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喊万寿无疆的老舍为何投湖自尽

引子

一直以为第一个喊“万寿无疆”的是林彪，因为副统帅总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另有其人，他就是人民艺术家老舍。

《红旗杂志》封面截图

在我收藏的《红旗杂志》中有两种形式：单行本与合订本。合订本又分两种形式：即出版社合集发行和藏书机构将单行本装订成册。

1962年的《红旗杂志》半月刊共24期，被分订成厚厚的两本。在第19期中有一张泛黄的油印纸，装订其中，想阅其内容必须拆开合订本。我正琢磨着既要拿出又不想拆开。倒腾之际；突然，“万寿无疆”四个字映入眼帘，这是老舍文章的标题中的四个字。

1962年的老舍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喊这样的口号？太多的疑惑构成了本篇的写作动机。另外发现，老舍纪念馆前的老舍雕像和老舍之子舒乙（1935—2021）主编的书籍“老舍之死”的封面设计，所呈现出来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老舍。两种视角隐含着他人生的荣耀与屈辱。本篇以此展开。

壹

正红旗下

老舍（1899年—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剧作家、语言大师，是新中国第一位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中，属满洲正红旗。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当老舍一岁多时，在庚子之变守护正阳门的战斗中阵亡，尸骨无存，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是属于旗人中最贫困的底层民众。他的孩童时代因家贫无缘读书，直到九岁时，遇到他此生的大贵人刘寿绵先生，资助其读书，按老舍的话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于是他给自己取名字“舍予”，是他舒姓的分拆，也是他的人生志向。

1918年，老舍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后在北京、天津的中学里当国文教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

1924年，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艾温士先生见他勤奋好学，是北京教育界的后起人才，愿意介绍他去英国教书，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薪水也比国内略高一些，可以寄钱给老母亲。听到这些条件之后，他才放心大胆地上了轮船。

他在伦敦大学所属的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实际上，是教英国人学习中国文字和北京话。所谓薪水高，一个月也不过三十英镑。老舍按月将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北京，自己只留下吃饭的钱。他在伦敦的五年多，手里从来没有闲钱，除了备课讲课之外，只要东方学院的图书馆开门，他就泡在里边，抱着字典读英文原著。

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读着外国人写的小说，联想着自己家乡的所见所闻，他的创作欲望迅速膨胀。他的古文底子比较扎实，“五四”以后，他当中学教员的时候，又开始练习写白话小说，对文学创作早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时，为了排解客居异国的寂寞，就买了一些三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练习簿，把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图画用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揭露旧中国学界黑暗的《老张的哲学》。

老舍22岁时开始发表小说，23岁加入基督教，24岁远赴英国。他的小说写的全部都是北京的故事。1930年老舍风风光光回国当了大学教授。1931年，老舍和胡絜青（1905年—2001年）结婚。胡絜青也是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自幼酷爱文艺、绘画和书法，是齐白石得意的女弟子，两人结婚可谓是情投意合门当户对。

1931年老舍、胡絜青结婚照

1937年济南沦陷前夕，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留下老母和妻儿，只身一人前往武汉，此时三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才三个月。

贰

红颜知己

1937年10月，老舍到达汉口。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老舍当选为协会责任人主持日常工作。这个组织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名誉理事是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理事会之所以推选老舍，因为他无党无派，人缘好，又能干，尤其受到周恩来的青睐。

自古文人多风流。老舍也不例外，他遇到了自己的红颜知己。

赵清阁（1914年—1999年），河南信阳人，中国著名女作家、编辑家、画家。1938年赵清阁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弹花》文艺月刊担任主编。因为工作、因为文学，她和老舍交往频繁，继而滋生了恋情。

赵清阁既有男子的豪气，也有女性的温婉，她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老舍；而老舍的幽默、睿智、勤奋也给赵清阁留下很好的印象，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相互倾慕。

年轻时的赵清阁

不久，因战事吃紧，日军逐渐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下令疏散机关工作人员。尽管上级安排赵清阁去重庆，可她说什么都不愿去，后经过老舍的苦苦相劝，她才依依不舍离开了武汉，告别了老舍。

很快，武汉再次告急，冯玉祥安排老舍去桂林，老舍不去，却和几位好友乘船去了重庆，老舍做出这一选择当然是为了和赵清阁重逢。

1940年初，赵清阁因割盲肠住北碚医院，老舍带着剧本稿子在病榻旁与她共同完成《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创作；术后老舍常照料其生活。同年深秋，老舍也因割盲肠入住同一医院，赵清阁同样跑前跑后，术后两人继续文学合作。

俩人在书信交流中，老舍叫“克”，赵清阁则叫“珊”。这是他们根据英国小说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中的两位主人的名字。

赵清阁对老舍提出，如果想和她在一起，必须和胡絜青离婚并妥善处理。后来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重庆，赵清阁退出，老舍回归家庭。

老舍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进行文化交流，计划停留一年。结果他一呆近四年，并创作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

1948年初，老舍在美国推出《离婚》的英文版。

由于长期在海外，老舍与胡絜青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1948年，老舍曾写信给赵清阁，称自己在马尼拉买了房子，希望和她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但赵清阁坚决地拒绝了老舍。

她守住了自己的选择，也守住了老舍的清誉。

阳翰笙找到赵清阁，请她动员老舍回国。老舍接到赵清阁的信后，不久就回国了。后来，阳翰笙告诉赵清阁，动员老舍回国是周恩来的指示。

晚年的赵清阁

回国后，老舍和赵清阁的联系并未中断。当时韩秀还是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是赵清阁的远房亲戚。她充当了两人的秘密信使。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逼赵清阁写歌颂“大跃进”的剧本，不然就停工资，赵清阁写信给韩秀的外婆求助，外婆无力救助，就吩咐韩秀将信送给老舍，于是，“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韩秀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

随后老舍和韩秀去了储蓄所，取出“悄悄存起来”的一笔800元的稿费，让韩秀的外婆汇给上海的赵清阁救急。

老舍把钱送给韩秀外婆时，外婆还数落了老舍几句：“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并且说，你骗了清阁，让她以为她能够有一个归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会吃这些苦头。”

韩秀也同意外婆的话：“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听了外婆的数落，老舍一言未发，面容哀戚。韩秀回忆说：“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后来，赵清阁在得知老舍死讯后，从此“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

她的情思全部在她的作品中。

1999年，孤身一人的赵清阁病重卧床。她让人取来一只铁盆，亲手把一摞泛黄的信纸投入火中。那是她和老舍三十余年的通信记录。

叁

脱胎换骨

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对济济一堂的文艺界知识分子感慨地说：“要是老舍先生能回国就更好了。新时代开始了，也到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此时的老舍，正在美国过着滋润的生活，他的小说《骆驼祥子》版权卖了两万五千美金，在当时，这是一个天价。而且，老舍并不关心政治，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他和夫人胡絜青早就没有了感情，希望和赵清阁在马尼拉共同生活的愿望成为泡影，在连续接到一些人的邀请之后，他决定回国。

但路上他还在犹豫，就是到了香港，他还滞留了24天，犹豫是去台湾还是北京。实际上，老舍一直是一个中间派，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可以接受他。

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到北京。当时，赵清阁在上海，夫人胡絜青和四个孩子在重庆。回国前老舍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

可是，这个原则，他大概只遵守了三天。

老舍受到了最高礼遇，当时回国的民主人士根据安排的住所，分成三个等级。

老舍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三楼的一个房间。第二天，老舍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然后开始享受专车待遇。

1950年1月4日，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贺新年暨欢迎老舍归国的大型联欢茶会，茅盾、周扬等七十余人到会，老舍发表演讲。而后在文联第四次扩大常委会上他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随后受命筹建北京市文联，还被内定为文联主席；接着，他又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他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老舍或许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一步就跨到体制内，成了身居高位的干部。周恩来提出为老舍安排住处，老舍说不麻烦政府了。于是，他在北京东单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买了一座四合院，即现在的“老舍纪念馆”。

在重庆的妻儿回京与老舍团聚。他安居北京，安心创作。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这是新中国首次将此称号授予作家。老舍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吹鼓手。

随着地位的升迁，老舍他改变了自己一贯温良恭俭让的形象。

1951年10月1日，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社会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人们高喊着“打！”冲上去，警察拦都拦不住。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就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

他还写道：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了影儿了。今天，父子关系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这真不像老舍该说的话。他真的已经脱胎换骨了。

他欢欣鼓舞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开始革他人的命。但他不知道的是，最后把自己的命也革掉了。

50年代，老舍几乎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吴祖光、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在批判会上，老舍总是“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

批判会上的老舍（右）和胡风（左）

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说：“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都看成敌人啊。”这是老舍在《看穿了胡风的心》中写下的犀利语言。

老舍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文，称胡风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是“为人民唾弃的垃圾”。

老舍与胡风在抗战中曾共事多年，抗战时，香港沦陷，因不知胡风下落，老舍曾当众落泪。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

1957年夏，他率先嗅出“反右”的味道，接连撰写了《三邪》、《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旁观、温情、斗争》、《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等批判文章。

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老舍痛斥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

老舍和吴祖光、新凤霞两口子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他俩的婚姻都是他撮合的。然而，当吴祖光划为右派之后，他立即变脸说：“认识你是我的耻辱！”

老舍每次运动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立场很鲜明；他在发言中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1960年毛泽东接见老舍（右一）、梅兰芳（右二）、田汉（右三）

老舍是高产作家，1957年，完成了中国话剧史的不朽之作——《茶馆》。

1958年“”，老舍拼凑了剧本《红大院》，大家吃食堂，下乡锻炼，义务劳动，义务带孩子，办工厂不为赚钱等等，都从正面作了歌颂。剧中说“天下无难事，只要想做就能够做得好”，“会创造一个比月亮大一点的卫星”，剧末宣称“共产主义”“不远啦”。

这个时期的老舍，已经开始赤裸裸的阿谀奉承、胡编乱造与乱点鸳鸯谱了。

1959年以后，当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提出入党的要求。报告最后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亲自来老舍家里，对他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

老舍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

肆

万寿无疆

1962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官方组织了一批有名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撰写纪念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刊登于1962年第19期《红旗杂志》上，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同样是歌颂，但老舍的文章，从《万寿无疆》的标题，到用万寿无疆结尾，与众不同。

他开篇写道：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

1962年第19期《红旗杂志》(作者藏书)

老舍文章的结尾写道：

“今天，咱们庆祝第十三届国庆节。这一年中，我们的成就又非同小可！我们在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亿众同心，克服困难；不但克服了困难，而且学会了不少新本领！这些本领经过总结，便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困难变喜事，特别值得祝贺！

走吧，到天安门去！去欢呼祖国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万寿无疆！”

老舍果然是文学大师，将自己的狂喜和崇敬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却有点脱离实际。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创，才有了后来的“七千人大会”纠错，而不是老舍文中的：“困难变喜事，特别值得庆贺！”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老舍发表这样的文章含义极其深刻，仿佛有一种政治家的智慧在里面。平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平衡一线和二线的关系，显然老舍还不具备这样的格局和谋略。

万寿无疆出自《诗经》中的“君曰卜尔，万寿无疆。”原本是祝福人长寿的颂辞，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帝王的专用，尤其到了晚清更是成了慈禧太后个人专享。

光绪二十年（1894年），原本计划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办盛大庆典，从紫禁城至颐和园沿途搭建经坛、戏台、牌楼，并铸造纪念宫钱以彰显皇家威严，但因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失利，慈禧被迫缩减庆典规模，仅在宁寿宫低调庆生，原本计划在庆典时将这些钱赏给那些来贺喜的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

慈禧太后万寿无疆大雅祝寿钱币

由于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廷财吃紧，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慈禧大发雷霆说出了那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的名言。

钱币的正面为楷书“万寿无疆”四字，据考为慈禧御笔，布局规整，笔画间藏锋纳气，笔力遒劲；背面为篆书“大雅”二字，古朴典雅，与正面楷书形成文饰呼应。

“大雅”既源自《诗经》“大雅”篇章，又与慈禧书斋名“大雅斋”呼应。钱体极为厚重，远超普通流通钱币，铜质精炼，色泽沉稳，制作工艺精湛，字口深峻。

2022年西冷秋拍，这枚万寿无疆钱币以310.5万元成交。其直径达62.9毫米，厚度高达11.9毫米，重量更是达到了271克。包浆自然，彰显出宫廷的堂皇之气。与明清时期普通钱币相比，其形制有无与伦比的厚重感，彰显出慈禧太后的威风与霸气。

其间，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并没有写完。但这个题目足以表露他的心迹。他和妻子都是满族正红旗，1949年回国之后，他一帆风顺事业有成。一个“下”字应该是他要表达的重点。

《正红旗下》写于1961年至1962年，老舍曾计划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连载，在作品仅完成了十一章、8万余字时，他突然停笔，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他为什么突然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是自愿还是迫于某种压力，外界不得而知。

也许，一个半路出家的新政权吹鼓手与自己最初的文学追求，在心中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学艺术毕竟是展示人性与关照人性的。他自知《正红旗下》无法做到，只好放弃。作为一个多产作家来说，是迫于形势、还是对表达的无奈？到底是什么原因，读者读完全文，应该自有答案。

伍

行云骑鹤

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作为代表团团长他有专车和保镖。代表团副团长是刘白羽，代表团成员还有张光年、杜宣、茹志鹃等。

当年，中国作协主席是矛茅盾，老舍虽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排名在他之前的副主席还有：周扬、丁玲、巴金等人。

在一次欢迎宴会上，席间，老舍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即兴赋诗，挥毫泼墨：行云骑鹤访蓬莱。这是这首诗的第一句。

吃着海鲜，介绍着杭州的美女和美食，老舍心情极好。

水上勉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1965年老舍曾到他的家中访问，1966年老舍投湖自尽，1967年水上勉在日本《文艺春秋》上发表纪念老舍的文章《蟋蟀葫芦》。老舍之子舒乙称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悼念老舍的文章。此时国内的老舍还是“自绝于人民的败类”。

水上勉一共写了七篇悼念老舍的文章，这是其中之一。

水上勉当面向老舍请教了有关蟋蟀葫芦的事。水上勉曾经在大分县知事那里见到过一个从北京带回来的，用葫芦雕刻的神奇容器，听说是来装蟋蟀的。他十分好奇，这个葫芦的窟窿很深，应该是用很细小的工具掏出来的，这么精致的葫芦，并不是为蟋蟀营造一个安乐窝，养它是看它打斗解闷的！

老舍说：“中国的诸侯在近臣中设专人养蟋蟀，并且以斗蟋蟀取乐。”水上勉先生恍然大悟，见到这个稀罕物知道是装蟋蟀的，他还以为是中国的贵族在房间里听蟋蟀叫，用以消遣解闷的雅物。

老舍说，没听说过养一对蟋蟀解闷的事，只听说斗蟋蟀玩。

“用什么方式斗呢？”

“ 铺上红毡子，从双方的罐中取出蟋蟀放在斗盆里……让它们张牙对咬……”

老舍说如果您喜欢蟋蟀葫芦，您到中国来的时候，我替您张罗。

老舍在家中，《老舍之死》插图

在一次欢迎茶话会上，老舍很随意地讲了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收藏有许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他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这只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涉，乞丐却坚决不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着乞丐死去。没多久，乞丐衰老之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可是谁知道，就在乞丐咽气之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

在大家讨论老舍的故事的时候，作家广津先生突然开口说道：

“在我们国家里，要是碰上名贵的壶啦、碟子啦，绝不会去摔破它们的。即使明明知道明天城市就要陷落，自己也非死不可，但是，对于自己所有的名器名物，哪怕对方是敌人，也还是交过去。历史上也真有过这样的武将哪。”

显然这两个故事的内容是针锋相对的，主人担心尴尬的局面。好在老舍只是问了广津先生关于这个武将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广津回答之后，大家就转移了话题。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之后行云骑鹤的老舍投湖自尽，“壶破人亡”。

问题是，老舍先生是出于什么动机与心境，讲的这个故事，十分耐人寻味。

陆

暴风骤雨

1966年，风云突变。老舍从大红大紫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

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逐渐演变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革命集团。1966年5月18日邓拓自杀身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舍成了横扫对象。虽然报纸上并未出现批判老舍的文章，但他名字已经从媒体上消失。

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外交部长陈毅主持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

此次会议是在中苏分歧背景下召开，是中苏决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66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公佈中国代表团名单。让人意外的是中国作协主席茅盾（沈雁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不在这份名单中。

没有茅盾很正常，他虽挂着中国作协主席的头衔，但已经被边缘化了。1964年开始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遭到公开批判。但老舍不同，一直都是大红人。这份名单告诉公众，老舍出了问题。

谁都知道老舍出了问题，唯有他自己不信，因为他太顺了，回国后在参加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是胜利者。他没有失败者的心情恐惧，缺乏应对挫折的思想准备。此时，他名义上还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但领导权已经由当红作家浩然取而代之。

北京市的文化系统成为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成为牛鬼蛇最多的地方。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写的：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老舍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夫人胡絜青：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

夫人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

老舍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结果，这个错误决定让他丢了性命。

关于斗批改是这样的：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时，正处在斗走资派、斗黑帮、斗反动学术权威阶段。

老舍一到单位，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存有大量的美金）。

中午，本该回家的老舍，被他的小车司机拒绝送他。无奈，他就到院子门口对面，“斤饼斤面”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右肩略弯，两个手指头拎着，走过院子回会议室。没有人搭理，所有的人又都用眼角盯着他。

下午3点钟院子里冲进了一队女红卫兵。

柒

宁折不弯

老舍从天堂到地狱，没有过渡期。仅仅半天的时间，他就决定放弃生命。关于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世的前一天，有很多叙事文本，不过老舍当天惨遭多次毒打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当时在现场的作家杨沫回忆：下午约三时，女红卫兵来了一群，个个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她们一来，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头头成了主宰文联命运的主人。他招呼大家到院里去。烈日当空，这天天气特别热。这时，只见萧军已被揪出，女学生手握皮带，正向萧军身上猛抽。萧军先是挺立着，后来被打倒在地。

他们手里有一份名单，共有二十多人被叫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打，在口号声中，在他们的胸口挂上一块牌子；老舍的牌子上写着：“反革命黑帮分子”，他被人反扭双臂“架着飞机”。

斗争会场景

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娃，是北京市第八女中的红卫兵，以扫“四旧”的名义，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焚烧戏装、道具。并决定来文联抓一批制造“四旧”的人去批斗。

当这些人被押送回时一个个狼狈不堪，有的甚至血肉模糊。老舍他的头上缠着一件已被鲜血映红了的白色水袖戏服。他蹲着，脸色苍白，皮肉耷拉着等待着下一场批斗。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大院。

大院里还有另外一批红卫兵。

老舍被拉上台，其实，红卫兵并不知道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做过什么？放过毒吗？都是什么毒来着？于是号召大家检举揭发。

女作家草明应声：“我揭发。”

“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要美金。”

红卫兵高喊口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和皮带。

不想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

“我靠这个生活……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以前，我靠这个生活……”

老舍的辩解遭到更加猛烈的暴打。老舍彻底地气愤了，他摘下身上的牌子砸向地面，牌子碰到了一个女红卫兵。有一说法是老舍直接将牌子砸向那个死命按他头的女红卫兵

“老舍打红卫兵！“

有人找来一张桌子让老舍站在上面让他低头认罪！

在“老舍不认罪就叫他灭亡！”的喊叫声中，他被打趴在桌子上，他又被拉起来，逼迫他在纸上写：“我打了红卫兵”几个字。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个曾经的文化泰斗，这几个字他足足写了五分钟。

他不再抵抗、不再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周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后来，来了两个警察将老舍带走。然而，对此却出现两种说法。

浩然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打电话叫来警察是为了保护老舍。但此说遭到老舍之子舒乙的强烈反对。

有人后来证实，浩然在现场高喊：“老舍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让专政机关将他带走！”

老舍被警察带走并不是来保护他，此时，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愤怒喊打的红卫兵追着打他，一直打到不远处西长安街六部口派出所。此景正如老舍文中斗恶霸时一样：”人们高喊着“打！”冲上去，警察拦都拦不住。”

他不久前写的场景，终于由自己亲自展示。

到了派出所，他仍然被红卫兵你踢一脚我踹一脚的打来打去。

夜里11点钟，老舍夫人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她去接老舍。好不容易找到一辆三轮车，将遍体鳞伤的老舍拖了回去。

捌

壶破人亡

深夜，夫人把血肉模糊的老舍拖回了家，为他清理伤口，血块粘着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手也颤。

8月24日清晨，他先劝夫人胡絜青去上班，然后和自己3岁的小孙女告别：“和爷爷说再——见——”最后走出了家门，他并没有按照要求拿着那块“反革命黑帮分子”的牌子去单位。

——老舍失踪了！

舒乙赶回时，家里大乱。由胡同口开始，直到院内、屋内，站滿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还贴着大字报，他们是来找老舍算账的，因为他竟然没有到单位去接受批斗。他们把家里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搜遍了。甚至每个房间的顶棚都被撬开。搜索无果后，他们走了。舒乙起草了一封信，和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出来一位负责同志，舒乙把上衣解开，露出见证——穿在身上的是老舍的血衣和包头用的带血迹的水袖。

8月25日中午，老舍的尸体出现在太平湖边。

那天，同样遭受毒打的作家萧军，只因他回答：“服打不服罪！”当他紧张地看向老舍时，发现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光，而这种奇异的光，只有人在完全绝望决心放弃生命时，才会放出。萧军撞上老舍目光时，被他眼中的这种异样的光震惊到了，他感到非常害怕，他感觉“老舍要走了”。文人敏感，他们的直觉总是格外准确。

老舍的作品，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单子，老舍的头衔，也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单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成功人士。

著名作家冰心有过这样一段讲述，她认为，老舍一定会跳水死。“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

中午，等胡絜青赶到太平湖。老舍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有血迹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扒住潮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当时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

他去意已定，不想被人发现，不想被人救起。

舒乙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太平湖，文联一个造反派头头在，他以前与老舍先生和我们家很熟，见到我竟然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示你的证件”，之后就走了，只说了句“赶快处理后事”。他的司机以前给老舍先生开车，平时也很熟，临走时司机悄悄跟我咬了一句耳朵说：“这个地方有野狗。”

舒乙感叹道：他们都是我们家的熟人。前几天父亲曾对他说：谁给了他们权力？又要死人了，而且是清白而刚烈的人！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坏告终的。

那夜，舒乙守在父亲的遗体边，天完全黑了，并且下起大雨，他不能离开，也没办法同家里人联系，只好一个人守着父亲的遗体。下起雨来，他在雨中落泪。不知是雨在落，还是泪在落。

“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这是当年老舍单位开的火化证明。工作人员说，这是他们处理这类不准保留骨灰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老舍墓

老舍的墓由舒乙设计，没有隆起的墓室，墨绿色花岗岩铺地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老舍浮雕头像，一圈圈白色波澜由此散开，像一个湖面。老舍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有1966年8月23日他遭受毒打时的血衣残片和两支笔、一副眼镜。

舒乙偷偷地收藏了父亲的血衣39年，并将它放在老舍的骨灰盒中。他在40年前“死的呼唤”的纪念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研究了十年动乱时的自杀现象。

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傳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因为这里存列着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老舍家到太平湖，要走两个多小时，他怎么去了那里？多年后的一次偶然，舒乙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老舍母亲晚年的住地，这房子是老舍为她所买。一九四二年夏天老舍母亲在这里去世。老舍来到这里，原来是去找寻他的母亲。

1900年，老舍父亲去世，尸骨无存。他的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1966年，老舍去世，同样尸骨无存，不同的是他骨灰盒中是那件挨打时穿的血衣。

老舍的一生，充分说明了宏大叙事的虚无，与历史真相的残暴。

舒乙的悼文，距今已整整四十年。在历史的变迁中，太平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老舍作为那个大时代文人的典型缩影，不会消失和被遗忘。他的荣誉和屈辱，他的作品、还有他的经历与故事，永远都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喻训天，2025年9月于武昌

来源：鸿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