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和1998年印尼苏哈托在位时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暴力排华运动

排华似乎是印尼的一项传统，也是重大社会问题出现时的保留节目。

清朝初年大量中国人远走南洋，外出谋生，有的在新地落地生根，与当地土著和谐相处，有的却因种种原因，屡受排挤，甚至被屠杀。

南洋华人中，印尼华人无疑是最悲惨的一支，据统计，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印尼国内多次排华，直至二十多年前仍有轰动世界的惨案。

先简单介绍前四次，再详细分享最近的两次。

1740年红溪惨案。

荷兰殖民者因为惧怕华人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开始推行反华政策。

1740年10月9日，殖民当局借口搜查军火，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派军队挨户搜捕华侨，并且鼓动当地居民对华侨疯狂屠杀、洗劫。

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不论男女老幼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00多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间，财产损失，无法估计。

当时中国正值乾隆统治的清朝，据说乾隆帝得知此时后说了一句话：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有学者考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以及《清高宗实录》，发现并没提及这句话，认为此乃讹传。

不过，大清对海外华人的憎恶却是有据可查的，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下令：

所去之人留在国外，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

很多人认为，清朝时期，海外华人之所以在外艰难，屡受排挤和屠杀，与母国的漠视不无关系。

1912年泗水惨案。

中国推翻帝制成立民国，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

谁承想，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

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1946年文登惨案。

这次事件由荷兰殖民者策划，以挑起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之间的民族冲突。

5月28日，荷军攻入文登，命令华人士兵打头阵，虐杀当地居民，降下县政府的印度尼西亚国旗，升挂荷兰国旗，引起印尼军民的不满。

在当地教派的煽动下，印尼军民遂于当晚开始屠杀文登华侨。在3天内，有656名华侨被杀害，受伤者496人，失踪者403人(后来大部分被杀害)，被烧房屋3409间。

1946年9月巴眼比亚惨案。

印度尼西亚1945年宣布独立后，巴眼比亚军民与华侨之间发生剧烈摩擦，当地人经常向华侨强借军饷。

1946年3月12日该地华侨悬旗纪念孙中山忌辰时，印尼军民撕毁中国国旗，并杀死侨领吕清波，又欲纵火焚烧华侨店屋，迫使华侨自卫抵抗。

1946年9月18日，全副武装的印尼军人借故包围巴眼亚比。华侨被迫武装自卫，并由海道向新加坡华侨乞援。双方在市区激烈交战，印尼一些军民则四出抢劫奸淫，并将各区华侨集中，图谋杀害。

事后统计，印尼军民在市外20余村落，抢杀淫辱无辜华侨，造成惨重损失。在此次惨案中，被杀华侨共239人，受伤者52人。

1947年巨港惨案。

1947年1月荷兰军队与印度尼西亚军队争夺苏门答腊岛巨港市期间，华侨被夹在中间，无辜受难。巨港华埠成为两军争夺的战场。战争持续至1月4日，大火延烧至5日晨始息。

在战争过程中，当地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其中被荷军炮弹击毙的华侨101人；被印尼人杀害者80人；死因不明者75人；受伤者114人；失踪者(被印尼军掳走)594人；被毁侨房3060间。

据百度百家号资料：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30事件”，以总统卫队翁东为首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捕杀陆军司令等六名将领，但被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镇压。苏哈托集团最终推翻了苏加诺，并要铲除支持他的印尼共产党。对这场突发事变，中国事前一无所知，对印尼局势未立即表态。印尼军人集团却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参与策划和支持该事变，组织群众向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在全国掀起反华逆流。

此后，印尼右派势力不断迫害当地华人华侨，并数十次武装袭击中国驻印尼外交机构。中国政府积极组织接侨工作，并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要求，但遭到苏哈托政府蛮横拒绝。 1967年10月30日，苏哈托政府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苏哈托政权实施系列制度化歧视政策。

此次事件主要受害者是印尼共产党成员、左翼人士及华人，造成大约有30万的华人遇难，震惊中外，大量华人企业被没收或关闭，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5-1967年印尼“清共”排华事件调查报告

-海阔天空A

一、事件核心概况

1965年至1967年，印尼发生以“清共”为名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与排华暴行，其导火索为1965年9月30日的“9·30事件”——以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捕杀6名陆军将领，宣称挫败反总统阴谋 。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借机指控印尼共产党主导政变，随即发动全国性镇压行动，最终推翻苏加诺政权并建立军事独裁，暴行波及印尼共产党成员、左翼支持者及华人群体，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国家暴行之一。

二、事件背景溯源

（一）历史与种族根源

荷兰殖民时期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将居民划分为欧洲人、华人、原住民三级，赋予华人优于原住民的法律与经济地位，埋下种族矛盾隐患。日本占领期间进一步挑拨族群关系，强化原住民对华人的敌意 。战后印尼民族主义运动转向排华，部分政要宣扬“华人控制经济”论，将社会矛盾归咎于华人。

（二）政治与国际动因

20世纪60年代，印尼形成苏加诺、陆军、印尼共产党三足鼎立格局。印尼共产党发展至300万党员，成为苏加诺的重要盟友，引发陆军右翼势力不满。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暗中支持印尼军方，英国档案馆文件显示，英方曾向印尼反共势力提供煽动性材料，纵容针对华裔的暴力 。

（三）政策与经济诱因

苏加诺政府时期颁布近30项限制华人经济的法令，如1959年《总统第10号法令》查封8400家华人零售店，导致50万华人失业。同时通过一系列政策打压华文教育，72%华文学校被迫关闭，系统性的歧视政策加剧了族群对立 。

三、事件发展与暴行事实

（一）“清共”与排华的同步升级（1965年10月-1966年）

1. 舆论煽动：苏哈托集团通过媒体宣称“9·30事件”为“共产主义政变”，捏造中国为“幕后主使”，甚至以“政变日期与中国国庆重合”为由制造反华舆论 。1965年10月8日，暴徒在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前示威，张贴“吊死中国人”等标语 。

2. 暴力蔓延：军方指使暴徒捣毁印尼共总部及左翼团体办公处，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处决共产党人。望加锡地区1965年11月的反华骚乱中，2000余个华人家庭财产遭破坏，近千户被洗劫一空 。暴行手段极其残忍，据记载有数百名华侨被挖心碎尸 。

3. 外交挑衅：1965年10月16日，印尼武装部队非法搜查中国大使馆，侮辱外交人员，制造外交史上罕见事端 。

（二）制度化迫害与外交断裂（1967年）

1. 规模与后果：学界估算事件累计死亡人数达50万至100万人，其中至少30万为华人，另有数十万人被拘禁 。印尼共产党几乎被灭党，左翼力量彻底瓦解。

2. 歧视立法：1967年印尼政府颁布14项针对华人的法令，禁止使用华语、成立华人社会团体，彻底阻断华人参政路径 。

3. 外交决裂：1967年10月30日，苏哈托政府正式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排华行动达到顶峰。

四、国际反应与历史遗留

（一）国际社会态度

事件发生初期，西方国家多保持沉默，实则默许甚至支持苏哈托政权的“反共”行动。英国档案馆解密文件证实其曾直接煽动对华人的暴力，称华裔遭受伤害是“应得的”。国际社会直至多年后才逐步将其认定为大规模人权暴行。

（二）历史禁忌与后续影响

长期以来，印尼政府将“9·30事件”及相关暴行列为政治禁忌，禁止公开讨论与历史反思。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政策与历史创伤导致华人在印尼社会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成为后续社会动荡中的常见替罪羊 。

五、结论

1965-1967年印尼“清共”排华事件是殖民遗留矛盾、国内政治斗争与国际冷战格局共同作用的产物。苏哈托集团以“反共”为借口，蓄意煽动种族仇恨，实施了兼具政治清洗与种族迫害双重性质的大规模暴行。事件导致数十万无辜者丧生，华人族群遭受系统性歧视与暴力，成为印尼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黑暗印记。直至今日，对该事件的历史追责与真相还原仍是印尼社会实现族群和解的重要前提。

1966年的印尼排华运动：残忍且荒谬的“红碗事件”

-来源：刘希提灯夜行

引语：一个红色的土碗就能决定一家人的性命，他们来自中国，却因中国血统而被疯狂屠。尽管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拥有土著们同等的权力。但在民族情绪及意识形态裹挟之下，往日里和蔼可亲的邻居、朋友、姻亲，都纷纷举起了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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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的一个清晨，印尼东加里曼丹岛某个小村庄里，一位刚起床的妻子走出家门，准备从门口的井里打点清水。这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丈夫还没起床，两个孩子也在熟睡中，她得尽快洗漱，好给一家人做点早餐。

打开门的那一刻，她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等她提着水桶往回走时，却发现门口多了个红色小碗，非常显眼。

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这里常年闷热，早晨水气很重，看花眼很正常。

她放下手里的水桶，走上前去。那的确是一只红色的土碗，里头盛着不知是动物还是人的血，而且已经凝固了。

这位妻子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作为华人，他们一家也常受到当地土著的歧视，他们是能忍则忍。前阵子邻居家的牛吃掉她种的木薯，虽然心疼，她也不敢争辩什么。

丈夫的性格比他更懦弱，他一直告诫家人：我们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讲究和气生财。有些亏，能咽下去就别计较了。

妻子没有再想什么，她把碗扔在路边，又继续忙活去了。她不知道这个红碗代表着什么，更不知道，一场噩梦即将来临。

上面这个场景并非某个具体人物的亲身经历，而是1966年前后，“杀光所有中国人”行动中，印尼所有华人家庭都可能遭遇的场景。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政变。亲共一派的总统苏加诺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亲美一派的苏哈托将军掌权。权力交替之下，印尼共产党首当其冲，6位陆军将领的血债算到了印共身上。

苏哈托掌权后首先对印共展开了清洗，随后，他和他的军政府又将矛头对准了印尼的华人。理由是印共与当时的中国关系密切。

苏哈托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华人不再被他们视为同胞，而是仇寇。

“红碗事件”也不过是印尼军方炮制仇恨的产物：清洗运动开始后，印尼军方公开宣称，有9名达雅族长老死于非命，幕后真凶就是华人。

达雅族是印尼的原住民，他们极其看重宗族，宗族内的成员都紧密结合﹐同一宗族的达雅人全住在一座长又大的长屋中。在他们眼里，长老就是宗族的代表。

印尼军方放出来的这则消息虽然经不起推敲，却被达雅人全盘接受。复仇心切的达雅人决心杀掉能够见到的每一个华人。在华人家门口放上盛有鸡血或狗血的土碗是他们作出的记号，就好像让犹太人穿上绣有大卫之星的衣服一样，方便其他人识别、杀戮。

这种复仇的记号出现在许多华人的门口。达雅人之间互相达成共识：任何族人，只要在看到这个红碗，就有责任将屋里人赶尽杀绝，妇女儿童也不能放过。

从这个寻常的早晨开始，印尼华人最担心的集体屠杀又再次出现。没有人在乎他们是否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平时多么和蔼可亲，只要他们身上流着中国祖先的血，那就必须让它流干。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许多华人聚集的村子被屠尽杀光。凶手杀人后会把尸体扔进河里，以至于河水都变了颜色。河中鱼虾吃着尸体长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都不再吃这里的水产。

在口号和仇恨言论的鼓动下，华人没有丝毫安全可言。一名杀人凶手回忆，在“杀光所有中国人”运动开始后，他曾沿街杀人，杀掉了那条街上所有他认得出来的华人，包括他未来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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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分子的命运跟华人一样悲惨。

在九三〇事件中，华人和赤色分子往往是挂钩的。印尼土著流氓认定，只要是中国人，那他就一定是赤色分子；只要是赤色分子，那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无论他曾经是我的邻居还是朋友，都得被清除。

年轻的拉米利就死在两个邻居手上。

拉米利被人指控为赤色分子后，厄运迅速降临到这个家庭中。一群流氓抓走了拉米利，他们并没有将其送去法庭，而是带到了一处河岸边。在当地，人们叫它“蛇河”。

处决一般发生在夜晚。暴徒们将拉米利从车上拖下，又一路拽着他往河岸走。火把所照之处，全是之前受害者的鲜血。拉米利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他祈求其中的两名暴徒，放过他，让他活命。

这两个人是拉米利的邻居，平时就认识。两人没有理会拉米利的求饶，非但如此，他们还打算亲自处决拉米利。

谋杀在嘈杂声中开始。拉米利很快倒在血泊中，他的肩膀被砍断，背部、背部均受到贯穿伤，肚皮完全破开，内脏往外缓缓地流。

两个凶手觉得，这人肯定死透了。就把他扔进了河里。没想到，拉米利没有死，他还抓着河边的树根，向凶手虚弱地求救。

人没杀死，这是工作失职。二人赶紧把他从水里拉上来，麻利地割掉他的生殖器。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杀人。一般来说，被割掉生殖器的男性很快就会失血而死。既不费力，又很高效，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有点血腥。

拉米利被留在河边的稻田里，没有遭受进一步的伤害。在凶手眼里，这已经是个死人了。这是拉米利第一次死亡。

但所有人都想不到，拉米利不但没有死，他还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里。

母亲见到儿子时吓坏了。拉米利用手兜住已经流出体外的内脏，跟母亲说，妈妈，我想喝一杯家里的咖啡。母亲伤心欲绝，她赶紧给儿子包扎、治伤，打算天亮就送儿子去医院。

拉米利没死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暴徒们再次上门。连个人都杀不死，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侮辱。母亲奋力阻拦这些人，但她势单力薄，根本不是对手。只好对几名暴徒说，家里还有两头牛，放过我儿子，这牛你们就可以牵走。

暴徒们不为所动。或许，在他们眼里，赤色分子家里的东西本来就可以随便拿，何必要人给。他们哄骗拉米利的母亲，我们是要带他去医院治疗，治好了就会送他回来。

就这样，拉米利再一次被抓走。这一次，他们直接开着卡车碾过伤痕累累的拉米利，痛快地完成了第二次谋杀。

拉米利死后两年左右，年近花甲的父母又生了个儿子。他们把这个孩子当成是上帝的补偿，给他取名叫阿迪。

阿迪不止一次听母亲唠叨哥哥的惨剧，杀人凶手还在，他们只能低着头继续生活。后来，阿迪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母亲身体每况愈下，阿迪决心去找当年的杀人凶手，想从他们那里找回一点公道，哪怕是一句道歉也好。

可惜他未能如愿，几乎所有参与过那场暴行的人都没有悔罪的意思。听说他是受害者家属，有人更是这样劝他：“如果你们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就得作出改变，否则当年的事情还会上演。”

现实明显还很残酷：受害者继续活在痛苦中，凶手还要求他们作出改变。

更可怕的是，阿迪讨要公道的事情在当地传开，他们一家重新面临威胁。无奈又痛苦的阿迪，只能带着年迈多病的父母，搬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至今杳无音信。

1998 年印尼 “黑色五月暴动” 研究梳理报告

-来源：海阔天空A

“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侵犯，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

这是亲历者对于1998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回忆，据说在那次事件中，10万华人妇女被当街侵犯，50万华人死在了屠刀之下。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998 年 5 月，印尼爆发 “黑色五月暴动”，这一事件是印尼后殖民时期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短期内冲击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种族关系，长期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轨迹与社会结构。研究该事件具有重要价值：其一，厘清印尼种族关系的历史脉络，明晰殖民遗产、政策导向与社会矛盾的关联；其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平衡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公平提供典型案例；其三，为各国防范社会分裂、维护人权、促进社会和谐提供警示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梳理学术专著、期刊论文、政府报告、媒体报道）；案例分析法（聚焦雅加达骚乱、特利刹蒂大学事件等关键案例）。

数据来源：印尼官方调查报告、经济统计数据与政治文件；中外学者多学科研究成果；国际主流媒体与印尼本地媒体当时报道；幸存者证词与民间组织一手记录。

二、事件背景深度解析

2.1 长期积累的种族矛盾

2.1.1 荷兰殖民统治的遗祸

印尼的种族矛盾根源可追溯至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荷兰殖民者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推行 “分而治之” 的政策，将印尼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族群，并赋予不同族群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角色。其中，华裔群体被殖民者视为 “中间阶层”，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而印尼本地族群则更多从事农业和底层劳动。这种族群分工模式，人为地制造了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隔阂。

1740 年发生的 “红溪惨案” 是荷兰殖民时期种族矛盾激化的典型事件。当时，荷兰殖民者因担心华裔群体的势力壮大，对雅加达的华裔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据记载，此次事件中遇害的华裔人数超过 1 万人。这一惨案不仅给华裔群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在印尼社会中埋下了族群仇恨的种子，成为此后种族矛盾反复爆发的历史隐患。

在印尼的华人们用一次次的妥协，换取生存的机会。可是，印尼的排华运动反而愈演愈烈。

1974年、1978年、1980年，又分别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

而1998年，印尼屠华的浪潮达到了巅峰。

2.1.2 苏哈托时期的歧视政策

苏哈托执政期间（1967-1998 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华裔群体的同化政策，这些政策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对华裔群体进行了系统性的压制。在文化层面，政府禁止华裔使用汉语、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强制华裔改用印尼姓名，试图削弱华裔的文化认同；在政治层面，华裔群体被排除在核心政治权力之外，很难进入政府高层和军队系统，政治权利受到严重限制；在社会层面，政府通过身份证标记等方式，将华裔群体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这种标记制度不仅强化了族群身份的差异，更成为歧视和排斥华裔群体的工具。

这些歧视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加深了印尼社会的种族隔阂，使华裔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同时，政府对种族矛盾的长期忽视和刻意压制，导致矛盾不断积累，为 “黑色五月暴动” 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2 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2.2.1 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印尼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风暴初期，印尼货币（印尼盾）大幅贬值，从 1997 年 7 月的 1 美元兑 2400 印尼盾，跌至 1998 年 1 月的 1 美元兑 1 万印尼盾以上，到 1998 年 5 月，汇率更是一度跌破 1 美元兑 1.5 万印尼盾。货币贬值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急剧加剧，1998 年印尼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77.6%，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与此同时，金融风暴引发了印尼的企业危机，大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据统计，1997-1998 年间，印尼有超过 1.6 万家企业破产，失业率从 1997 年的 4.7% 飙升至 1998 年的 8.5%，大量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经济的崩溃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为社会动荡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印尼的经济本身就比较落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国民的生活穷困潦倒，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同意贷款，却给苏哈托提出了条件，必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式在印尼进行经济改革。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牢牢的掌控在西方手里，所以，摆在苏哈托面前的就是个陷阱，如果跳进去，将来必然要受到西方的牵制。

可是，苏哈托已经找不到别的出路，便决定硬着头皮试一试。

不过，苏哈托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而且民众对于苏哈托的妥协行为也感到不满。当然，最终把印尼百姓逼上绝路的，还是看不到希望的经济。

此时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怒火一触即发。

2.2.2 “主公制度” 与经济结构矛盾

印尼的 “主公制度”（Suharto's Crony System）是苏哈托时期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在这一制度下，苏哈托的家族成员、亲信和部分华裔商人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垄断经营、政府补贴和政策倾斜等方式，控制了印尼的关键经济领域，如银行业、制造业、贸易和自然资源开发等。这种制度导致印尼的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民众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由于在 “主公制度” 中，部分华裔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使得普通民众将对经济不公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了整个华裔群体身上，产生了 “华人控制印尼经济” 的误解。实际上，华裔商人在这一制度中更多是依附于政府权力，而非真正掌握经济主导权，但这种误解却成为了种族矛盾爆发的重要诱因，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华裔群体的敌意。

2.3 政治动荡与权力博弈

2.3.1 苏哈托政权的困境

苏哈托长期的威权统治，在带来一定时期政治稳定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矛盾。到了统治后期，苏哈托政权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压力。在国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对威权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反对党和民间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多；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人权和民主的关注不断加强，苏哈托政权的人权记录和威权统治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压力。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苏哈托政权的危机。经济的崩溃使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民众的抗议活动从经济诉求转向政治诉求，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1998 年 2 月，印尼大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威权统治，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苏哈托政权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2.3.2 政治势力的阴谋与操控

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印尼国内的部分政治势力和军方力量，为了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始策划和操控社会动荡。有研究表明，在 “黑色五月暴动” 爆发前，一些军方人员和政治团体通过散布谣言、组织暴徒等方式，蓄意煽动民众对华裔群体的仇恨，试图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华裔群体。

199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特利刹蒂大学惨案，是 “黑色五月暴动” 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当天，印尼军方对在特利刹蒂大学举行抗议活动的学生进行了镇压，造成 4 名学生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怒，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的骚乱。而部分政治势力则利用这一事件，进一步煽动民众的暴力行为，并将暴力矛头指向华裔群体，最终导致了 “黑色五月暴动” 的全面爆发。

三、事件经过全景呈现

3.1 暴动的起始与蔓延（核心时间线）

1998 年 5 月 4 日：印尼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首先爆发了骚乱。当时，政府宣布调整燃料价格，导致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一政策成为了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棉兰的民众因生活成本急剧上升而感到不满，开始举行抗议活动，随后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暴徒开始抢劫华裔商人的店铺、焚烧汽车和建筑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棉兰的骚乱始于 1998 年 5 月 4 日，早于雅加达。导火索是印尼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油价暴涨 71%、电费上涨 60%，引发民众不满。棉兰师范大学学生游行示威遭安全部队拦截，部分学生被性骚扰，事件迅速升级为全城骚乱。

5 月 5 日后，骚乱演变为针对华裔的袭击。暴徒大规模洗劫、焚烧华裔商铺和住宅，使用石块、刀具和火器攻击居民。军警初期反应不力，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军警与暴徒互动的情况，被指默许纵容。

当地华裔自发组织自卫队，用棍棒、汽油瓶等进行抵抗，但在有组织的暴力面前，伤亡惨重。骚乱持续多日，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许多华裔家庭被迫离开棉兰，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寻求庇护。

棉兰骚乱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成为了 “黑色五月暴动” 的开端。骚乱的消息通过媒体和口头传播迅速扩散到印尼其他城市，激发了其他地区民众的不满情绪，为后续骚乱的蔓延奠定了基础。

5 月 12 日：雅加达大学生抗议事件升级，6 名学生遭枪杀，针对华裔的零星袭击出现。

1998 年 5 月 13 日，雅加达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成为 “黑色五月暴动” 的高潮。当天，大量暴徒涌上街头，对雅加达的华裔社区进行了有组织的攻击。暴徒们抢劫华裔的商店和住宅，焚烧建筑物，甚至对无辜的华裔民众进行暴力袭击。

暴徒分乘卡车、小巴，按预定路线袭击格洛杜克（唐人街）、穆阿拉卡朗等华裔聚居区，分工明确（望风、纵火、抢劫、施暴）。格洛杜克约 80% 建筑被焚毁，街道遍布残骸与尸体，军警反应迟缓或不作为，部分区域撤离后暴徒才大规模涌入。

“他们开着卡车来，先扔汽油弹，房子一下就烧起来了。我想救妈妈，但是被他们打倒，眼睁睁看着她被大火吞没……”

—— 雅加达华裔居民，男，当时 23 岁。

“他们闯进家里，把我丈夫和儿子绑起来，就在他们面前…… 我不敢回忆。之后他们还放了火，我是从窗户跳出来才活下来的。”

—— 某华裔妇女，当时 45 岁，曾遭强奸并被纵火。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雅加达的多个区域（如格洛格尔、文登等）成为了暴乱的重灾区，街道上浓烟滚滚，到处都是被烧毁的汽车和建筑物，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据统计，在雅加达暴乱期间，共发生了超过 1000 起暴力事件，烧毁的建筑物超过 500 栋，被抢劫的商店和住宅超过 3000 家。暴乱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仅给雅加达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也震惊了国际社会。

暴力全面爆发并蔓延，雅加达、泗水、万隆、三宝垄等全国 20 余个城市陷入混乱，华裔聚居区成为袭击重灾区。

 在泗水，1998 年 5 月 13 日起，暴力蔓延至东爪哇省首府泗水。暴徒乘坐卡车、小巴，有组织地袭击华裔聚居区与商铺。他们手持刀具、棍棒和汽油瓶，分工明确：一部分人负责纵火焚烧店铺和住宅，另一部分人实施抢劫与暴力袭击，特别针对华裔女性进行性暴力。

泗水的华裔社区试图组织自卫，设置路障、轮流值守，但面对有组织的暴徒与反应迟缓的军警，防御效果有限。部分街区陷入火海，大量华裔家庭被迫逃离家园，前往附近安全区域或邻国避难。

据当地幸存者回忆，暴徒闯入民宅时，常当着家人的面施暴，手段极其残忍，许多妇女儿童成为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与人员伤亡。

亲历者回忆：“当时真是太恐怖了，人们被困在烧着的商店里，满街是燃烧的建筑和汽车，到处浓烟滚滚……我们将房间的灯全部关上，让暴徒们感觉房子里没人。我们听到许多华人妇女成为受害者……”

事后有人估计被屠杀的有50万人，被侵犯的妇女高达10万人，这些数字列出来触目惊心。

在印尼人群体之中，他们热衷于玩一种游戏，一部分人扮演军警，一部分人扮演被军警追捕的华人。

当“华人”蹲在地上，卑微的向“军警”求饶的时候，围观的人们往往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5 月 16 日后：国际社会施压下局势逐渐平息，但仍有零星报复性袭击。大量华裔商铺倒闭，居民流离失所，约 10 万华裔逃离雅加达，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避难。

3.2 暴力行为的特征与细节

3.2.1 有组织性与军事化特征

暴动前发放匿名传单，标注华裔住址、商铺位置与营业时间；

暴徒分组行动，设望风、纵火、抢劫、施暴等专人，携带铁棍、刀具、燃烧瓶、对讲机等装备；

部分暴徒着类似军装或与军警互动，获汽油、棍棒等补给，军警默许或纵容暴力。

3.2.2 针对华裔的残酷迫害

抢劫：洗劫商铺、住宅财物，搜查并抢走民众随身物品；

纵火：大规模焚烧华裔商铺、住宅、工厂，许多人在火灾中失去家园与生命；

杀害：殴打、砍杀、焚烧无辜华裔，全国至少 1200 人死亡（华裔占比超 70%），数千人受伤。

3.2.3 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性暴力

 这是暴动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根据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和志愿者组织的报告，至少168名华裔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虐待，其中部分受害者是年仅9岁的幼女和年过花甲的老妇。 许多强奸案发生在暴徒闯入的民宅内，且往往当着受害者家人的面实施，旨在进行最大程度的羞辱和恐吓。部分受害者事后被残忍杀害，或被焚毁在着火的建筑物中。 这种性暴力被学者定义为“种族灭绝式的强奸”，其目的不仅是满足兽欲，更是作为一种恐怖工具，旨在摧毁华裔社群的精神核心，迫使他们彻底离开印尼。

3.2.4 有组织性与军事化特征

暴动并非自发混乱，而是显示出高度的组织性。据大量幸存者证词和调查报告（如“联合实况调查团”报告）指出，在暴动发生前，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在社区派发印有华裔家庭住址和店铺位置的传单。 暴徒们乘坐卡车、小型巴士等交通工具，在不同城区间流动作案。他们行动统一，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望风，有人负责泼洒汽油点燃建筑，有人负责抢劫，有人则专门实施暴力。 许多目击者称，看到暴徒与军警进行交流，甚至从军方车辆上获得补给。军警在大部分现场采取的“不作为”或“迟缓作为”态度，被广泛解读为默许甚至纵容。

3.2.6 幸存者口述案例

陈女士（新加坡籍）：5 月 13 日躲在雅加达公寓，全家连夜驱车至机场，候机厅挤满逃亡华裔，飞机起飞时仍见火海，丈夫哥哥一家未能逃出。

匿名男性（当时 8 岁）：家杂货店遭洗劫，全家藏于阁楼逃生，事后店铺与住宅被焚毁，父亲 20 年心血尽失。

雅加达华裔男性（当时 23 岁）：目睹母亲被大火吞没，自己被暴徒打倒，家园尽毁。

华裔妇女（当时 45 岁）：丈夫、儿子被绑，自己遭强奸，跳窗逃生。

3.2.7 华裔的应对

自发自卫：设置路障，青年持棍棒、刀具轮流值守；利用建筑结构加固防御，关闭门窗躲避袭击。

隐蔽与求救：

将女性藏于天花板隔层、密室；通过电话、对讲机通报暴徒动向，互相预警；向中国使馆、国际人权组织、外国媒体求救。

逃亡：约 10 万名华裔逃离印尼，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及欧美国家避难。

四、事件结果与后续影响

4.1 直接后果

4.1.1 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黑色五月暴动” 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至今仍存在官方统计与民间调查的巨大差异，其惨烈程度远超印尼政府初期的公开表述。从人员伤亡来看，印尼官方在事件后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死亡人数约为 1188 人，其中雅加达地区死亡 468 人，大部分死亡原因被归类为 “火灾窒息” 或 “混乱中踩踏”。但这一数据遭到国际人权组织和民间调查机构的强烈质疑 ——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联合民间团体组成的 “五月事件调查小组” 在 1999 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仅雅加达、梭罗、棉兰等 6 个主要城市的死亡人数就超过 2000 人，其中至少 500 人是被暴徒直接杀害，包括儿童、老人及残疾人。更令人震惊的是，报告明确提到 “至少有 27 个集体掩埋点未被官方统计”，仅雅加达郊区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就发现了 37 具无法辨认身份的遗体，均带有明显的暴力伤害痕迹。

在财产损失方面，印尼经济统筹部的初步估算显示，暴动导致全国范围内约 1.2 万家企业、商铺和住宅被烧毁或抢劫，直接经济损失约 4.5 亿美元（按 1998 年汇率计算）。但华裔社群组织 “印尼华裔总会” 的调查数据则更为触目：仅雅加达唐人街格洛杜克（Glodok）区域，就有 80% 的商铺被焚毁，其中包括 12 家历史超过 50 年的老字号企业；棉兰的华裔商业街区 “班达兰”（Bandaran）几乎被夷为平地，损失超过 8000 万美元。从行业分布来看，零售业、制造业和餐饮业是重灾区 —— 雅加达最大的华裔控股超市 “Giant” 的 5 家分店全部被抢空后烧毁，导致 1200 名员工失业；梭罗的一家华裔纺织厂被纵火，设备损失达 300 万美元，而该厂是当地 200 多名非华裔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种损失对印尼经济和华裔社群产生了双重冲击。对印尼经济而言，暴动发生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关键节点，本就脆弱的经济体系雪上加霜 —— 大量企业倒闭导致失业率从 1997 年的 4.7% 飙升至 1998 年的 8.3%，通货膨胀率突破 80%，外汇储备锐减至仅能支撑 3 个月的进口需求，国际资本对印尼的信心降至冰点，1998 年外国直接投资（FDI）较 1997 年下降 62%。对华裔社群而言，损失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生存根基的动摇 —— 许多华裔家庭失去了世代经营的产业，部分贫困华裔因房屋被烧毁而无家可归，被迫挤在临时避难所中。更严重的是，财产损失加剧了华裔对印尼社会的不信任，为后续的移民潮埋下伏笔。

小结：

伤亡：官方统计死亡 1188 人，民间调查显示超 2000 人，含 500 人直接被杀，27 个集体掩埋点未被统计；超 200 名华裔女性遭性暴力。

财产：全国超 1.2 万家企业、商铺、住宅被焚毁或抢劫，直接经济损失约 4.5 亿美元；雅加达格洛杜克唐人街 80% 商铺被毁，棉兰 “班达兰” 商业街区夷为平地，零售业、制造业、餐饮业为重灾区。

4.1.2 苏哈托下台与政治变革

“黑色五月暴动” 是压垮苏哈托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加速了其统治的终结。1998 年 5 月 12 日特利刹蒂大学惨案后，学生抗议浪潮席卷全国，雅加达、万隆、日惹等城市的高校成为抗议中心，学生们提出 “苏哈托下台”“废除新秩序”“进行民主改革” 等口号。5 月 14 日起，暴动蔓延至全国，社会秩序崩溃，军方内部也出现分裂 —— 部分中下级军官对政府的 “不作为” 表示不满，而高层军官则面临 “镇压还是妥协” 的两难选择。

苏哈托在压力下试图通过 “改组内阁” 挽回局面，5 月 16 日宣布更换经济部长、内政部长等关键职位，但这一举措未能平息民愤。5 月 18 日，雅加达学生占领国会大厦，数千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外声援，局势彻底失控。5 月 21 日，苏哈托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结束了长达 32 年的 “新秩序” 统治。

对于印尼政府而言，华人成为了让民众发泄仇恨的工具，当政府有危机的时候，华人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活靶子。多年来，这一招屡试不爽。

在屠杀结束之后，迫于国际压力以及华人群体的抗议，印尼政府装模作样地组建了调查团，随后公布了一组数据：印尼华人共有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侵犯和性骚扰。

但根据人权组织的统计，当时，雅加达一天之内就要发生100多起强奸事件。

所以，印尼官方数据肯定是不属实的。

幕后推手苏哈托，并没有因此保住自己的总统之位。

苏哈托的下台标志着印尼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开启了 “改革时期”（Reformasi）。继任的哈比比政府为稳定局势，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释放政治空间，废除 “政党禁令”，允许除专业集团党、印尼民主党、建设团结党之外的政党成立，1999 年举行了印尼历史上首次自由公正的大选，共有 48 个政党参与，最终瓦希德领导的民族复兴党和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民主斗争党组成联合政府；二是推进地方自治，1999 年颁布《地方自治法》，赋予省级和县级政府更大的行政、财政权力，打破了 “新秩序” 时期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三是放松舆论管制，取消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允许独立媒体、民间组织存在，批判政府的声音开始出现在公共空间。

这些改革虽然推动了印尼的民主化进程，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 政治碎片化导致政府更迭频繁，1999-2004 年间先后更换了 3 任总统；地方自治引发了部分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如亚齐、巴布亚等地的独立诉求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趁机抬头，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复杂形态。总体而言，“黑色五月暴动” 后的政治变革，使印尼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但转型过程充满曲折，至今仍在影响印尼的政治发展。

小结：

1998 年 5 月 18 日学生占领国会大厦，5 月 21 日苏哈托辞职，结束 32 年 “新秩序” 统治，哈比比接任总统，开启 “改革时期”：

开放政党政治，1999 年举行首次自由大选；

推进地方自治，缓解中央与地方矛盾；

放松舆论管制，允许独立媒体与民间组织存在。

但政治碎片化导致政府更迭频繁，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抬头。

4.2 长期影响

4.2.1 社会分裂与信任危机

“黑色五月暴动” 对印尼社会的撕裂是深层次的，直接导致了种族、宗教之间的信任危机，这种裂痕至今仍未完全愈合。从种族关系来看，暴动中针对华裔的系统性暴力，彻底打破了 “新秩序” 时期 “同化政策” 所营造的 “种族和谐” 假象。事件后，华裔社群对印尼原住民（Pribumi）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与排斥 —— 印尼社会调查机构（LSI）1999 年的调查显示，87% 的华裔受访者表示 “不敢再与原住民邻居深入交往”，65% 的华裔家庭选择让子女进入以华裔为主的私立学校，避免与原住民子女接触。而部分原住民则因 “华裔控制经济” 的刻板印象未被打破，对华裔的敌意仍在延续，2000 年雅加达某社区因 “华裔商人涨价” 引发的冲突，就是这种矛盾的延续。

从社会信任结构来看，暴动暴露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崩塌。在事件中，军警的 “不作为” 甚至 “纵容” 行为，让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 2000 年的报告显示，72% 的受访者认为 “政府在暴动中故意放任暴力，以转移矛盾”，68% 的受访者表示 “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种信任危机不仅体现在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上，也延伸至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2001-2005 年间，印尼民间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年均增长 15%，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领域，反映出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不信任。

社会分裂还体现在代际认知差异上。经历过暴动的中老年群体，无论是华裔还是原住民，都对事件抱有复杂的情绪 —— 华裔中的幸存者大多不愿提及这段历史，而部分原住民则因 “参与暴力” 或 “目睹惨状” 产生心理阴影；而年轻一代（1998 年后出生）对事件的认知则存在偏差，学校教材对暴动的描述模糊不清，部分教材甚至将其定性为 “单纯的经济骚乱”，导致许多年轻人对事件的种族属性、暴力程度缺乏了解，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记忆的断裂。

小结：

种族关系：87% 华裔不敢与原住民深入交往，65% 华裔子女进入华裔为主的私立学校；部分原住民对华裔敌意延续。

政府信任：72% 受访者认为政府放任暴力转移矛盾，68% 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公民安全，民间抗议活动年均增长 15%。

代际认知：中老年群体有心理阴影，年轻一代因教材描述模糊缺乏对事件的正确认知。

4.2.2 华裔社群的创伤

“黑色五月暴动” 给印尼华裔社群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同时也推动了社群的结构性变迁，主要体现在移民潮、文化复兴与政治参与三个方面。

在心理创伤方面，事件后的长期心理调查显示，华裔社群普遍存在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印尼心理健康协会（IPKJI）2002 年对雅加达、棉兰两地华裔幸存者的调查发现，63% 的受访者经常出现噩梦、闪回等症状，45% 的受访者存在社交回避行为，28% 的受访者有自杀倾向。尤其是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创伤更为严重 —— 许多受害者因 “羞耻感” 不敢公开身份，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部分受害者甚至被家庭排斥，被迫远离家乡。这种心理创伤不仅影响个人，也传递至下一代，许多华裔父母会向子女灌输 “警惕原住民”“保护自己” 的观念，形成了 “代际创伤传递”。

在移民潮方面，1998-2005 年间，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华裔移民浪潮。根据印尼移民局的数据，这一时期共有约 30 万华裔选择离开印尼，其中 80% 前往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从移民群体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资本与技术移民，包括华裔企业家、专业人士（医生、工程师、学者等），他们带走了大量资本和技术 —— 仅 1998-2000 年，华裔企业家向海外转移的资金就超过 150 亿美元，导致印尼本土的制造业、金融业出现 “人才荒”；二是避难移民，主要是在暴动中遭受直接伤害的家庭，他们因恐惧再次发生暴力事件而选择移民，这类移民多以家庭为单位，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在海外主要从事服务业、零售业等行业。

在文化复兴与政治参与方面，暴动也成为华裔社群 “身份觉醒” 的转折点。一方面，“改革时期” 后，印尼政府废除了 “新秩序” 时期的反华法规，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得以恢复 ——2000 年，雅加达第一所华文学校 “新纪元学校” 复校，首批招收学生 200 人，截至 2023 年，印尼全国共有华文学校超过 100 所，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千岛日报》的发行量突破 10 万份；春节、中秋节等华人传统节日被列为全国或地方公共假日，2002 年雅加达首次举办 “华人文化节”，吸引了数十万民众参与，华人传统文化逐渐回归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华裔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打破了 “新秩序” 时期 “政治噤声” 的状态 ——2004 年印尼总统大选，华裔候选人郭建义参与竞选；2019 年大选，华裔在国会中的席位达到 12 个，较 1998 年前增长了 5 倍；地方层面，华裔也开始担任省长、市长等职务，如 2017 年钟万学当选雅加达省长，成为印尼历史上首位华裔省长（尽管后来因 “亵渎宗教” 被罢免，但仍反映出华裔政治参与的进步）。

小结：

心理创伤：63% 幸存者有 PTSD 症状（噩梦、闪回），45% 社交回避，28% 有自杀倾向；创伤代际传递，父母向子女灌输 “警惕原住民” 观念。

移民潮：1998-2005 年约 30 万华裔移民，带走超 150 亿美元资本与大量技术人才，导致印尼制造业、金融业 “人才荒”。

文化复兴与政治参与：华文教育、媒体恢复，传统节日成为公假日；华裔参与政治，2019 年国会华裔席位达 12 个，地方出现华裔省长、市长。

4.2.3 印尼经济的长期低迷

“黑色五月暴动” 加剧了印尼经济的衰退，导致其陷入长期低迷，主要原因是人才与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失衡、国际信心不足，这些问题在事件后持续影响印尼经济发展，直至 2010 年后才逐渐缓解。

在人才与资本外流方面，如前文所述，1998-2005 年间，30 万华裔移民带走了大量资本和技术，对印尼经济造成了 “双重打击”。从资本层面来看，华裔资本是印尼本土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印尼私营经济的 60% 以上，资本外流导致本土投资不足 ——1998-2003 年，印尼国内私人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2.1%，远低于 1990-1997 年的 12.5%；从人才层面来看，离开的华裔专业人士多为行业精英，如医生、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导致相关行业出现 “断层”—— 雅加达某知名医院在 1998-2000 年间，有 35% 的华裔医生离职，导致医院的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科室陷入停滞；印尼制造业的技术工人流失率达 28%，许多工厂因缺乏技术人员而无法满负荷生产。

在产业结构失衡方面，暴动进一步加剧了印尼经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新秩序” 时期，印尼经济主要依靠农业、矿业（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初级制造业，而华裔主导的中小企业则是制造业和零售业的重要支撑。暴动中，大量中小企业被摧毁，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97 年的 25.3% 下降至 2000 年的 20.1%；而零售业的崩溃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萎缩，1998-2002 年，印尼国内消费增长率年均仅为 1.8%。为应对经济衰退，政府不得不加大对矿业的开发，石油、天然气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从 1997 年的 12% 上升至 2000 年的 18%，进一步固化了 “资源依赖型” 经济结构，导致印尼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面临更大风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油价暴跌，印尼经济增长率从 2007 年的 6.3% 下降至 2009 年的 4.5%，就是典型案例。

在国际信心不足方面，暴动让国际投资者对印尼的政治稳定性、法治环境产生疑虑，导致外国直接投资（FDI）长期低迷。1998 年，印尼 FDI 仅为 19 亿美元，较 1997 年的 48 亿美元下降 60.4%；1999-2004 年，FDI 年均约为 30 亿美元，远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年均 50 亿美元、泰国年均 45 亿美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对印尼采取负面态度 ——1998 年，标准普尔将印尼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 “CCC+”，为 “垃圾级”，直至 2005 年才上调至 “BB-”，恢复至 “投资级” 边缘。这种信心不足不仅影响外资流入，也导致印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1998-2005 年，印尼政府发行的国债收益率年均超过 12%，远高于同期泰国的 8%、马来西亚的 7%，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

尽管 2010 年后，随着印尼政治局势稳定、经济改革推进，经济增长率逐渐回升至 5%-6%，但 “黑色五月暴动” 留下的经济创伤仍未完全愈合 —— 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成为制约印尼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小结：

人才与资本外流：1998-2003 年国内私人投资年均增长仅 2.1%，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从 25.3% 降至 20.1%；

产业结构失衡：依赖资源出口，石油、天然气出口占 GDP 比重从 12% 升至 1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

国际信心不足：1998 年 FDI 降至 19 亿美元（较 1997 年降 60.4%），主权信用评级为 “垃圾级”，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五、国际反应与争议焦点

5.1 国际社会的态度与行动

“黑色五月暴动” 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外交政策，做出了不同的表态，这些表态对印尼政府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也影响了事件的后续处理。

中国政府的态度较为谨慎，同时明确表达了对华裔社群的关切。1998 年 5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印尼局势，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示关切，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5 月 20 日，中国驻印尼大使前往雅加达唐人街，看望受灾华裔，向避难所捐赠物资，并与印尼政府交涉，要求 “制止暴力，保障华人权益”。中国政府的表态既避免了直接干涉印尼内政，又明确传递了 “保护华人” 的立场，得到了印尼华裔社群的认可，同时也促使印尼政府在后续调查中不得不正视华裔受害问题。

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则采取了 “施压与批评” 的态度。美国政府在 5 月 16 日发表声明，谴责 “印尼政府未能有效制止暴力，侵犯人权”，并威胁 “若局势继续恶化，将考虑暂停对印尼的经济援助”；

5.1.1 各国政府与组织的举措

中国：成立 24 小时应急小组，撤离 200 余名中国公民；多次外交施压要求彻查事件、保护华侨；提供 300 万美元医药援助，履行 2 亿美元经济贷款承诺；江泽民会见哈比比时明确要求保障华人权益。

中国还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谴责暴行，要求印尼政府保护华侨生命财产；美国暂停部分军事援助与合作项目，并在国际场合批评印尼政府应对不力；华人团体收集证据、发起抗议。澳大利亚等国也暂停部分援助，并呼吁印尼采取切实措施制止暴力。

国际组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特定族群的暴力，要求印尼展开独立、透明调查，并追究责任人。联合国高专办派专员赴印尼收集证据。

周边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紧急开放边境接收华裔难民，提供临时庇护，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印尼施压，要求保障华裔安全与权益。

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与印尼的援助谈判中，将改善人权状况、调查暴力事件列为附加条件，施压印尼政府进行改革。

5.2 争议焦点

伤亡数据差异：官方与民间、国际组织统计悬殊，部分尸体无法辨认或未被统计。

责任认定模糊：“联合实况调查团” 指出暴徒组织性与军警可疑态度，但印尼政府未彻底追查高层责任，无高级别官员受审。

性暴力受害者统计：部分受害者因羞耻或恐惧未报案，实际人数存疑。

国际社会后续追责进展

联合国层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印尼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追究责任人。联合国高专办曾派专员赴印尼收集证据，但因印尼政府配合度有限，调查进展缓慢，未形成具有强制力的裁决。

国际司法尝试：一些民间组织如 “国际人民法庭” 曾就 1998 年事件进行调查并发布报告，认定存在反人类罪行，但该法庭非联合国机构，其裁决无法律约束力，印尼政府拒绝承认与执行。

国内司法困境：印尼国内虽有部分民间团体推动调查与追责，但由于军方等势力在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敏感性，政府长期未进行全面、公正的司法调查，许多涉案人员未被起诉，受害者及其家属难以获得正义。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 1998 年印尼排华事件的追责面临重重阻力，至今仍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与实质性的司法惩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诉求尚未得到充分回应。

六、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

6.1 对印尼社会的反思

6.1.1 种族和解与社会融合的重要性

“黑色五月暴动” 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将印尼长期潜藏的种族矛盾彻底暴露，也让整个社会深刻认识到：种族分裂是国家发展的致命隐患，而种族和解与社会融合是维系社会稳定、实现长期发展的核心基石。从历史脉络来看，印尼作为多民族国家，华裔群体已在这片土地生活数百年，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为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却因殖民遗毒与长期制度化歧视，始终处于 “边缘” 地位，这种身份割裂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暴动发生后，印尼社会若不能打破种族隔阂，不仅会加剧华裔群体的不信任感，还可能引发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安，进而破坏国家凝聚力。

为推动种族和解与社会融合，印尼政府与社会需从多维度采取切实措施。在政策层面，应持续完善反种族歧视法律体系，将种族平等理念纳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例如在公共服务、就业、教育等领域建立公平准入机制，杜绝任何形式的种族差别对待；同时，进一步消除历史遗留的身份标识化问题，让 “印尼人” 的国民身份超越种族属性，成为所有族群的共同认同。在文化层面，需加强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传播，通过教育体系、媒体平台、公共文化活动等渠道，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共同贡献 —— 比如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客观呈现华裔群体的发展历程，在全国性节日中融入各民族传统元素，让年轻一代从小建立 “多元共生” 的认知。在社会层面，应鼓励跨种族社群互动，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种族和解对话项目，为不同族群搭建沟通桥梁，例如通过社区互助活动、跨种族公益合作等，打破长期以来的族群隔阂，让 “共同命运” 的理念深入每个社会成员心中。

小结：

种族分裂是国家发展隐患，需通过政策完善反种族歧视法律，建立公平准入机制；文化上传播多民族共生理念，教材客观呈现华裔历史；社会上鼓励跨种族互动，推动民间和解对话。

6.1.2 政治制度与权力制衡的完善

“黑色五月暴动” 的爆发，与苏哈托时期 “新秩序” 政权下政治制度的缺陷密切相关 —— 权力过度集中、制衡机制缺失，导致政府既可以通过 “主公制度” 操控经济资源，又能借助国家机器压制不同声音，甚至在危机时刻通过煽动种族矛盾转移视线。苏哈托统治的三十余年里，军方深度介入政治，议会、司法等机构沦为权力附庸，这种 “强政府、弱制衡” 的制度设计，使得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当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叠加时，政权为自保不惜牺牲特定族群利益，最终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一教训深刻表明：完善的政治制度与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避免社会悲剧重演的关键保障。

针对印尼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完善权力制衡机制需从三个层面发力。首先，要厘清国家权力边界，实现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独立与制衡。苏哈托时期，行政权力凌驾于立法与司法之上，导致议会无法有效监督政府决策，司法机关难以公正审理涉及权力阶层的案件。因此，需通过宪法修订与法律完善，明确各权力机关的职责与权限，例如强化议会对政府预算、重大政策的审议权，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权力干预。其次，要规范军方在政治中的角色，推动 “军政分离”。历史上，印尼军方长期掌握政治与经济特权，是权力结构中的 “特殊力量”，暴动中军方的 “不作为” 甚至 “纵容” 行为，暴露了军政不分的严重危害。未来需通过制度改革，将军方职能限定在国防安全领域，剥离其在政治决策、经济经营中的额外权力，同时建立军方行为的公开监督机制，确保其行动符合宪法与法律规定。最后，要强化公民社会与媒体的监督作用。健全的权力制衡体系不仅需要国家机关内部的制约，还需外部力量的参与 —— 应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支持民间组织、媒体依法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避免因权力封闭而滋生腐败与暴政。

靠着多年掠夺的财富，苏哈托及其家族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

小结：

需厘清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边界，实现相互制衡；推动 “军政分离”，规范军方角色，建立监督机制；强化公民社会与媒体监督，保障言论、结社自由。

6.2 对国际社会的启示

6.2.1 人权保护与国际责任

“黑色五月暴动” 中，华裔群体遭遇的系统性暴力 —— 包括屠杀、强奸、财产掠夺等，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也凸显了人权保护的全球性意义：人权不是 “一国内政” 的专属范畴，当某国境内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时，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推动真相调查与正义伸张，这既是对受害者的慰藉，也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捍卫。从事件发展来看，若没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压力，印尼政府可能会长期回避暴动中的人权罪行，受害者的正义诉求也将更难实现 —— 例如联合国人权机构、国际人权组织的介入，为后续印尼国内调查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让事件的真相得以部分曝光，避免了 “历史被遗忘” 的风险。

国际社会在人权保护中需强化 “共同责任” 意识，通过多元合作机制提升监督与干预效能。首先，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通过国别审查机制，定期评估各国人权状况，对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风险的国家发出预警；在事件发生后，可组建独立调查团，客观收集证据，为真相还原提供权威支持。其次，推动国际人权法的落地实施，鼓励各国加入并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通过多边合作建立 “人权保护问责机制”，对违反公约、漠视人权的国家形成压力。最后，支持民间人权组织的跨国协作，国际人权组织可与当地民间机构合作，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同时通过国际媒体平台传播真相，引发全球公众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形成 “国际舆论监督” 的合力。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社会的干预需尊重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基本原则，避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而是以 “保护人类共同价值” 为目标，推动各国切实履行人权保护责任。

小结：

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需国际社会介入，联合国应发挥主导作用，组建独立调查团；推动国际人权法实施，建立问责机制；支持民间组织跨国协作，为受害者提供援助。

6.2.2 警惕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危害

“黑色五月暴动” 是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危机中恶性爆发的典型案例 —— 经济危机导致民众生活困顿，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刻意煽动 “华裔控制经济” 的种族偏见，借助民粹主义情绪将华裔群体塑造成 “替罪羊”，最终演变为大规模暴力事件。这种 “危机转嫁” 的逻辑并非个例，在全球范围内，当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加剧时，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往往会成为某些政治势力的 “工具”，通过制造 “内外对立”“族群对立”，凝聚支持力量、掩盖治理无能。而其危害不仅在于对特定群体的直接伤害，更在于破坏社会信任、撕裂社会共识，甚至引发长期的社会动荡，阻碍国家发展。

防范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危机中的爆发，需要国际社会与各国共同构建 “多层次防御体系”。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需在平时就建立 “包容性治理” 机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经济公平分配，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从根源上削弱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同时，在公共话语中坚决反对种族主义言论，对煽动族群对立的行为依法严惩，避免 “仇恨言论” 扩散。从社会层面来看，媒体需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避免传播片面、极端的信息，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应深入分析根源，而非简单归咎于特定族群；教育机构则需加强 “批判性思维” 与 “多元包容” 教育，让年轻一代学会理性看待社会矛盾，识别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误导，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

小结：

国家需构建包容性治理，完善社会保障与财富分配；媒体坚守客观，教育强化多元包容与批判性思维，避免危机中族群对立被煽动。

七、研究总结

1998 年印尼 “黑色五月暴动” 绝非偶然爆发的社会骚乱，而是多重历史积弊、现实矛盾与政治操控交织下的悲剧性产物。从成因来看，荷兰殖民时期 “分而治之” 政策埋下的种族隔阂种子，在苏哈托 “新秩序” 政权时期被系统性放大 —— 通过强制同化、身份证种族标记、限制华文教育等政策，华裔群体长期处于政治噤声、文化边缘的状态，“主公制度” 又固化了 “华人掌控经济” 的刻板印象，为种族仇恨埋下隐患；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则成为直接导火索，印尼盾贬值超 70%、通货膨胀率飙升、大量企业倒闭与失业人口激增，使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转化为对华裔群体的迁怒；而苏哈托政权面临的政治危机更是关键推手，特利刹蒂大学惨案后，统治集团为转移民众对政权的不满、瓦解民主运动，疑似策划或纵容针对华裔的暴力，最终将社会矛盾引向种族冲突。

从事件经过来看，暴动呈现出高度组织性与极端残酷性的特征。暴徒并非无序行动，而是携带标注华裔住址的传单、乘坐统一交通工具分工作案，甚至有目击者证实其与军警存在互动；针对华裔的暴力远超一般骚乱，抢劫、纵火、杀戮与系统性性暴力并行，至少 168 名华裔女性（含幼女与老妇）遭受强奸、轮奸，部分受害者被残忍杀害或焚尸，这种 “种族灭绝式的性暴力” 不仅是生理摧残，更是对华裔社群精神的毁灭性打击；而华裔群体在军警 “不作为” 的背景下，只能通过设置路障、青年值守、藏匿女性等方式自发自救，雅加达格洛杜克唐人街等区域沦为火海，成为暴动残酷性的集中写照。

从影响来看，暴动对印尼社会造成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直接后果是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虽约 1200 人，但非官方调查显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华裔社群的商铺、住宅大量被焚毁，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政治层面，暴动加速了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开启印尼 “改革时期”，但继任政府在人权问责上的缺位，导致无高级别官员因暴动受审，“有罪不罚” 现象成为社会信任裂痕。长期影响则更为深远，一方面，数万华裔精英携带资本与技术移民，导致印尼人才与资本流失，拖累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留下的华裔群体陷入集体心理创伤，同时也推动部分华裔青年觉醒，积极参与政治以争取平等权利；而社会层面的种族信任危机持续发酵，尽管 “改革时期” 后华文教育恢复、春节成为公假日，但官方对历史真相的模糊态度，使种族和解始终面临障碍。

从争议来看，事件至今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死亡人数统计存在显著差异，官方数据与民间调查、人权组织报告相差悬殊，部分尸体因焚烧、掩埋等原因难以统计，加上政府初期对信息的管控，导致真实伤亡情况成谜；性暴力受害者人数也存在争议，由于部分受害者因羞耻感或恐惧不愿公开，实际人数可能远超已记录的 168 人；最核心的争议则在于军方与政府的责任认定，尽管 “联合实况调查团” 等报告指出暴徒的组织性与军警的可疑态度，但印尼政府始终未对高层责任进行彻底追查，司法系统的不作为使真相与正义长期缺位，成为社会难以愈合的伤疤。

综上，“黑色五月暴动” 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经济危机的产物、种族歧视的恶果，也是政治权力博弈的工具；其严重性则体现在，它不仅造成了即时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更撕裂了印尼的社会信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甚至影响了印尼的政治发展轨迹与经济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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