构，负责解释生产和分配中的各种规则，也为阶层\阶级提供了合理的正义性。巫术的理论渐渐成熟，成为一套指导人如何生活的规范，而无处不在的神灵关照及人生的各种厄运和苦难，使得人类不敢违抗这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有很多都是当地生存经验和法则，例如在热带沙漠地区吃猪肉，而猪肉和人类的DNA相似度是所有肉类最高的，所以猪的疾病是能够传染给人的，因此吃猪肉而患病的概率是极高的。当然从巫术变为原始宗教，不仅仅是规范对于生活的指导性，还有强迫性。因为权力会将社会的需求，稳定秩序和税赋等方面的政权需求也放入到宗教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正义性，而为了能够实现权力的稳定性，宗教渐渐成为了一种强迫性的地方法规的表现，而且因为不同地区的生存经验和规则的适用性不同，所以原始宗教的教义要求也差别很大。例如西藏地区的苯教，中亚地区的拜火教（祆教），和南亚大陆上的印度教。这个过程中，宗教帮助人类构建了大型群落的社会秩序，也产生了社会的集体和个人的理性思考。因此宗教后期产生了哲学，又从哲学的思考中借助实验的技术产生了科学。宗教、哲学和科学三位一体，都是人类为了更好生存，需要为未知事物解释、控制和预测。原始宗教渐渐变为宗教的过程，经历了多神论到一神论的演变，几乎所有地区的原始宗教最后都成为了一神论，主要是因为要和现实世界的权力机构吻合。

例如古罗马帝国的三权分立时候，泛神论就转变为三神论，随着罗马帝国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的时候，三神论很快被一神论取代。

至此人类为了生存，从最简单的集体巫术演变出了宗教，一个理性的社会必然要经历非理性的宗教阶段才会出现。

第二章：占卜和周易

中国最早的占卜可追溯至约 9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有明确考古实物佐证的规范化占卜形式则出现在距今约 6000 年的傅家门遗址，核心形式为龟卜与骨卜。龟卜（贾湖遗址为代表），巫师将龟甲作为核心器具，在两片龟甲中放入 8 个或 6 个一组的石子、粮食种子，通过摇动龟甲后观察石子 / 种子的排列方式来判断吉凶。骨卜（傅家门遗址为代表）：以牛、猪、羊的肩胛骨为材料，制作时不加修饰、无钻无凿，仅在骨面进行简单刻划与灼烧，刻划 “|”“＝”“S” 等符号，这些符号与后世八卦的阳爻、阴爻及太极图形态相似，被认为是八卦符号的雏形。

到了商朝，人们以龟甲兽骨为核心占卜工具，通过灼烧产生的裂纹（“兆”）判断吉凶，然后再将完整的占卜流程记录在这个龟甲兽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甲骨文。很明显，这个时候人的思想是典型的“非吉即凶” 的二元判断逻辑，也就是神\魔与好\坏的区别。古人在这个时候占卜的记录分为四个部分：

问辞（贞辞）：占卜时的 “问题”。

占辞：巫师根据龟甲裂纹（兆纹）解读的 “吉凶判断”，占卜的结论。

验辞：后续验证占卜是否准确的 “记录”。

其他辅助信息：占卜的时间、占卜者（贞人）、占卜对象等。

古人将兆纹的走向、长短、曲直、疏密与吉凶对应：比如兆纹顺直、枝蔓清晰被视为 “吉兆”，代表鬼神应允所求；兆纹扭曲、断裂则为 “凶兆”，预示事情不利。这种对自然裂纹的解读，本质是将抽象的精灵“神意” 转化为可观察的具象符号。因为龟甲和兽骨的获得及占卜的成本较高，并且解释起来也比较随机性和主观性，后来占卜渐渐开始走向成本更低的道具及更科学的方式，例如使用五十根蓍草的大衍筮法和流传到今天的铜钱占卜法。

注：西汉易学大师京房在传统蓍草占法（大衍筮法）基础上，首创 “以钱代蓍” 的起卦方法，用三枚铜钱替代五十根蓍草进行占卜，占卜的成本、便利性和科学性进一步提高。

通过不断的占卜中的实践活动修正，渐渐产生了占卜的核心原理，也就是《周易》卦爻的数字源头，也是六爻体系的雏形。相传周文王姬昌将原始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两两相重，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为每一卦、每一爻撰写卦辞与爻辞，构成《周易古经》的核心内容。简单的说来就是根据使用道具出现的表象（剩下多少根蓍草、铜钱的正反面）然后得到一个数字，然后通过六次获得的数字组合得到不同的数字组合现象，然后固定每种数字组合的含义来解释这次占卜的结果。用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就是将一个事物发展的分为八种可能性（八卦），为了得到八种可能性，就要占卜三次。2的3次方=8然后每次占卜（六次）得到二种可能性，其中前三次代表前面的可能性，后三次代表后面的可能性，这样就是六十四种可能性，每种可能性有一个固定的解说词，这个解说词就是卦辞。2的6次方（投掷六次）=64这就是周易的数学核心原理，本质上是人类的二元世界观对应的变化可能性的概率发展。

用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实际上是量子物理测不准原理中谈到的粒子有二种状态（存在和不存在），在占卜中对应的是阳爻和阴爻。然后是宇宙平行理论，在每一刻都有无穷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占卜中通过六次投掷获得了六十四种可能性得一种（卦辞），然后根据对这六十四种可能性出现的每一次投掷都也进行了解释（爻辞）。也就是说卦辞代表了这次占卜的整体解释和预测，而每一种卦辞中又包含了对六次投掷的解释，这个解释代表了占卜事项的过程性发展预测。卦辞和爻辞都是固定的，这就是周易的文化核心理论部分。

简单的说来就是中国的占卜，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事物的预测是有384种可能性的解释的。64乘以6=384。铜钱占卜替代大衍筮法是必然的，因为蓍草占卜对事情发展概率并不符合数理（单爻概率不均、整卦变爻概率不均），铜钱占卜的形式更符合后期人类概率论的科学要求。

但是中国人随着生产活动和占卜行为的不断校验和纠偏，中国人的理念中出现了二元论的转换理念。也就是在占卜中说的阳会转阴（盛极必衰），阴会转阳（否极泰来），因此在占卜中并不是每次投掷出0（阴、背面、年号面）或者1（阳、正面、花纹面）。而是要投掷出阴阳中的状态，是多少阴和多少阳，还是已经阴到顶了，阳到顶了。因此占卜的时候需要得到四种状态结果：

1、很阴，阴的不行了（老阴）

2、很阳，阳的不行了（老阳）

3、有点阴（少阴）

4、有点阳（少阳）

如果要得到四种状态，那么只需要两枚铜钱，但是两枚铜钱出现的一正（阳）和一反（阴）不能判定是少阴还是少阳，如果需要判定的话，需要加入空间规律。例如左边铜钱是正面，右边铜钱是反面的投掷，是少阴，反之少阳。这种解释非常的随意，因此为了得到四种状态，占卜使用了三个铜钱，其中两正一反为少阳，二反一正为少阴。这时候你会发现，四种可能性的概率是不均等的：

其中老阴为1/8（三个都是背面）

老阳为1/8（三个都是正面）

而少阴和少阳的概率都是3/8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在占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说占卜其实就是大量中国人类活动的概率总结和数理表现。

根据中国人的阴阳转化思维（太极图的出现），对于刚才的占卜数理推算就出现了重大的理论修补，在占卜六次得到的卦要根据老阳和老阴未来会变为阴和阳的方式进行变化。因此老阳和老阴被称呼为动爻，就是未来会变的；少阴和少阳被称呼为静爻，未来不会变化的。将六次投掷中的老阳变为阴，老阴变为阳，这就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数字组合，对应了一个新的卦象。占卜中对于前一次的数学组合叫本卦，对于转化后的数学组合叫变卦。其中本卦说的是现在占卜事项的情况，而变卦说的是未来发展后占卜事项的情况。这样我们在占卜的时候就有了二个卦辞，和二个卦辞对应的十二个爻辞。

特别提及，在周易中针对六全阳（乾卦）和六全阴（坤卦），这种特别的大阳和大阴，周易进行了爻辞修补，对乾卦和坤卦增加了一个爻辞。也就是说在周易卦爻辞体系中，任何事物都有384+2=386种可能性。很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电脑的命名中也出现了386、486等型号称呼，也算是巧合吧。

那么我们在对占卜事项进行解释的时候，如何通过卦辞和爻辞来对占卜事项进行解读。这就是后人的主要工作了，在解读的过程中，古人通过 “取类比象” 思维对八种可能性（八卦）进行了修补，延伸涵盖自然现象、人物身份、动植物、器物材质、色彩味道、抽象德性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关联天地人伦、万物皆可对应的全息符号系统，是易学解读世界的核心思维工具。

例如增加了八卦对应的人体器官，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来解说健康和病痛。例如增加了八卦对应的天气现象，乾为天、冰、雹；坤为地、云、平原；震为雷、地震、火山；巽为风、气流；坎为水、雨、雪、沟渎；离为火、太阳、闪电；艮为山、路径转折处；兑为泽、湖泊、雨露，来对天气现象和农业生产进行预测。例如增加了八卦对应的方位，开门、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惊门、死门，这个理论后来演化为奇门遁甲的学说和流派。例如增加八卦对应的五行，将木、金、土三类五行各对应两个卦象，水、火两类五行各对应一个卦象，以此达成数量上的适配，这个理论后来演化为风水学。中国的玄学种类繁多，例如占卜、奇门遁甲、风水外，命理学（如八字、紫微斗数）、相术（面相、手相、骨相）、三式中的太乙神数与大六壬，以及梅花易数、姓名学、测字、符咒法术等分支，此外还有铁板神数、择日术等，所有玄学的核心理论都是周易，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占卜环境中添加了新的参数和解读规则。天下玄学之祖为周易。

占卜的解读也成为了后期占卜修行者的主要障碍，因为前面的数理部分都是固定的，而解读成为了是否灵验的主要障碍。因此解读也渐渐出现了一些规则和关键要点的补充，最重要的补充是根据动爻的数量来重点关注是本卦还是变卦，哪个部分的爻辞才是关键点。这套按动爻数量决定本卦、变卦卦辞与爻辞解读规则，核心是由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易学启蒙》中确定的，后面也有很多能人异士进行了修改，例如南怀瑾等。现在比较公认的解读规则是：

1-2 爻动：以本卦动爻爻辞为主，变卦卦辞辅助看趋势；

3 爻动：综合本卦（现状）、变卦（趋势）的卦辞，参考中间动爻爻辞找平衡；

4-5 爻动：重点看变卦静爻爻辞，作为结果的核心稳定支撑；

6 爻全动：多数卦以变卦卦辞为主，乾坤两卦例外，需用乾卦 “用九”、坤卦 “用六” 爻辞解读；

不过后人在解读的时候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同样的丰卦（䷶）：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如果是预测健康怎么解释，如果是预测事业怎么解释，如果是预测感情怎么解释。

后来就出现了对卦辞和爻辞的解读学说，比较典型和流行的是日本明治时代易学大师高岛吞象的经典著作《高岛易断》，这本书对386种可能性在不同占卜事项中进行了通俗的解释。

所以占卜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佛教，占卜的出现要远早于中国道教的出现，更早于佛教传入中国。

但是占卜仅仅是人类对于未来事物发展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和运行规律的阐明，仅仅是一个工具，因此在后期的发展中被各种宗教都吸收了。

第三章：道家和道教

中国原生的宗教有两个，一个是道教，一个是儒教。

道教是从中国的原始巫术中脱胎而来，因此道教的出现具体时间并不可考。道教起源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炎黄，一种说老子（先秦·诸子百家），一种说是张道陵（东汉·五斗米教）。周朝摈弃了商朝的巫术为核，神权至上；而采取了礼乐为核，王权至上的方式，导致了大量的巫师流散到社会民间，这些人通过巫术得到的技能（预测·祭祀·医疗）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这些人被称呼为方士，徐福、卢生、侯生都是尝试为秦始皇获得仙药得到了重用，但是无法实现长生的承诺，间接的导致了焚书坑儒。应该说这个阶段道教是中国原始巫术和各种原始宗教的汇总，因此道教也具有很典型的多神论和人格神论的特点，道教的神仙体系是人类社会的典型映射，分为了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四御（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勾陈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基层职能神与仙真。

道教的完整组织形式出现是晚于儒学儒教化的，也晚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秦始皇使用法家极大的增加了对民间资源的汲取能力而获得了短暂的天下后，汉朝在统治初期的时候被迫为了降低政府开支而采取了老庄的无为之道。从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其实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导致的，其实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情况下强政府和大政府的税赋和资源浪费导致的民不聊生。

道家的清净无为是不能支撑一个有为政府的长期统治的，因此在汉武帝的时候完成了儒学的儒教化，也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入到了儒家的经典中进行阐释，而获得王权对资源税负获取的合理正义化。佛教则是在东汉汉明帝的夜梦金人之后的白马寺作为进入中国的主要时间节点。佛教在进入中国前已经在印度发展了五百年了，是一个很成熟的宗教体系，具有完整的典籍和组织形态，而且佛教中具有对世界观的完整论述而获得了当时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极大痴迷。当时的道教还在原始宗教形态，而儒教也不过是道德情操和简单事物发生逻辑的阶段，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当时佛教是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严重入侵（第一次，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后）。

东汉末年，道教出现。其中北方为张角的太平道，南方为张道陵的五斗米教。应该说道教的出现，其中典籍和组织形态高度借鉴了佛教的形式，而儒教当时的理论缺陷给了道教出生的可能性。道教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系统地进行理论典籍的撰写和补充：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成书于西汉成帝时期（公元前 32 - 前 7 年），齐人甘忠可编撰，首创神仙下凡传授凡人的表述形式，融合黄老道的天人感应思想。

《太平清领书》：学界主流认为成书于东汉安帝、顺帝之际（约公元 107 - 144 年），主要完善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伦理思想和宇宙观，奠定了道教 “贵生”“济世” 的核心精神

《周易参同契》：推测成书于东汉顺帝至桓帝之间（约公元 126 - 167 年），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炼丹理论的著作，被尊为 “万古丹经之王”，主要是将《周易》卦象、黄老养生思想与炼丹术融合，以阴阳五行学说阐释炼丹的原理和方法，区分外丹与内丹（早期内丹思想雏形）。

请注意在这个时候，道教才和道家产生了交集，老庄的无为清净之道和道教的贵生济世之间其实是有冲突的，但是为了抵抗佛教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入侵，必须搬出一个足够古老的祖宗来对抗释迦摩尼。道家其实和道教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是从这三本书开始，方士的称呼改为道士。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参同契》，这本书帮助道教建立了理论基础，将原始宗教和占卜使用的周易融合到了道教体系中，为后期道教的理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道教还伪造了《老子化胡经》，试图证明佛教也是老子去了印度创建的，但是在元朝忽必烈组织的“佛道之辩”中落败而被证明是伪经。

儒教当时主要理论缺陷就是将世界万物的发生都和皇帝本身的行为捆绑在一起了，虽然获得了统治的合理性，但是在东汉末年小冰河期（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二次）导致的频发天灾使得皇权威信丧失。为了强化天人合一的儒教，在西汉和东汉早期，谶纬之术普及的速度很快，例如王莽和刘秀都大量的使用图谶和文谶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宗教获得了高度的社会民众动员能力。而宗教的高度社会动员能力正是导致汉朝最后覆灭的主要原因，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道教组织能力是从儒学儒教化之后的谶纬之术中得到的力量。道教当时的主要技能为符箓和炼制丹药为主，张角的太平道符水（米汤）、朱砂混合雄鸡血书写的甲子符都是典型的道教仪轨。

太平道随着被镇压而消失，但是张道陵的五斗米教在当时的四川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到了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已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中唯一一个以道教为神权主导的政权。张鲁后来投降曹操后获得了道教政权的延续，曹操对原有的汉中统治集团进行了拆分和强迫性迁居；后来刘备取得了汉中之后，张鲁的儿子跑到了龙虎山一直传教，这就是道教的正一教。正一教的六十三代张恩溥，去了台湾地区之后再无官方认可的传承。但是这样五斗米教的道教在曹操和刘备的行为下，获得了在北方和南方传教的机会，道教也就得到了扩散。

这个时候道教的组织形式和核心价值观已经比较稳定了，道教的主要核心原理为：行愿得果和承负说，主要核心理念为：乐身济世。行愿得果和因果报应有很大的区别，这二个概念直接是否有借鉴关系不可考，因果报应是讲一个人的今生的因是来世的果，但是行愿得果是讲一个人现在的因是未来的果。

佛教的至高修炼境界是涅槃，也就是脱离轮回；而道教的至高修炼境界是白日飞升，也就是成为神仙。

佛教修炼的最后目的是摆脱痛苦，道教的修炼最后目的是享福齐天。

而且道教认为一个人做的好事和坏事是要影响自己下三代的，这就是承负说，这很明显受到了儒教家天下的影响；而佛教认为一个人的好事和坏事都是影响自己的。

因此道教中有很明显的佛教和儒教的学说，在后期的儒教中也有大量的佛教学说吸收，后期中国的佛教（净土宗和禅宗）也有很明显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稀释。

乐身济世使得道教有很明显的入世态度，所以道教中的核心产品一直有炼丹的这个领域，同时道教也有大量的房中术的记载和研修，固精、爱气、养神的说法对后来中国的中医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道教的积极入世态度，直接导致了道家衰退。因为道教的精神中对阶级的差序确实是泾渭分明，但是当神仙失德的时候应该众人得而诛之，这样的理念简直就是造反起义的理论输出源泉，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都有道教的身影。

特别是道教的终极目标是成为神仙，映射到世俗世界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我一直认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刻的其实不是儒教，儒教让中国人在表面上对领导点头哈腰，但是中国人骨子里面都是道教的，翻过脸就骂领导是傻子。

所以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对于道教是极其防范的，其中流传的故事就有孙策杀于吉，曹操杀左策，一个“老君当治，李弘当出” 的道家谶言，自己说自己是李弘造反的就有几十批次。

这个时候道教的主流叫天师道，主要理念就是看谁不对就干谁，“儒家讲拿起、佛教讲放下、道教讲拿下”的说法也出现。

这样灭道自然出现，历史中对于灭道记载的不多，是因为道教自己也意识到不对了，完全不能被统治阶级利用和接受的宗教根本走不远。

道教在这个时候强化了丹药等技能点的进步，左慈的徒弟葛玄的侄孙葛洪的《抱朴子》系统的对炼丹之术进行了升级，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灵宝派也就出现。

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给神仙进行了完整分类，使得道教有了完整的谱系。

这个阶段的道教是一个萎缩发育期。

道教的辉煌是在隋唐时期，魏晋以来流传的 “老君当治，李弘当出” 谶语，到隋代已演变为 “李氏当王” 的变种，隋炀帝本身对李姓大臣猜忌极深（曾诛杀李浑、李敏等宗室），而道教作为谶语的源头，其 “天命解释权” 对皇权至关重要。

隋炀帝通过扶持道教、亲近道士，试图将谶语的解读权收归官方，消解民间借谶语谋反的风险，同时暗示自己才是 “天命所归”（而非李姓诸侯）。

而唐朝的皇帝姓李，那自然对道教更是高看一等，到了唐高宗将《道德经》作为科考的书目，道教的发展达到了第一次鼎盛。

这个时候道教的分支极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因为对于我们理解道教的理念和现代社会影响没有太多的意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所有皇帝都非常崇尚道教，只有一个皇帝是信奉佛教的。

这个皇帝就是武则天。

所有宗教发展的主要需求和营养供给方一直是政权，而不是民间，这一点很多人有误解。

隋唐时期外丹术虽曾盛行，但炼丹所用的汞、铅等重金属毒性极强，许多服丹者中毒身亡，连皇室贵族也难以幸免，这让世人对之都逐渐失去信任。道教修行者开始反思，转而探索以人体自身为修炼载体的方式，为内丹术的兴起腾出了发展空间。

晚唐内丹术的核心是钟吕金丹道，钟离权被认为是晚唐内丹术的重要奠基者，著有《灵宝毕法》；吕洞宾科举不第后师从钟离权修道，后又从崔希范习得《入药境》中的内丹要诀，从此“性命双修” 的道教修习方式成熟并且系统化。

当然不同分支的道教也有不同的技能点，例如神霄派的林灵素 “传习雷法、役使雷霆” ，天师道的 “符箓运用” 和 “斋醮科仪”，上清派（茅山宗）的存思服气与诵经养神，灵宝派（阁皂宗）的亡斋醮与科仪体系化，清静派的女性内丹与清静炼心，华山派的内丹修炼与武术功法结合。

宋朝的皇帝对于道家也非常推崇，北宋末年徽宗等君主过度崇道引发一系列祸乱，政治上崇道乱政，纲纪崩坏，经济上大兴道观，耗尽国力，军事上迷信道术，葬送江山，最终加速了北宋灭亡。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全真教创教，创始人王重阳收了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等弟子，这便是后世著名的全真七子。

全真教并不完全是道教，王重阳开创性地提出 “三教圆融” 的理念，将儒家《孝经》、佛教《心经》也纳入传教经典，还借鉴了佛教的出家制度和儒家的伦理思想。

1220 年丘处机以 73 岁高龄西行万里，历经近两年的艰苦跋涉，会见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的身体已经有恙了，所以成吉思汗见面就直问丘处机是否带来长生之药，丘处机坦诚回应 “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后来丘处机成功的劝谏成吉思汗体察 “天道好生”，减少杀戮与田猎。

1224 年丘处机东归后定居燕京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成吉思汗下旨让天下出家人皆隶属于全真教，还赐金牌让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免除道观与道士的赋税差役。丘处机借此广收门徒、兴建宫观，还发放度牒收容战乱中的平民，全真教由此进入鼎盛时期，达到 “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 的局面。

这是道教的第二次兴盛，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忽必烈对道教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当时道教对政府的税收影响太大了。

1255 年蒙哥汗曾在漠北哈刺和林组织过一次佛道辩论，当时福裕已驳倒全真教首领李志常，但全真教事后并未遵守裁决；1258 年，忽必烈组织了戊午佛道之辩，辩论核心围绕《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展开，最后道教输了，忽必烈命道士樊志应等 17 人剃发为僧；焚毁 45 部道教伪经；勒令全真教归还此前侵占的 237 所佛寺。

经这两次整治，道教除《道德经》外的诸多典籍遭到毁灭性打击，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而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则借此获得空前发展，1260 年忽必烈继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让其统领天下佛教，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元朝的核心宗教力量。

这也是至今道教的主要二个流派：全真教和正一教的来由。

明朝朱元璋对于道、佛皆不信，但是明朝开始对宗教设立官方管理的专业机构，道录司辖管道教所有事物。

到了朱棣夺权之后，他总是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因此宣布自己是真武大帝转世，这个时期武当派崛起。

清朝强于事工，定下扶持藏传佛教、压制汉地道教的基调。清政府仅保留道教的符箓斋醮功能，限制其教义传播与宫观扩张，还废除僧道度牒制，导致道教管理松散，道派混乱，这为道教近代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道教在近现代则进一步消弭，洪秀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核心信仰，秉持一神论主张，将道教诸神斥为 “邪神”，把道士归为 “生妖”，太平军在征战途中捣毁过不少道教宫观、神像，焚烧道经，对部分地区的道教设施和活动造成破坏。

今天中国佛教协会称不完全统计约1亿人，登记在册的佛教教职人员约22.2万；基督教目前登记在册约5.7万人；对应的基督教信徒则有3800多万人；而登记备案的道士约4万余人。

第四章：阿罗汉与菩萨

佛教在诞生的时候，印度已经有很多成熟宗教了，例如婆罗门教、耆那教。南亚大陆多雨的季节中最适合冥想，他们的本土人由于一直都没有获得政权的统治地位而一直被外来移民或者侵占者统治。所以印度无论是从环境还是人文，都自然很容易产生对现世的厌倦和来世的期望。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出现，也就是释迦摩尼的原始佛教阶段，这个阶段佛教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从显学宗教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家的信服。

理解佛教的第一个核心教理“空”就随之出现了，大体上空的意思就是“又在又不在”，“是有不是”，“对也不对”。

但是其实上面的解释都是不对的，空的概念不可以用文字来定义，因为空就是空，他不是无，也不是有，也不是既无又有，也不是既有又无，十四无纪就是讲这个概念解释的最好经文。

佛教的空这个概念极其难以掌握，不可解说，只要解说就是错的。

初学者见到空就认为是无，是不存在，因此初学者往往将空作为躺平的理论其实是大错特错的，所以佛教谈不上入世也谈不上出世，在通晓佛理的人眼中，世也为空，何谈出入。

禅宗六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概是这个意思。

佛教上来讲空的学说和佛经归为“中观”一类，中观就是不上、不下，中观否定了存在和不存在的确定状态，而是空才是普遍存在的状态。

这里是不是很像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原理，粒子不被观察的时候，是一个混沌状态，而被观察的时候才是一个确定状态。

如果你是一个纯科学无神论者的话，其实是你的生命还需要磨炼，你的知识还需要拓展。直到你来到人类认知的边缘，面对人类不可知不可解的问题边缘，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精妙设计的体系而震撼的时候。

你才理解宗教的真正含义。

当然宗教和宗教组织有很大差别，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二个词语的衍生关系和区别。

从宗教到宗教组织

佛教讲中观的空，上来就是一个批判性的态度，无论耆那教和婆罗门教讲什么，都是一个空就直接破之，类似在科学范式中找到了一个底层的公理直接可以颠覆其他的竞争学说。

通晓空的人，就摆脱痛苦了，就说得到了世界一切事物的真正奥义原理，这个知识就是所有知识的本体和母源，这种智慧叫般若（bo re）。

那么你肯定要问，理解空做啥。

要摆脱痛苦。

佛教对空这个概念的追求，是来自佛教对于这个世界的规律解释，这个规律解释就是因果报应和十二因缘的理论组合。

因果报应很容易理解，你做的事情会影响你的未来，但是佛教中的因果报应不是说做了什么事情就会有什么报应那么简单，如果这么理解就违反了空的概念。

佛教的因果报应分成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层面：

“有果必有因”

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消亡，都依赖于特定的 “因缘”（条件），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

因果的 “普遍性”：无人能逃，无事例外

因果的 “确定性”：善因必结善果，恶因必结恶果

因果的 “连续性”：跨越生死，轮回不灭

第二层面：

“因果飘忽不定”

“业果的显现需要依赖特定的‘助缘’（辅助条件）”，而 “助缘” 的聚散无常，导致果报的 “时间、方式、强度” 充满变量。

果报的 “时间不确定”：非即时显现，需待 “因缘成熟”

果报的 “方式不确定”：随境转化，形式多样

果报的 “强度不确定”：业力相消，轻重可调

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所以不能等同于“做好事立刻有好报”的功利交换论、“一切早就有注定”的机械循环论。

那既然有因果报应，就必然需要有一个记账的，否则怎么算账。这个记录一切的后台大账本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 “众生生命的深层载体与因果仓库”，它储存着过去、现在的一切业力，驱动着生死轮回，也蕴藏着成佛解脱的可能。

这个大账本给你记录的每一笔，叫种子。

其中坏事，让你继续贪嗔痴的想法和行为的叫“有漏种子”，其中修行佛法的善念、慈悲心、觉悟的念头从而生出出世间的解脱、菩提、佛果的“无漏种子”。

这个大账本（数据库）链接的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叫末那识，这个个体会产生自我的概念，认为我就是我，也就是产生了个体自我的意识母体。

每个自我的意识体，会通过眼、耳、鼻、舌、身有对外界的直观感知看、听、闻、尝、触（前五识），然后思考、判断、分别（第六识），从而加工前五识的信息，产生念头、情绪。

末那识确保我们在通过第六识对前五识处理的时候，我们保持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思考判断，从而产生对应的感受。

这里的概念是不是很像人工智能世界中一个又一个的大模型模型，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生命体。

我理解佛教中“空”的意思，其实就是叫我们有一天能站到大型计算机的外面看，原来我们都是被模拟出来的数据而已，你说是不是真的存在确实是存在这些数据的，你说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关电源了其实都是模拟数据而已。

十二因缘是说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和往世，循环不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规律是“因果报应”。

十二个阶段的解释：

过去世：

无明：我们还没得到般若的混沌状态。

行：过去世我们做的好事和坏事，这些就是决定我们今生和来世的业力种子。

现在世的果（过去世为因）：

识：过去世的 “业力种子” 牵引着我们的 “神识”（类似灵魂的核心意识），决定了我们投胎的家庭、先天性格等基础条件。

名色：“名” 是精神层面（比如念头、感知），“色” 是物质层面（比如身体）。当 “识” 进入母胎后，身体和精神开始慢慢发育，相当于 “胎儿阶段” 的完整形态。

六入：随着胎儿发育，眼、耳、鼻、舌、身、意这 “六根”（六种感知器官）逐渐成熟 ，这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界信息的 “工具”。

触：出生后，我们的 “六根” 开始接触外界 —— 比如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身体碰到冷热。

受：有了 “触”，就会产生 “苦、乐、不苦不乐” 三种感受。

现在世的因（来世为果）

爱：因为有了 “受”，我们会对 “乐受” 产生贪恋（比如喜欢美食、财富、名利），对 “苦受” 产生厌恶（比如害怕贫穷、疾病、痛苦）。这种 “贪爱” 和 “厌恶” 是强烈的执着，相当于 “想要得到” 或 “想要摆脱” 的欲望，是推动轮回的关键动力。

取：在 “爱” 的驱使下，我们会主动去追求自己贪恋的东西（比如为了财富努力赚钱、为了名利争夺地位），或者逃避自己厌恶的东西（比如为了避免痛苦而伤害他人）。这种 “主动追求或逃避” 的行为，会进一步强化业力，让轮回的链条更牢固。

有：业力的积累，因为 “取” 的行为，我们又造下了新的善业或恶业，这些业力会像种子一样储存起来，决定未来世的生命状态 —— 比如造了善业，未来世可能投胎到好的家庭；造了恶业，未来世可能会经历痛苦。

未来世的果（现在世为因）

生：现在世积累的 “业力种子” 成熟后，会牵引着我们的 “神识” 再次投胎，开启新的一世生命 —— 可能是人、动物，甚至其他众生，这就是 “生”，也是轮回的 “新起点”。

老死：有了 “生”，就必然会经历 “老”（身体衰老、精神衰退）和 “死”（生命结束），同时还会伴随疾病、痛苦、离别等各种烦恼。“老死” 是这一世生命的终点，但不是轮回的终点 —— 死后，新的业力又会引发下一次 “生”，让 12 个阶段再次循环。

至此佛教在中观否定一切的基础上，先破后立，解释了人类的世界是如何被意向性构建出来的，讲意向性构建的佛法和佛经属于“唯识”类。

在佛教的理论中，人就是在这样无尽的循环中一直受苦，因此佛教将人类感知到的一切都成为苦。

苦苦：“不好的事情带来的痛苦”（直接的痛苦）

坏苦：“好的事情带来的痛苦”（快乐的短暂与失去之苦）

行苦：“生命本身迁流不息的痛苦”（无形的、本质的苦）

因此佛教的终极目标就是如何摆脱这个无尽的轮回之苦，摆脱的方式就是空，当得到了空的时候，就彻底摆脱了苦，得到的结果就是涅槃（熄灭一切痛苦）。

至此佛教的主要理论构架都完整了，为四谛：“苦集灭道”。

苦：阐明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苦，现象

集：十二因缘和因果报应，导致了我们世代轮回受苦，原因

灭：如何摆脱受苦的目标，就是得到空，目标

道：怎么得到般若，方法

“集”中谈到了我们为什么会摆脱不了了痛苦循环，是因为人有三毒：贪（鸽子）、嗔（蛇）、痴（猪）。

其中痴（无明）是贪和嗔的因。

“道”中谈到的方式开始是“戒定慧”，后来大家觉得太难，就丰富了一些手段，改为六度：

布施度：给流浪动物喂食、帮同事搭把手、分享有用的知识给他人、耐心倾听朋友的烦恼（精神布施）；

持戒度：不撒谎、不占小便宜、不背后说人坏话、不熬夜透支身体（对自己的 “戒”）；

忍辱度：被家人误解时不发脾气、工作中遇到挫折时不抱怨、排队被插队时保持平和（不生嗔恨）；

精进度：每天读书学习、坚持锻炼身体、定期反思自己的不足；

禅定度：冥想、观呼吸、正念；

般若度：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告诉自己 “这是无常的，会过去”（不执着于结果）；看到别人成功时，明白 “这是他的业力福报，不必羡慕”（不执着于比较）；反思自己的念头时，觉察 “这个‘我’其实是因缘聚合的假象”（破除我执）。

戒定是为了慧，也就是般若；六度的前五度是为了第六度的般若；所以佛教说来说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大型模拟游戏。

讲人是如何成为佛的方法和要义的佛经和方法，在佛教中归于“真常”类。

佛经三类：

中观类佛经： “缘起性空”，主张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永恒的自性，仅为因缘聚合的假名存在。经典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中论》

唯识类佛经：核心是 “万法唯识”，认为世间万物并非客观实有，而是由众生的根本心识。经典佛经：《楞伽经》、《成唯识论》、《华严经》

真常类佛经：主张存在一个圆满、常住、清净的真常心，它是一切法的终极根源，也是众生成佛的根本依据。经典佛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起信论》

这个大型模拟游戏，你一旦看透了，断除自身烦恼以脱离生死轮回，你就涅槃了，这个时候你就是阿罗汉了，这种讲究自己解脱的佛教就是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上座部的演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乘”，但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发愿普度众生的誓愿，证得的是“有余涅槃”，仍有烦恼习气残留。

佛教在理论上通过十二因缘进一步推导出来，自己看透了也跑不出来，因为这个大型模拟游戏还没持续，你要是能结束痛苦就必须需要帮助别人都明白，都得到解脱，这个大型游戏才会彻底结束，这就是“大乘”，证的是“无余涅槃”，这是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大众部的演化。

而佛是需在菩萨修行的基础上，历经三大无数劫积累无量福德与智慧资粮。不仅要断尽烦恼障，更要彻底破除所知障，连最细微的无明都尽数清除，实现福慧双圆满，这才成佛。

原始佛教到小乘佛教的演变是必然的，因为原始佛教是不允许佛祖崇拜，也不允许修建佛像，因此跟着原始佛教的群众根本就吃不上饭，所以必然会出现允许个体崇拜的佛教教义的转变。

佛像是否能够修建，是传法组织是否能活下去的关键，因为没有佛像，就没有办法获得香火，因此关于佛的应身的出现是必然的。

佛教 “三身佛”的概念

法身：佛的 “本质”（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

报身：佛的 “圆满相”（只有高境界菩萨能见到，象征功德圆满）；

应身：佛的 “化身”（我们能见到的佛的形象，是救度众生的方便形式）。

例如太阳

法身 = 太阳的 “能量本质”（无形无相，是光和热的源头，对应 “世界终极奥义”）；

报身 = 太阳本身的 “圆满形态”（只有能突破地球大气层、直接抵达太阳附近的高维生命才能 “亲见”—— 没有黑子、没有遮挡，是纯粹的光热聚合体，圆满无缺，对应 “高境界菩萨所见的功德相”）；

应身 = 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 “太阳光影”（有大小、有东升西落的 “示现”，甚至被云层遮挡，对应凡人所见的佛化身）。

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转变也是必然的，因为小乘佛教讲的是自己智慧的进步，天天自己嗷嗷学习不能解决宗教组织的吃喝拉撒，而大乘强调的帮别人这件事情就是香火和税赋的来源。

在原始佛教期，佛教允许弟子用善咒应对牙痛、蛇咬等日常困境，只是严禁恶咒与借咒术谋利；在大乘佛教兴起后，为与当时盛行的外道（其他宗教）抗衡、扩大自身影响力，开始主动吸收世俗咒法观念，这些在佛教中出现的咒语和法术在佛教中被称呼为“杂密”。

公元 7 世纪左右印度戒日王王朝解体，社会思潮动荡，婆罗门教迎来复兴，其复杂的仪轨、神祇崇拜等元素深度渗透到佛教中，佛教为了活下去，吸收大乘佛教精华与婆罗门教的瑜伽观想、密仪等内容，形成了具有完整教理和修行体系的 “纯密”，《大日经》《金刚顶经》等核心经典问世，确立了密宗的核心思想与修行规范，标志着密宗正式诞生。

大乘佛教传到了西藏地区，和苯教融合之后，夹杂了藏医的一些技巧，成为了藏传佛教。

接受佛教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吐蕃统治者为了整顿苯教庞大的利益政治群体。

公元7世纪的时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迎娶了文成公主，第一次带来了大乘佛教的理念，但是也迟迟打不开局面，不得已又从印度请了大乘高僧寂护去，结果还是搞不定苯教。

最后寂护找来了密宗的莲花生大师，后来赤松德赞（松赞干布的孙子）又派人迎回寂护，寂护与莲花生合力在吐蕃筹划弘法，比如共同主持修建桑耶寺，寂护负责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基础理论，莲花生则以密法调伏苯教相关势力，两人共同推动了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前面讲我们普通人修佛的方式从最复杂的“戒定慧”到“六度”，但是中国人还是嫌弃麻烦，毕竟谁天天没事能读书，谁没事天天能静修，谁没事天天有钱做布施，所以在中国关于如何成佛的方法就一再简化。

所以中国佛教对 “成佛路径” 的有两次核心简化（禅宗 “顿悟”、净土宗 “持名念佛”），本质是适应世俗众生的根器与生活节奏，将复杂的 “戒定慧”“六度” 修行转化为 “低成本、易操作、高适配” 的法门，最终成为汉传佛教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宗派。

禅宗的简化核心是跳过 “渐修积累”，直指人心本质，认为众生本具 “佛性”，无需依赖大量经书研读或繁琐仪轨，只需通过 “明心见性” 的顿悟，即可当下成佛。

其中南宗禅（慧能一脉，主流）主张 “顿悟”：觉悟是瞬间的 “明心见性”，如同 “桶底脱落”，一旦破除执念，当下即可成佛（如慧能听《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瞬间开悟）。

北宗禅（神秀一脉）主张 “渐修”：需通过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的持续修行，逐步净化心灵，最终觉悟。

你认为谁会赢？毫无疑问是最终南宗禅胜出，因为简单，书都不用看。这就是人民路线的胜利。

关sir修行挂单的是禅宗下的临济宗，这个宗派讲究“机锋峻烈、棒喝接引”，其核心是用 “打破常规的尖锐提问 + 突然的动作 / 呵斥”，打断修行者的思维惯性与执念，逼迫其 “跳出逻辑、直指本心”，快速实现 “明心见性”。这也直接影响了我的授课风格，非常尖锐和直指人心。

而净土宗的简化就更方便了。

净土宗的核心是跳过 “自力修行” 的难度，依靠 “他力加持”，认为普通人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断除烦恼、成就佛果，只需一心称念 “阿弥陀佛” 名号，即可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净土中继续修行成佛，把 “现世成佛” 的高难度，转化为 “往生净土” 的低门槛。

净土宗一出，万佛归顺，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因此佛教到现在基本上分成四个大的类别：

小乘

大乘

藏传

净土

净土宗使得中国彻底普及了佛祖、菩萨和阿罗汉的神仙谱系，佛教的主要的神仙谱系分为横轴（空间）和纵轴（时间）的两大类。

横轴+纵轴解释：

西方极乐世界，老大叫阿弥陀佛，左右护法叫观世音（大慈悲）和大势至（大光明）；

东方琉璃世界，老大叫药师佛，左右护法叫月光菩萨和日光菩萨；

中央三千娑婆世界，老大这辈子叫释迦摩尼（现在佛），过去叫燃灯佛（过去佛，好几个称呼），未来叫弥勒佛（未来佛），左右护法叫普贤菩萨（大智慧）和文殊菩萨（大行愿）。

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国老百姓认的四大菩萨是四大菩萨的核心阵容是 “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大势至菩萨并未列入其中。

这并不是并非 “教义规定”，而是中国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 “信仰传统”，四大菩萨的功能并不相同：

文殊 大智 明辨方向、五台山、开智慧、助学业、明事理

普贤 大行 实践落实、峨眉山、助修行、成愿力、踏实精进

观音 大悲 救苦救难、普陀山、救现世苦难、有求必应

地藏 大愿 地狱救度、九华山、超度亡灵、消业免难、尽孝道

大势至菩萨与观音的核心职责都是 “协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但观音菩萨的 “大悲救苦” 更契合民间 “现世求平安、解苦难” 的需求，且 “闻声救苦” 的形象更具象、故事更丰富（如千手观音、杨柳观音等），普及度远高于大势至。

至此佛教的主要流派演变和核心要义都解释完毕，大体上说来烧香拜佛祈愿的肯定不是小乘，绝大多数不是大乘，基本都是净土宗（在西部可能是藏传）。

现在你应该理解我说的，在初期的时候，佛教远比道教及儒教要复杂的意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其他宗教大体上是从简单往复杂了发展，佛教是反的，佛教上来就太复杂了，复杂到了再自己诞生的地方最后都灭了教。

第五章：儒学与儒教

关于儒学发展到最后是不是宗教，有很多争议。

殷商时期负责礼仪、占卜的早期术士群体，是儒家的远源之一；这些人的政治权利也形成了集团，这个集团叫贞人集团。这是商代执掌占卜、沟通神意的核心神职群体，是商王朝神权政治的关键力量。

许慎《说文解字》记载 “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些殷商术士因长期从事相礼等事务，形成了温和柔顺的职业性格，其掌握的礼仪文化、祭祀传统，为后世儒家的礼乐思想提供了重要源头。

这个时候他们称呼是术士。

商纣王杀了比干（纣王叔父）、箕子（纣王叔父）、微子（纣王哥哥）这三个人，而这三个人是贞人集团的三大头目，这是商代神权与王权的博弈。

从现在的史料看来，商纣王实际是试图加强中央集权而失败了。周朝吸取了教训，开始了分封制度。

昙花一现的秦朝也是中央集权体制；项羽和刘邦的区别也在于项羽强化中央集权，而刘邦采取了分封制度获得了利益团体的支持。

中国的中央化集权一直到汉武帝才算完成。

周朝大幅弱化了商朝的活人祭祀，而是采取了“礼乐制度” 替代商的神权政治，从而强化等级秩序，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贞人集团（神权）的权力。

“礼” 的意思就是等级（君臣、父子、尊卑、亲疏），“乐” 的意思就是（不同等级用不同乐舞、车马、厨具等生活用品），将政治、伦理、社会规范融为一体，不再完全依赖神权威慑。

这套制度主要是用来化解等级差异带来的矛盾，让人们自觉认同所处等级，在物资生产比较匮乏的时候，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

中国这套阶层分类的方式并没有像印度一样影响经济生产的主要缘故是，中国的这套分类方式仅仅影响分配，但是不影响生产。

印度的种姓制度到现在都妨碍经济生产，是因为他们的种姓制度和职业挂钩了。

周朝的这个等级制度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化影响非常深远，礼乐制度是指不存在某些普世的道理适用于所有人，而是根据离权力中心的距离和关系来确定什么群体适用什么道理和规则。

林语堂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的意思，就是情在前面，理在后面。因此中国人看问题是以自己为核心作为中心点，然后根据关系远近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

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因此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喜欢给外国起外号（其实有一点侮辱性的），韩国人叫棒子，日本人叫鬼子，俄罗斯叫毛子。

在这个时候，贞人集团的权力就开始降低，演变为了维持王权体系的臣属关系，主要负责礼乐祭祀、占卜算卦等具体事物，这个时候的他们开始称呼为儒，但是还是没有组织形态和理论体系。

这时候儒的主要工作是祭祀和占卜，所以易经在儒学六经中出现也就非常自然，关于他们工作中使用的知识集合就是最原始的儒学。

这个时候儒学的最核心观点就是：天与地、祖与后、君与臣、嫡与庶，世间万物都有大小和等级之分，因此人类社会也必然有尊卑贵贱。

从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解决差异性分配的法理合理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社会稳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不好就是社会动荡。

到了周朝末年出现了中国可考的第一次小冰河期，粮食减产造成了社会动荡，分封的各个国家纷纷独立，大家互相开始攻讦。

最早给各位君王出主意的是孔子，他想了想，现在这么乱就是因为礼崩乐坏，大家不遵守以前的规矩了。因此要克己复礼，孔子要搞周礼复兴运动。

现在看其实很搞笑，因为现实社会问题是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了，现在你劝说大家都少吃点，让给领导吃。以前至少能吃饱，所以也就算了，现在是根本吃不饱，大家就根本不会听的。

但是孔子整理出了儒学的核心文献集合，他认为大家只要认真学习这些书本，社会就会安定下来。

《诗经》（诗歌总集，分风、雅、颂）

《尚书》（上古政治文献汇编，记君臣言论）

《礼经》（后称《仪礼》，记载礼仪制度）

《乐经》（音乐制度、乐舞理论，已失传）

《易经》（占卜与哲学著作，含卦辞、爻辞）

《春秋》（鲁国编年史书，寓褒贬于记事）

其中《乐经》主要记载的是乐谱、乐舞实操规范，在春秋战国之际至秦统一后就失传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诸侯混战导致乐官四散、乐师逃亡，传承体系断裂。

后面的君王对于考古和仿造《乐经》也没任何兴趣，因为老百姓不会再听听歌曲看看舞蹈就相信我要努力和奋斗了。

魏晋至唐代对《五经》逐步增补典籍，如《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孝经》。

宋代最终定型 “十三经”，新增《孟子》（宋代将《孟子》升格为经），成为儒家典籍的权威汇编。

十三经：《诗经》《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儒学从这个时候有了完整组织和理论体系，从儒学变为了儒家，核心概念从等级区分变为了敬天爱祖。

敬天爱祖有很明显的祖宗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含义，但是这个时候孔子对于儒家的边界非常谨慎，他很不愿意将儒家的概念延伸到玄学范畴中，因此他会说出“未知生焉知死”的话。

请注意对于儒学很多人理解为仁爱是完全错误的， 是孟子以性善论系统系统化了仁爱，但是关于仁爱的学说在秦汉到隋唐时代都不能被统治者接受，因为无法强化王权的税收能力，无法增加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

一直到宋朝，才将 “仁爱” 与治国结合：提出 “仁政”，主张君主以 “仁爱” 之心对待百姓（如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实现 “保民而王”，使 “仁爱” 从个人道德上升为治国理念。也就是宋朝将《孟子》破格提升为经的地位。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儒家在宋朝形成了对王权的制约，儒家集团为了制约王权而采取的措施而已。

当时主要的三个治国显学是“儒、道、墨”。

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儒家就是劝大家敬天爱祖，道家劝大家为我贵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家劝大家平等兼爱。

三教主要人物关系时间顺序

孔子    →    孟子   →      荀子→韩非、李斯→法家

老子→文子→杨朱→列子→庄子

墨子    →禽滑厘 →

墨家的理念就是积极发展科技(力学（杠杆原理）、光学（小孔成像）、机械制造（守城器械）），提倡人人平等。

墨家现在看起来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雏形。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是说，你听多了杨朱说话就觉得道家是对的，你听多了墨子说话就觉得墨家是对的，所以儒家说你千万别去听。

中国的第一个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叫“墨子号”。

到了荀子时代，荀子也觉得口干舌燥的讲敬天爱祖根本没人听，开始务实起来了，结果教出了二个徒弟，这二个人是韩非和李斯。他们对敬天爱祖这套东西彻底放弃了，改为如何帮助领导多收税的艺术修行，这就是法家。

法家的学说是站在君王的角度如何压榨社会资源和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学说，那自然秦一统天下。

前面在第三章讲到老庄之道被启用的缘故，就是汉朝吸取了秦朝收税收的太狠的经验，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发现通过修养生息大家能吃饱了（小冰河期过去了），但是不听话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也越来越有钱了。

墨家在秦汉之际彻底失传，因为他的利益代表群体是小资产阶级和手工艺者，在农业社会中这些群体必然属于政治弱势群体。

汉武帝和董仲舒一拍即合，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揉杂到了儒学中，以前是我们要敬天爱祖，现在是皇帝就是代表天，就是祖。因此逻辑推导为，我们要敬重皇帝，他说啥是啥。

这时候儒家变为儒教，政教合一了。

儒学 → 学术学说

儒家 → 阶层流派

儒教 → 一种宗教信仰

这时候儒教核心的理念是要信奉天(昊天)，而皇帝就是代表天的人，叫上帝。

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苍，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

上帝这个词是后来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给挪用了，其实中国以前说皇帝是上帝。

中国是农业国家，因此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下雨，一不下雨，老百姓就会想既然皇帝是上帝，你就要负责下雨。

但是皇帝很明显不会跳大神，这时候就要儒生来跳这个大神。

董仲舒就非常会求雨，而且他的求雨过程被记载下来了，他认为不下雨就是阳太旺，阴太虚，所以求雨就要“闭诸阳、纵诸阴”。他在求雨的时候要求男的不能出门，女的都在街上浪，还要求大家在同一个时辰都做爱。

问题就是他还求的蛮好的，据说一求一个准。

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就是领导也说的不算了。既然你搞迷信，那社会就轰轰烈烈的开始搞迷信了。到了东汉晚期，社会群众都很相信谶纬学说，简单说来就是相信命运一切都是被老天安排好的。

这时候第二次小冰河期出现了，董仲舒的理论缺陷就显现出来了。道家的“天”是没有感情的，坏事有些就是天干的；而儒家的“天”是有道德的，出了坏事是人不好，天惩罚我们而已。

天灾人祸吃不饱，那就是你皇帝有问题，你代表不了天了，所以天要惩罚你，我们为了活着就要换一个皇帝，换一个天同意的皇帝。

冰河期导致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直接体现就是战争，上到权贵下到百姓都对变幻无常的生死之事感到困惑，高度的谶纬使得社会具有了极强的接受宿命论的认知基础，但是这个时候的道家（还不是道教）和儒教都不能对整个世界有个合理的建构解释，所以佛教在东汉末年到汉明帝的夜梦金人正式传入，在中国是摧枯拉朽的认知上的洗礼和传播态势。

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政权更迭频繁，儒家所倡导的 “仁政”“礼治” 无法解决现实的分裂与战乱问题，其构建的社会秩序和伦理体系失去了现实依托。

所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基本退出了主流的思想圈，这个时期道家快速成长为道教，士族阶层热衷清谈玄理、研习佛道、炼制丹药。

这种风气被称为玄学，主要是以老庄思想为核心，主张 “越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家的名教礼法，契合了士族阶层逃避现实、追求精神自由的需求，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挤压了儒家的发展空间。

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理念则满足了民众对精神慰藉的需求，道教的修仙长生、符箓斋醮也吸引了大量信众，二者在民间和上层社会的传播。

因此三教说法始于南北朝，这个时候的教是教化学说的意思，还不是宗教的意思。

到了隋唐时期，儒教进一步的进行理论修补，开始从从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演化出忠孝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演化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的政权颠覆和以下犯上的事情。

司马昭在街头指使心腹成济弑杀魏帝曹髦，西晋皇族宗室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的八王之乱，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萧道成废杀宋顺帝，侯景囚禁并饿死梁武帝萧，尔朱荣弑杀胡太后和幼帝元钊，高洋废杀东魏孝静帝，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后又被宇文护弑后立宇文毓又杀之。

简单的说来就是大家都不装了，连表面面子都不给了。

所以隋唐时期又开始重视起儒教了，天道就是忠孝，臣子杀皇帝，儿子杀爸爸就是不对的。

隋朝统一经学文本，编纂《五经正义》的雏形，结束经学混乱局面，为唐代儒学标准化奠定基础，设立国子监，以儒学为核心教学内容，科举制雏形（秀才科、明经科）将儒学与选官制度挂钩，推动儒学在士人群体中的传播。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儒者编纂《五经正义》，唐代奉行 “三教并行” 政策（儒、释、道并重），但儒学始终是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用儒学伦理维护君臣、父子等级秩序，佛道则作为精神补充，道教作为面子工程（姓李）。

唐代科举以明经科、进士科为主，二者均需考核儒家经典，士人想要入仕必须精通儒学，形成 “天下士人皆学儒” 的局面，儒学的社会影响力达到顶峰。

但是唐朝晚期也遇到了第三次小冰河期，粮食又不够吃了，这一时期年平均气温较现代低约 9℃，长江流域甚至岭南地区常出现结冰现象，太湖曾全部结冰且可行车马，洞庭山柑橘多次被冻死。

所以人民又不信儒教了，佛教又成为显学。

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为武人掌权，重军事、轻文教。

儒士隐居避乱，以私人讲学的方式延续儒学脉络，例如冯道（虽历仕多朝遭后世诟病，但主持校订 “九经”，以雕版印刷推广儒家经典，客观上保存了文献）；还有学者在吴越、南唐等相对安定的南方政权讲学，形成区域性的儒学传播中心。

北宋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自己的哥们实在是不放心，这天天的你死我活的啥时候是个头，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儒教靠谱，能让皇帝睡的安心一点。

赵匡胤在太庙立誓碑，刻下三条祖训，其中关键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同时要求后世皇帝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的主要思路是打仗还是要武将，但是权力要放在文臣手里，文臣打不过武将，所以必然是依付在皇权的周边。这个思路确实不错，彻底扭转唐末五代 “武人跋扈” 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官政治盛世，促成宋代文化、科技、经济的高度繁荣。

所以这个时期儒教的理论体系在官方资源的支持下开始重大更新，儒者吸收佛教 “心性论”、道家 “宇宙本源说”，不再局限于伦理说教，转而探讨宇宙本质与人性根源，提出 “理”“气”“心” 等核心概念。

周敦颐（理学开山鼻祖）：作《太极图说》，以 “太极” 为宇宙本源，将儒家伦理与宇宙生成论结合，提出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为理学提供宇宙论基础。

邵雍：以 “象数之学” 阐释宇宙规律，试图用数学模型解释天地万物演变，拓展儒学的思辨维度。

程颢、程颐（二程，理学核心奠基人）：首次明确提出 “天理” 为宇宙本体，主张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将儒家伦理（三纲五常）上升为 “天理” 的体现；程颐提出 “格物致知” 的修养方法，为后世理学确立方法论。

这几个人彻底帮儒教在理论体系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使得儒教在思想深度方面一跃和佛教看齐了，而且更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文人的毛病就是互相不服气，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王安石为代表的 “新学”和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 “蜀学”与其说是学术之辨，不如说是政治利益站边。

在儒教高度演化成为显学的宋朝和明朝，都是通过文人集团来遏制武人集团造反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交换就是文人集团高度分享了皇权，所以宋朝和明朝是中国大统一朝代中版图最小的朝代，因为这二个时代的军事能力都太差了。

在儒教对皇权制约的最厉害的明万历年间，皇帝气的几十年不上朝，但是国家也照常运转，应该说中国那时候就依托儒家形成了完整的官僚制度。最后为了制约文官集团，皇帝不得已高度重视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来重新平衡政治权力。

南宋是宋明理学的成熟与定型期，儒学在北宋 “天理” 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体系化、世俗化、官方化的转型。朱熹整合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思想，构建了完整的理学体系

宇宙论：提出 “理一分殊”——“理” 是宇宙的本源（理在气先），世间万物都是 “天理” 的具体体现，儒家伦理（三纲五常）就是 “天理” 在人间的映射。

修养论：完善 “格物致知” 说，主张通过探究世间万物的规律，最终体悟 “天理”；同时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修养的核心是克制私欲，回归天理。

典籍整理：编纂《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 “四书”，并为之作注，取代汉唐 “五经” 成为儒学核心典籍。

直到朱熹与陆九渊（心学开创者）展开 “鹅湖之会”，围绕修养方法争论：朱熹主张 “格物致知”（向外探求），陆九渊主张 “心即理”（向内自省），这一争论开启了理学内部 “理学” 与 “心学” 的两大分支。

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朱熹对儒学的学习方式是有严格门徒制度的，因此普通没钱的儒生是很难进入到主流体系中混的一官半职，而陆九渊到王阳明的心学则提出可以 “顿悟” 为核心的修养方式，更贴近底层儒生和普通民众的需求。

陆九渊提出一个普通人不需要逐字逐句啃典籍，也不需要格尽万物，只需要通过自省、反思，唤醒内心本就存在的 “天理”。

这种方式不依赖资源和师承 ，哪怕是寒门儒生，甚至不识字的百姓，都能通过自我觉悟践行儒学。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提出 “致良知”， 良知是人人天生具备的道德本能，“顿悟” 就是让良知不被私欲遮蔽，遇事依良知而行。

是不是很像大乘佛教到禅宗的转变，理论要能够传播有两个要求：

1、符合政治利益官方诉求

2、满足群众简单的传播路径

元朝则对儒学的态度呈现阶段性变化，核心脉络是从初期的忽视与压制，到中期的利用与扶持，再到后期的推崇与制度化，本质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统治的需求。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正式下诏恢复科举，明确规定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科举的恢复极大提升了儒生的社会地位，吸引大量士人投身儒学，推动了理学在全国的传播。

在我看来，儒教的权势顶点出现在明代，方孝孺辅佐建文帝、反对朱棣靖难、最终被灭十族自己也被凌迟而死，这个时候儒教已经完全能够和皇权掰手腕了。

清王朝则彻底解决了皇权会被武人集团和文人集团染指的弊病，他们想来想去认为只要皇帝自己足够勤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在很多皇子里面选最牛马的来做皇帝。

所以在清王朝，无论是武人集团和文人集团都被皇权高度的压制，皇帝只对办事是不是顺利的结果进行评估，这个在清朝叫事功能力。

所有一切事情都不要忽悠我，我就看结果。在清朝即使是皇亲国戚，要是打仗打输了都要杀头。

富察・明瑞是乾隆孝贤纯皇后亲侄子，率清军征缅时因孤军深入、粮草耗尽被五万缅军包围。他主动留下率八百八旗精锐断后，让云南提督本进忠带领一万多绿营兵和文官突围。最终明瑞身中数箭，为避免被俘受辱自刎而死，八百亲兵全军覆没。而拒不援救的北路军将领额勒登额回来就被乾隆给凌迟处死了。

额勒登额隶满洲正黄旗，吉林舒穆噜氏，曾因平定西域之功位列紫光阁功臣，说杀就杀。

清朝硬生生的打下了中国现在的版图，给中国军事能力长久被儒教阉割的身体上又装上了睾丸。

所以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基本上儒教只是表面的道理宣贯了，毫无实际权力，文人也大多转为了考据学的研究，儒教地位就开始衰退了。

甲午海战之后，西方科技文明作为第二次文化入侵，导致社会群体彻底放弃儒学，视儒学为糟粕。

直到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英语单词的音译）彻底取代了国人对于社会重构的儒家地位。

总结下来，当天气不好都吃不饱的时候走佛教，当天气好点的时候走道教，当物质生产有剩余的时候儒教就会复苏。

所以儒教其实是一种税负制度。

来源：勤思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