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好的出发点制定的政策，是否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当我们回想起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答案显而易见。

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携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豪言壮语，开启变法时代，希望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同我国历史上很多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千多年来，王安石变法的功过是非也是争议不断，褒贬不一。

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重量级变法措施“青苗法”颁行。青苗法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农业，在一系列新法当中，最能集中体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和目标，是王安石变法措施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

什么是青苗法？简单说来，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向民间发放低息贷款。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官府贷款取息二分，明显低于当时的高利贷。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可以迟交甚至减免利息。还规定了很多细节，比如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之外，城乡居民都可借贷；为防止借了不还或逃跑躲债，规定要有保人；明确规定不许硬摊派。

青苗法的目的是给贫困农民贷款，并明确规定“禁抑配”，即禁止强行摊派贷款，制定政策时明确了贷款对象和方式，细节上也考虑得比较细致周到。在变法派看来，青苗法设计理念先进，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好处有三。一是青黄不接时，官府借出余粮解农民燃眉之急，可以救济贫民；二是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减轻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可以防止贫民借高利贷导致越来越贫困，抑制豪强地主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三是朝廷可以获得利息，充实国库。

青苗法既可以抑制土地兼并，使普通农户免受富户的高利贷盘剥之苦，帮助贫困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保障农业生产；又可以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看起来是公私两利。

在理论上，青苗法似乎非常合理，但是在推行中却表现得不够完善，引发了反对派（保守派）的强烈攻击。最突出的问题是“抑配”，即严重的硬摊派行为。在有些地方，不是根据农民需求自愿贷款，而是官府强迫农民借贷；不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官吏以此获得政绩和利息（也是考核指标）。

地方官吏急功近利，为了政绩，想尽办法让人借钱，将所有青苗钱都贷出去，争取百分百完成率。为了完成收取本金和利息的KPI，小民一旦还不起贷款，官府则凶狠催逼，“差役们便用皮鞭子蘸水使劲地抽他们，导致民不聊生。”

从良好意愿出发制定的政策却产生了未曾预期到的副作用的现象，称之为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的“非预期陷阱”。

禁止违规吃喝的出发点是为防住腐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但在执行中，个别地方“层层加码”，把“禁止违规吃喝”简单等同于“禁止吃喝”。如人民网所揭露，有些地方“凡聚餐就审查、凡宴请就干预”，自己掏钱请两三好友聚一聚也不行，把“严管”异化为对个人请客“上纲上线”，连独自小酌都要动辄“亮红牌”，普通党员干部吃饭战战兢兢。

如果把从良好意愿出发制定的“禁止违规吃喝”好政策，在执行中异化为“禁止正常吃喝”的一刀切，那么抑制消费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任务也相违背，陷入了“非预期陷阱”。

王安石说，“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职，而天下受其治。”只有臣下不失其职，将人君惠泽推行于普通民众，天下方可大治。王安石对吏治的看法，即各级官吏切实执行朝廷的政策，才能保证朝廷的善政落实到地方。但各级官吏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执行指令的机器，“执行的时候，都是会跑偏的”。如何才能避免“非预期陷阱”，让好心能成好事、好花能结好果呢？值得思考。

来源：壶中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