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 春节临近，为强化警示教育，江苏省纪委监委22日公开通报曝光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淮安市政协原副主席张惠扬违规公款旅游问题。张惠扬在担任淮安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借赴国外开展商务宣传活动之机，带领下属游览多个景点，产生的门票、交通等费用公款报销。张惠扬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此案的后续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刑讯逼供恐吓情节描述，全文如下:

本站保留原文排版模式

江苏连云港一厅官喊冤：“他们威胁用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把我搞废”

文｜李宇琛

2025年9月1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张惠扬在庭审现场称，自己在留置期间遭到办案人员威胁。如果不配合，就会：

装入裹尸袋。

甚至做脑垂体手术让他变成：

废人。

六个月前，这位上海交大毕业、原淮安市政协副主席、曾掌控数百亿国资的国企老总，在起诉书中变成了一个受贿750万的贪官。而他在法庭上对指控的唯一回应，是一个关于现代酷刑的：

恐怖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法律，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

技术。

据张惠扬当庭陈述，江苏省监委的办案人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几位被称为审讯专家的人，向他展示了一套完整的：

精神摧毁方案。

方案A叫裹尸袋。

专家告诉他，对于像他这样大逆不道的人，不需要动刑。只需要把他装进一个特制的袋子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如果一层不够，就再套一层。最多的时候，可以套：

五六层。

专家描述道：

人就在里面慢慢发酵，那味道，神仙都闻不得。我们去看你，都得戴着防毒面具和五层口罩。

方案B更具科幻色彩，叫脑垂体手术。

专家说，那是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不需要开颅，只需要在后脑勺开一个小孔，用精密仪器进去，轻轻拨弄一下脑垂体。

专家微笑着说：

人不会死，也不会傻，就是会变得特别听话。让你回忆什么，你就能回忆起什么。让你签什么字，你就签什么字。

张惠扬坐在被告席上，声音沙哑。他是一个有着严重洁癖的男人，平时连衣服都要自己熨烫平整，回家进门前要把鞋底擦得干干净净。而现在，他被迫在法庭上复述这些充满排泄物恶臭和冰冷手术器械的细节。

这本身就是一种：

羞辱。

在场的律师和旁听家属感到一阵寒意。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词汇的恐怖，更是因为它们被讲述出来的语气。那种职业性的、标准化的、仿佛在介绍一道新菜品的：

语气。

而在这些恐吓之后，办案人员给张惠扬留下了一句足以被载入中国反腐语录的金句：

办你的案子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是每个领导都有问题。

这句话充满了黑色的幽默感。它一方面承认了张惠扬的清白，另一方面又傲慢地宣示了权力的任性：虽然你没问题，但既然你进来了，我们就必须让你变得：

有问题。

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如果不承认有问题：

这就是反D。

1

在张惠扬案的逻辑闭环里，大逆不道和反D有了全新的定义。

根据张惠扬的回忆，那是办案专家给他扣上的两顶：

帽子。

什么叫大逆不道？

专家解释说：

就是你不能说你是冤枉的。只要你说自己是冤枉的，那就是大逆不道。

什么叫反D？

专家说：

如果你不配合，就是反D分子。对反D分子，我们有的是办法。

这就是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出场的理论依据。在这个逻辑里，法律事实不再重要，重要的是：

态度。

承认受贿是配合组织，坚持清白是对抗组织。

这是一种典型的极权主义话术。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南京的那个留置室里，冤枉即正义，清白即：

罪恶。

张惠扬是一个民建会员，并非D员。当辩护律师宋久江在法庭上听到办案人员用反D来威胁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时，他感到了深深的：

震惊和愤怒。

宋久江当庭斥责：

这是在污蔑D的基本方针，这是给境内外敌对势力递刀子。

但这种斥责，对于那几位专家来说，恐怕只是隔靴搔痒。因为他们并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律师谈论的是法律和政治伦理，而专家们谈论的是：

任务和指标。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张惠扬没有做出任何有罪供述。他像一块顽石，让办案人员感到：

棘手。

办案人员曾对他感叹：

我们办了那么多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人能撑过两个月，你是第一个。

这本该是一个干部清廉的证明，但在办案人员眼里，这只是一个需要被攻克的技术难题。于是，裹尸袋来了，脑垂体来了。

张惠扬最终崩溃了。他开始按照他们的要求编故事。

办案人员提示：

钱是在小区门口送的。

张惠扬说：

好，在小区门口。

办案人员摇头：

数额不对，再想一想。

张惠扬说：

那就再加一点。

就这样，一个完美的贪官形象，在裹尸袋的阴影下，被一点点捏造了出来。

而在法庭上，当张惠扬流着泪讲述这一切时，他不仅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在展示一个荒诞的现实：

当权力需要一个罪人时，清白就是最大的原罪。

2

如果说裹尸袋和脑垂体代表了权力的狰狞一面，那么公诉席上那位年轻女检察官的微笑，则代表了权力更为日常、也更为令人心寒的一面：

平庸的冷漠。

庭审进行到第二天。辩护律师马远东正在向法庭陈述一个：

细节。

那关于一位女证人。她身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但在接受监委调查时，她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她是一边吸氧，一边接受：

询问的。

即便在那样痛苦的状态下，这位女证人依然坚持说出了真相：

她没有指认张惠扬受贿。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和人性光辉的时刻。法庭里一片寂静，旁听席上的家属们眼眶泛红。

就在这时，马远东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像一道惊雷炸响在法庭上空：

公诉人，你在笑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转向了公诉席。那里坐着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崔清。

她很年轻，眉清目秀，妆容精致。在之前的庭审中，她总是坐得笔直，表现得像一个完美的法律机器。但此刻，她的嘴角挂着一丝尚未褪去的：

笑意。

那不是一种开心的笑，也不是一种礼貌的笑。那是一种只有在位高权重者面对蝼蚁的挣扎时，才会流露出的、带有轻蔑和不屑的：

笑。

崔清迅速收敛了表情，将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转向一边，假装在看案卷。

“我没有笑。”

另一位辩护人宋久江站了起来，声音低沉而愤怒：

你笑了，你刚才确实笑了，而且是满脸不屑地笑！

这一幕，比之前的裹尸袋更让人感到荒谬。

一个代表国家正义的公诉人，在听到一个癌症病人被折磨、一个清白者被冤枉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不是愤怒，甚至不是职业性的严肃，而是：

觉得好笑。

这或许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一切——律师的辩护、被告的眼泪、证人的痛苦——都只是一场注定失败的：

表演。

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内定。而这些还在台上卖力演出的人，在她看来，就像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

跳梁小丑。

汉娜·阿伦特曾用平庸之恶来形容那些仅仅是履行职责而对暴行无动于衷的官僚。崔清的这个微笑，就是当代版的：

平庸之恶。

它不需要杀人放火，它只需要你在面对他人的苦难时，轻轻地扯动一下：

嘴角。

审判长宋金林最终敲响了法槌，给出了一句充满中国式智慧的：

裁决。

“公诉人虽然笑了，但没有笑出声，没有影响到法庭秩序。”

3

在崔清的微笑旁边，坐着另一位公诉人：

张川。

如果说崔清代表了冷漠，那么张川则代表了：

规则的弹性。

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坐在公诉席上的张川，身份：

存疑。

根据公开信息，2025年9月24日，也就是本次庭审休庭期间，张川已经被连云港下辖的灌南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灌南县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坐在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级法院）出庭支持公诉的张川，同时拥有着上级检察院检察员和下级检察院副检察长的：

双重身份。

根据《检察官法》和基本的司法回避原则，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上级又是：

下级？

律师指出：

这不合法，他应当回避。

但在张惠扬案的法庭上，法律似乎总是要为权力：

让路。

合议庭在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休庭研究后，给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结论：

目前并无明确法律规定到下级挂职的检察官丧失原任职检察院的检察员资格。

换句话说：法律没说不行，那就是：

行。

于是，张川继续稳稳地坐在公诉席上。

在吴刚的印象里，张川是一个典型的：

笑面虎。

他曾带着崔清去吴刚家搜查。那天，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脸上总是挂着职业的微笑。他会客气地询问，甚至会和吴刚拉几句家常。

但在那种礼貌之下，吴刚能感到一种深深的寒意。他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视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用来定罪的：

细节。

当吴刚质问为什么不调取那些能证明丈夫清白的同步录像时，张川微笑着给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你们没有提供线索，所以没法调。

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你不给我录像，我没法找线索；我没法找线索，你就不能调：

录像。

在这个闭环里，张川游刃有余。他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既是调查者又是公诉人。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

破坏者。

在他和崔清的配合下，法律变成了一块橡皮泥，可以被随意揉捏成权力需要的形状。

而张惠扬，那个相信清者自清的书生，就是这块橡皮泥里，最无助的一粒：

沙子。

4

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名字像幽灵一样反复出现，却始终游离于正式的法律文书之外。

在张惠扬的口供笔录里，并没有他的签字。但在张惠扬的噩梦里，他却是绝对的：

主角。

办案人员尊称他为：

于老。

根据张惠扬的回忆，当常规审讯手段失效，他在留置室里硬扛了两个月仍不肯认罪时，这位于老和另一位陶老被作为终极武器：

请了出来。

介绍他们的人语气里充满了敬畏：

这是中央纪委选拔到全国专家库里的，江苏省唯二的国宝级专家。他们办过很多省部级的大案。

国宝。这个通常用来形容大熊猫或出土文物的词，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

含义。

这位于老到底是谁？

多方寻访后得知，真相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手握脑垂体手术核心技术的专家，真实身份是徐州下辖新沂市纪委的一名：

退休干部。

一个已经退休、没有任何法定调查权的县级市纪委人员，被借调到省里，对一名副厅级干部进行审讯。

这在法律上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根据《监察法》，调查人员必须是监察机关的在职人员。一个退休老头，凭什么坐在留置室里，掌握着另一个人的：

生杀大权？

答案或许就在于他的：

专业技能。

正规军有纪律约束，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但临时工和外聘专家没有。他们是体制的白手套，专门用来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

脏活。

于老没有辜负国宝的称号。他不需要动用刑具，他只需要动动：

嘴皮子。

他给张惠扬讲故事。讲那些不配合的人是如何在裹尸袋里发烂发臭的，讲那个精密的仪器是如何从后脑勺伸进去拨弄脑垂体的。他讲得绘声绘色，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在给孙子讲睡前：

恐怖故事。

张惠扬后来回忆：

他那种语气，比直接打我还让我害怕。因为你会觉得，他真的干过。

这就是于老存在的意义。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恐惧符号，一个被制度默许的暴力外挂。当他完成任务，拿着报酬离开时，他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笔录上，签的都是：

正规办案人员的名字。

在这个系统里，魔鬼不需要有名字，他只需要有：

业绩。

5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一切发生之前。

2024年7月3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刚刚结束希腊公务考察的张惠扬，走下舷梯。他的行李箱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几本关于希腊历史的书，以及或许是爱琴海的余温。

他以为等待他的是回淮安的家。

如果在那一刻，有人告诉张惠扬，六个月后他会被指控受贿750万，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

笑话。

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都在极力避免成为那样的人。

张惠扬有着严重的洁癖。这种洁癖不仅体现在他每天都要把家里地板擦三遍的生活习惯上，更体现在他对金钱的：

态度上。

他是一个对物质极度低欲望的人。

作为一个掌控着数百亿资产的国企老总，他的衣柜里几乎全是奥特莱斯打折款，或者几十块钱一件的出口转内销衬衫。他手腕上戴的表，是二手的。他觉得新表太贵，不划算。买回来后，他会用酒精棉球仔仔细细地擦拭每一个：

缝隙。

他甚至连生病都舍不得花钱。感冒了，他不以此为由去医院开高档药，而是先吃两粒几块钱一瓶的维C银翘片。如果还不好，就问妻子要点平时存的：

中药吃。

在家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盘那一对核桃，或者研究几块从古玩市场淘来的：

不值钱的陨石。

他会兴致勃勃地给妻子讲这些石头的来历，讲它们是如何穿越大气层落到地球上的。

吴刚说：

他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他怕疼，怕烫。吃饭时，热汤要晾凉了才敢喝。妻子想给他刮痧，他因为怕疼而：

拒绝。

就是这样一个连刮痧板都害怕的男人，后来在那个不见天日的房间里，面对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的威胁，硬是扛了：

两个月。

是什么支撑着他？

或许正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洁癖。他无法忍受自己清白的人生被泼上污点。他无法接受自己变成：

他最鄙视的那种人。

在浦东机场被带走的那一刻，张惠扬可能还在想着希腊的云，想着回家后要给妻子讲的见闻。

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不是爱琴海的蓝，而是留置室惨白的灯光，和那位来自新沂的：

国宝级专家。

当那扇门关上的时候，那个爱干净、爱读书、怕疼的张惠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编号的嫌疑人，一个即将被技术处理的：

标本。

6

在张惠扬消失在浦东机场的同时，另一场风暴正在淮安的家中登陆。

2024年7月3日下午，吴刚接到了那个改变命运的电话。

“你家窗户被人砸了。”

这是一个拙劣的谎言，但在那个时刻，足以把一个正在医院照顾母亲的女儿骗回家。

推开门，没有碎玻璃。门口只站着一个自称派出所的男人。

但就在她开门的瞬间，男人身后，像潮水一样：

涌进来一群黑衣人。

“哗啦哗啦”。

人群涌动的声音，瞬间填满了这个平时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的家。办案人员像黑色的洪水，漫过了客厅、书房和：

卧室。

吴刚懵了。她坐在餐桌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那一刻，她甚至还保持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天真：

查吧，反正我们没有问题。

她不知道，在某种逻辑里，没有问题本身就是最大的：

问题。

搜查进行得彻底而冷漠。他们在客厅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摞信件。

那是吴刚和张惠扬年轻时写的情书。发黄的信纸被橡皮筋小心翼翼地捆着，和一本旧集邮册放在一起。那是这个家庭最私密、最柔软的化石，记录着两个年轻人关于爱情、理想和未来的：

稚嫩对话。

带队的女队长走了过去。她拿起那些信，动作随意得像是在翻检一堆废纸。

旁边有人起哄：

这是情书啊。

语气里带着一种窥探隐私的：

兴奋。

吴刚感到一阵生理性的不适。她走过去，试图维护最后的尊严：

这是个人隐私，你们不应该看，也不能带走。

但尊严在这里是不通用的：

货币。

女队长没有理会她。她掏出手机，对着那些情书拍了照。

“取证。”

她冷冷地吐出这两个字，仿佛这就赋予了她践踏一切的：

权力。

拍完照，女队长抬起头，目光在吴刚脸上停留了几秒。那是一种复杂的眼神，混合着审视、嘲弄和一种居高临下的：

优越感。

然后，她说出了一句让吴刚至今做噩梦的话：

你年轻时候长得也挺好看的，怎么找了老张呢？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扇在了吴刚的脸上。它与案件毫无关系，甚至与调查也毫无关系。它纯粹是一种恶意的释放，一种强者对弱者随意的：

羞辱。

在这个瞬间，吴刚明白了：闯入者不仅要查抄这个家，还要从精神上通过贬低她的丈夫、否定她的选择，来彻底：

击垮她。

7

如果说对情书的窥探是精神上的羞辱，那么对硬盘数据的清洗，则是对未来的：

谋杀。

在那次搜查中，办案人员扣押了家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其中有两个移动硬盘，一个是吴刚的，存满了她多年来拍摄的花草和风景照片；另一个是属于她儿子的。

那时，她的儿子已经读研毕业工作。那个硬盘里，存着他几年来的心血——所有的学术论文、实验数据和参考文献。

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那个硬盘就是他的：

命。

几个月后，当办案机关通知家属领回扣押物品时，吴刚第一时间检查了硬盘。

她的花草照片完好无损。大概在办案人员眼里，这些花花草草构不成任何威胁，也不具备任何：

价值。

但当她打开儿子的硬盘时，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片空白。

数据被：

清空了。

吴刚的声音颤抖：

那是他几年的心血啊！跟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删掉？

为了找回这些数据，吴刚花大价钱找了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技术人员努力了很久，但也只找回了一小部分残缺的文件。大部分数据，已经永远消失在了那个：

电子黑洞里。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为什么要删掉一个与案件无关的研究生的论文？

是为了寻找所谓的加密账本而进行的格式化？还是因为操作人员的误触？亦或是，这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

惩罚？

在权力的逻辑里，这种附加伤害是不需要解释的。就像大象踩死一只蚂蚁，它不需要向蚂蚁道歉，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蚂蚁的：

存在。

但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

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这个系统面前，你们没有任何东西是安全的。你们的过去，你们的现在，甚至你们孩子的未来，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随时按下Delete键，让一切：

化为乌有。

那天晚上，吴刚看着空白的屏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她意识到，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调查组，而是一台巨大的、冷酷的、可以随意吞噬记忆和希望的：

机器。

8

如果说第一次搜家是暴力的闯入，那么第二次搜家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

实景演出。

这一次，舞台的导演是一位被称为汤主任的女性官员。

她踩着高跟鞋走进吴刚的家，像一位女王巡视她的：

领地。

她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翻箱倒柜，而是径直走进了儿子的房间，指着衣柜顶上一个咖啡色的皮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这个箱子，马上带走。

吴刚愣住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旧皮箱，几个月前她刚用它来存放家里多余的：

茶叶。

吴刚问：“为什么？”

汤主任回答：

这是涉案物品。

然而，接下来的场景更加荒诞。

在场的办案人员并没有去取那个箱子。汤主任的那句话，仿佛只是一次随意的、即兴的权力宣告，说完就忘。

那根指向皮箱的手指，并没有真的想带走什么。它只是在传递一个信号：

在这个家里，我有权定义一切。

汤主任没有解释更多。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吴刚逐渐看懂了这场演出的：

剧本。

办案人员从吴刚家中拿出了一个的20寸行李箱，并对家中每只箱子进行了拍照。他们打开卧室的衣柜，把这个箱子塞进去，拿出来，再塞进去。他们把箱子放在衣橱门口，在比划尺寸，在寻找角度，甚至还：

拍照留存。

吴刚坐在床边，看着这群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忙碌。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他们在为那笔并不存在的现金，寻找一个物理上的：

归宿。

后来她才知道，在办案人员构建的剧本里，张惠扬曾收受过一笔巨额现金。为了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可信，这笔钱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藏匿地点。

于是，这个衣柜，和那个被拿来比划的行李箱，就成了这笔钱的：

合法容器。

至于这笔钱的金额，更是充满了想象力。据吴刚描述，办案人员对这只箱子的“设计容量”是：

两百万。

吴刚后来苦笑着说：

他们需要证明，这笔钱“可以”藏在这里。至于它到底在不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剧本里写了它在这里。

这种被设计的屈辱感，在之后的省纪委对峙中：

爆发了。

吴刚去省纪委取回丈夫的随身物品。汤主任坐在她对面，换了一副面孔。她开始絮絮叨叨地劝说吴刚不要请律师，要配合组织，甚至说出了一句让吴刚反胃的话：

我跟张惠扬在里面处了六个月，都处出了感情。

吴刚低着头收拾东西，沉默了许久。然后，她抬起头，平静地说了一句：

各有各的因果，各有各的报应。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汤主任虚伪的：

面具。

她像被烫到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声音变得：

尖锐刺耳。

“你说什么？你敢说报应？你不要乱搞！那些乱搞的家属都没有好下场！”

她指着吴刚，声嘶力竭。刚才那个有感情的知心大姐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气急败坏的：

权力持有者。

这一刻，吴刚看清了对手的虚弱。他们害怕因果，害怕报应，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在：

做什么。

9

2025年11月初的淮安，深秋的雨夜。

吴刚独自走在一条老街上。积水没过了她的鞋面，冰冷的雨水渗进袜子里。她在寻找一件：

衣服。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必须满足连云港看守所和法院提出的苛刻条件：

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吴刚已经跑遍了淮安最大的两个商场。在明亮的专柜前，当她向店员描述这种需求时，得到的回应都是困惑的：

眼神。

店员问：

没有纽扣和拉链？那不就是老头衫吗？

有人建议她买那种带拉链的运动外套，吴刚摇摇头。

在这个系统里，拉链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危险品，尽管没人能解释清楚，一个57岁的男人能用一条拉链干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

最后，有人指点她来这条老街，说这里有些卖传统中式服装的店，或许会有那种盘扣的：

布褂子。

她走进一家男装店。店员拿出一件中山装，那是老式的，体面的，但那上面有几颗闪亮的：

扣子。

吴刚盯着那些扣子，就像盯着几个上了膛的：

枪口。

她摇头：

不行，不能有扣子。

店员看着她，像看一个疯子。

那您只能去网上了，现在没人穿那种衣服了。

吴刚站在街尾，雨还在下。商铺的灯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扭曲的倒影。那一瞬间，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击中了她。

她的丈夫，张惠扬，一个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此刻正被关在两百公里外。为了让他能体面地出庭，她必须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寻找一件属于旧时代的：

戏服。

这件衣服，成了张惠扬命运的：

隐喻。

在这个由裹尸袋、脑垂体手术和有罪推定构成的系统里，张惠扬就是一个异类。他就像那件没有纽扣和拉链的衣服，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任何版型，却被强制要求穿在身上，去出演那个被指定好的：

罪人角色。

最终，吴刚在网上买到了一件中式对襟外套。

庭审那天，张惠扬穿着这件衣服走上被告席。在周围一片西装革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间，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一个从古代穿越而来的：

幽灵。

而这，正是系统想要的效果。它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的财产，最后，还要剥夺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的：

体面。

10

如果说裹尸袋是恐吓的工具，那么价格认定结论书就是合法的：

凶器。

在起诉书中，张惠扬被指控在洪泽湖附近的洪泽蒋坝镇建房时，受贿40余万元。支撑这一指控的核心证据，是一份由淮安市价格认定局出具的：

文件。

这份文件认定：张惠扬的农宅主体为框架结构，外墙采用真石漆按中等装修标准施工。

这些专业术语在纸面上构建了一座造价不菲的：

豪宅。

然而，现实是：

残酷的。

2025年10月，阴沉的下午。辩护律师宋久江拿起一把斧头，对着那栋房子的外墙：

劈了下去。

“咔嚓”一声，墙皮脱落。

露出来的不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而是最普通的、红色的：

砖块。

照片传回法庭，全场哗然。所谓的真石漆涂层薄如蝉翼，没有罩面剂，也没有保温层。而在价格认定局依据的《工程预算书》中，这些从未施工的项目都被：

计入了造价。

宋久江在庭审中质问：

“预算书是施工前的计划，决算书是施工后的实际花费。鉴定机构依据预算书而非决算书进行鉴定，这就好比我计划吃顿大餐，最后只吃了一碗面，你们却按大餐的价格收我的费。”

对此，公诉人崔清给出了那句经典的回应：

价格认定结论书是专业机构作出的，具有天然可信性。

除了造价，资金流向也是：

硬伤。

吴刚清楚地记得，建房款一直是由张惠扬的二姐负责支付。

“每次都是通过网银转账，每一笔都有电子回单，有的还有备注。”

律师在案卷中找到了这些记录。直到张惠扬被留置前，他仍在催促施工方进行：

最终结算。

但在起诉书的逻辑里，这些真实的转账记录变得透明了。只要鉴定出来的价格足够高，无论你付了多少钱，那个差价，就是你的：

罪。

11

起诉书还指控，张惠扬于201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收受了一个叫薛飞的人送来的：

30万元现金。

吴刚看到起诉书后的第一反应是：

薛飞是谁？

结婚三十年，她从未听丈夫提起过这个名字。在张惠扬所有的社交圈里，这个人：

从未存在过。

吴刚翻看2016年的日历。那是平静的一年，家里没有买房买车，没有大额支出。

30万元现金，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堆无法忽视的：

实体。

吴刚说：

张惠扬是个怕麻烦的人，他连出门买个古玩，身上也就带个几百块。如果家里突然多了30万现金，他会疯的。

更荒诞的是，为了凑齐第一套房的首付，张惠扬的父母甚至还要贴补：

两万块钱。

一个连几万块首付都要父母凑的贪官，一个连感冒药都要吃最便宜的受贿者。这两个形象在吴刚的脑海里打架，怎么也：

拼不到一起。

唯一的解释是：这笔钱，和那个薛飞一样，只存在于口供里，存在于裹尸袋威胁下的：

恐惧里。

12

庭审结束了。张惠扬被带回了看守所。吴刚回到了淮安的家。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但这是一种灰色的：

平静。

吴刚依然会每天在朋友圈发一张花草的照片，给朋友们点赞。但在放下手机的那一刻，她感到一种深深的：

撕裂感。

“我看得到五颜六色的花，但在我心里，这个世界变成了灰色的。”

她不再对任何人抱有希望。那个曾经相信组织会查清真相的天真女人，已经在省纪委的那个房间里：

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清醒的：

幸存者。

她读了一本书，是英国作家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书里提到了螺丝钉理论。当每个人都只是执行命令的螺丝钉时，巨大的恶就会以一种平庸的、流水线的方式被：

制造出来。

孙哲、汤宁琳、胡海南、崔清、张川……他们或许在生活中都是好人，但在那个系统里，他们就是那一颗颗旋转的螺丝钉，冷酷地绞碎了一个人的：

清白。

吴刚对自己说：

既然拿到了这个悲剧的剧本，我就要把这个角色演好。我不能演成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这是一个中国式妻子的觉醒，也是一个普通公民对荒诞命运的：

最后反击。

在连云港中院的法庭上，张惠扬转述了一句办案人员曾对他说过的话：

办你的案子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是每个领导都有问题。

这句话或许是整个案件中唯一的：

真话。

但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一个被脑垂体手术吓坏的灵魂，是一个被劈开墙皮的农宅，是一块被删空的硬盘，是一件在雨夜里流浪的：

衣服。

当法律变成了一场关于技术的手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被切除的：

器官。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10日

来源：我要给他一束光、晨网http://www.nmgcb.com.cn/guonei/r-292789.html

本文初摘录于：2025-12-10，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