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幸福的真谛

咱们这位涅斯托老将军见多识广，自然智慧超人。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956年重拍的《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当中，多丽丝·戴演唱了一首歌曲，它结尾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

我问老师：“将来我会做什么？

我会画画吗？还是会唱歌？”

她睿智的回答是：

“亲爱的，顺其自然吧，

未来不可预测，顺其自然吧。”

现在，我并不是要对歌词说三道四，而且我对多丽丝·戴的回忆都是非常美好的，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多么明智的回答。当一个孩子征求老师意见，问她自己将来应该做什么的时候，老师应该能够提供比这样一段毫无意义的歌词更好的答案。当然，未来的确很难预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无可避免地要向未来进发，尽管很难看清未来的样子，我们还是要决定自己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未来，要避开什么样的未来。可是，如果我们在试图想象未来的时候总是会犯错误，我们又该如何决定未来干什么呢？

就连孩子都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问老师。作为社会动物和语言动物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利用其他人的经验而不需要亲力亲为就能解决问题。数百万年间，人类通过将发现世界的任务分配给不同的人，然后再相互交流自己的发现来克服自己的无知。因此，匹兹堡的一个普通报童对宇宙的了解甚至比伽利略、亚里士多德、伦纳德以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都要多。我们都利用了大量这样的资源。如果要你写下你知道的所有事情，然后回过头在所有别人告诉你的知识旁边打上一个勾，你一定会因此患上重复动作症，因为，几乎你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二手的。尤里·加加林是不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croissant”（羊角面包）是法语词吗？中国人口是不是比北达科他州的人口多？及时缝一针能省下九针吗？尽管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东方号”的发射，没有亲自经历过语言的演变，没有掰着手指头数过北京和俾斯麦市的人数，也没有对针脚进行过随机双盲抽检，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有人与我们分享了这些信息。交流是一种“间接的观察”，通过它，我们不需要离开舒适的苏丹式躺椅就能够了解世界。我们这个星球表面上分布的60亿个相互联系的人一起构成了一个长着120亿只眼睛的海中怪兽，每一双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有可能在几个月、几天或者几分钟内被整头怪兽知道。

我们能够彼此交流经验的事实，为解决本书意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案。是的，我们想象未来情绪的能力是有瑕疵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一定非得想象同律师结婚、搬到得克萨斯或者吃蜗牛的感觉如何，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干过这些事情了，而且他们会很乐意告诉我们相关的情况。老师、邻居、同事、父母、朋友、爱人、孩子、叔叔、表兄妹、教练、出租车司机、酒保、发型师、牙医、广告商，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能够告诉我们生活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经历过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件事。因为我们是擅长表现和阐述的哺乳动物，所以，人类能够接触到几乎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一种体验的相关信息，还能够掌握许多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职业顾问告诉我们关于最理想职业的信息，评论家告诉我们最好的饭馆的情况，旅行社告诉我们最棒的度假计划，朋友们告诉我们哪家旅行社是最好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被一大群“亲爱的艾比”这样的生活咨询顾问包围着，这些人会讲述自己的经验，并通过种种方式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未来才是值得期待的。

既然有多得让人受不了的顾问、楷模、宗师、导师、长舌妇和好管闲事的亲戚，我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在作最重要的决定时都能干得很不错，这些决定包括：住在哪里，到哪里工作，还有跟谁结婚等。然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生至少要搬家6次以上，换十几次工作，结过至少一次婚。这说明，大部分人都不止作出过一次错误的决定。如果人类本身就是活的信息图书馆，存储着关于任何一件事情会带给人的感受的信息，那为什么人们仍会犯下那么多错误呢？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我们傻乎乎地从别人那里接受了错误的建议。第二种可能就是，别人提供的许多建议是正确的，而我们却愚蠢地拒绝了。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在别人提供建议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听得太多了，还是听得不够多呢？接下来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都是”。

关于幸福的传统智慧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宣称：“信念是我们所做的最精神化的事情。”也许吧，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所做的最社会化的事情。正如我们为了创造出同我们长着相似脸庞的人而遗传自己的基因一样，我们为了创造出跟我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人而传播自己的信念。几乎在任何一个人告诉其他人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在试图改变对方头脑的运行方式——试图通过改变对方看待世界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更接近。几乎每一种断言，从最神圣的（“上帝为你制订好了计划”）到最世俗的（“在红绿灯处向左转，往前走2英里，就能够看到邓金咖啡面包店在你的右手边”），都意图将听众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变得跟说话者的观点协调一致。有时候这些企图会得逞，而有些时候则会失败。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种信念能否从一个头脑传递到下一个头脑呢？

有些基因比另外一些更成功地遗传下来的原因也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观点比另外一些观点更成功地传播开来。进化生物学老师教导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能够改善自身的“传播渠道”的基因都能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比如，假设有一个基因专门负责能让性高潮感觉非常美妙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的进化。对于拥有这个基因的人来讲，性高潮让人感觉……如此兴奋。对缺乏这种基因的人而言，性高潮感觉起来更像是擤鼻涕——时间很短、声音很大、伴随着没有多少享乐主义价值的肌肉痉挛。现在，如果我们将50个拥有这种基因的健康且有生育能力的人和50个没有这种基因但是健康且有生育能力的人一起放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上，那么100万年后，当我们再回来时，会发现星球上的人口数达到了几万甚至是几百万，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拥有这种基因。为什么？让性高潮感觉美好的基因更容易代代相传，仅仅是因为享受性高潮的人更愿意做那些能够遗传他们基因的事情。这种逻辑是循环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基因让我们做那些能够遗传的事情时，基因才能够遗传下去。而且，即使是坏的基因，比如会让我们得癌症或者心脏病的基因，只要它们的遗传能力够强，也能够成为超级基因。比如，假设让性高潮感觉美妙的基因同时会让我们患上关节炎和龋齿，这个基因可能还是会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因为那些患有关节炎而且满口蛀牙却热爱性高潮的人，比那些四肢健康、牙齿整齐但是不爱性高潮的人更有可能孕育下一代。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观点的传播。如果某一个观点具有能够推动其自身传播的特性，那么这个观点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事实证明，有几个可以提高观点传播成功率的特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准确性。当有人告诉我们在市中心哪里能够找到停车位，或者在海拔高的地方如何烘焙蛋糕，我们会接受这些观点并将它们传播开来，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停车和烘焙。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除非这种机制基本上传播的都是正确的观点，否则交流的机制是无法在进化过程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正确的观点给予我们力量，所以不难理解，它们可以如此容易地从一个人的头脑中传播到下一个人的头脑中。

理解为什么错误的观点也能够如此顺利地传播就要困难一点，但是，它们的确在顺利地传播着。错误的观点，就像坏基因，也可以而且的确成了超级复制单元。一个思维实验能够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想想这样一场比赛：有两支队伍参加比赛，每支队伍中有1 000名参赛者，每个人都通过电话同队友联系。这场比赛的目标是让全队的人尽可能分享更多的正确信息。当参赛者收到自己认为正确的信息时，他们就会打电话给一名队友并传播它。而当他们得到自认为不正确的信息时，他们就不传播它。比赛结束时，裁判会吹终场哨，然后给每一条全队都知道的正确信息计1分，对全队都知道的错误信息扣1分。现在，想想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比赛在完美队（其成员总是传播正确的信息）和不完美队（其成员有时候会传播不正确的信息）之间展开。你认为完美队应该会胜出，是吗？

不一定。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完美队会大获全胜。比如，假设一位不完美队的队员传播了错误的信息：“整日整夜地煲电话粥能够让你感觉非常快乐。”而该队另外一位队员居然如此容易上当，相信了这句话并将它传播开来了。这样的信息是不正确的，所以最后会害不完美队丢掉1分。但是，它也有一个补偿作用，就是能够让不完美队有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来打电话，这样就会增加该队传播信息的总数，这条错误信息的坏处就会被其益处抵消。也就是说，这样的信息会让队员们增加本队传播准确信息的数量。我们能从这场比赛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错误的信息能够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促进自身的“传播”，那么它就会在信息传播的比赛中被广泛传播。在这个案例中，传播的方式不是性行为而是交流。因此，任何信息，即使是错误的信息，只要能够增进交流，就有机会被一再传播。恰巧能够提高社会稳定性的错误信息一般会被广泛传播，因为传播这种信息的人更有可能生活在稳定的社会中，这又为这些错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渠道。

我们的一些关于幸福的传统智慧看起来就非常像具有超级复制能力的错误信息，比如说金钱。在试图出售什么的时候，你会努力卖出一个尽可能高的价格，而买东西的人则希望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它。交易双方都认为，如果自己最后能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钱，就会生活得更幸福。这个观点正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石。然而，能够证明其正确性的科学事实却不如你以为的那样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了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财富可以将人们从可悲的穷人变为中产阶层时，它是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的，在这以后，它让人更幸福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年收入5万美元的美国人也许比年收入1万美元的美国人幸福，但是，年收入500万美元的美国人却不见得比年收入10万美元的美国人幸福多少。贫困国家的人不如一般富裕国家的人幸福，但是，一般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极富裕国家的人的幸福感少多少。经济学家解释说，财富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属性，这是一种很好听的说法，更通俗的说法是，如果感到饥饿、寒冷、身体不适、疲惫不堪且惊慌不安，你的确会很痛苦，但是，一旦用金钱把自己从这些麻烦中拯救出来，你额外赚的钱就不过是越来越没用的一堆废纸。

所以，如果我们赚的钱超过了我们能够享用的限度，我们就应该停止工作并尽情享乐，不是吗？不对。富裕国家的人们通常长时间地努力工作，赚的钱远比他们能够享用的多。而这样的事实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困扰。毕竟，我们可以利用迷宫尽头的奶酪来吸引一只老鼠穿越迷宫，但是，只要这个小家伙吃饱了，就算你用顶级的斯蒂尔顿奶酪来诱惑它，它也不为所动。当我们吃烤薄饼吃饱了的时候，更多的烤薄饼不会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我们会停止获取和消费它们。但是，看起来，这样的规律却不适用于金钱。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道：“每个人对食物的渴望都受到人类胃部狭小空间的限制，但是，人们对建筑、衣着、豪华马车还有家具的便利性和装饰作用的渴望，则是不受限制和没有特定范围的。”

既然在拥有足够的食物和金钱之后，它们都不再能够取悦我们了，为什么我们停止往嘴里塞东西，却还是会不断向自己的口袋里装钱呢？亚当·斯密有一个答案。他首先承认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怀疑的事实，那就是，财富并不一定是个人幸福的源泉。

从构成人类生活幸福的各因素来比较，穷人在任何一方面也不比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富人差。在身体轻松和心情平静这方面，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几乎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同样拥有国家通过战争争取来的安定。

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大家就都麻烦大了。如果富裕的国王并不比贫穷的乞丐更幸福，那为什么贫穷的乞丐会停止在路边晒太阳而去努力工作，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国王呢？如果没有人想要致富，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繁荣的经济要求人们不断地获取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经济要求我们都有着永不餍足的物质需求，而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拥有的物质感到满足，经济就只能停滞不前了。但是，这虽然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却不是严重的个人问题。美联储主席也许会在每天清晨醒来都希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渴望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也就是说，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的基本需求同幸福的个人的基本需求未必是一致的。那么，人们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才会每天辛勤工作去做那些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却未必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事情呢？跟许多思想家一样，斯密相信，人们想要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幸福，因此，只有当人们误以为创造财富能够让他们感到幸福时，经济才能够繁荣和发展，而且只有当人们坚持这种错误的观点时，他们才能够进行足以维持社会经济体系运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财富和伟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想象中成了一件伟大、美丽和高尚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准备好了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正是这场骗局推动和延续了工业社会的持续运转。正是它最早激励人们去开垦土地，去建造房屋，去建立城市和国家，去发明和改进所有的科学和艺术，也是它使人们的生活变得高尚和美丽，完全改变了地球的模样，将茂密的自然森林变成了和蔼可亲的肥沃平原，将本没有路的海洋变成了新的物质来源和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沟通交流的通途。

简而言之，创造财富不一定会让个体幸福，但是，它的确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的发展确保了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又为关于幸福和财富的虚幻观念提供了传播的体系。当个体努力工作时，经济才会繁荣，然而，个体只会为了自己的幸福努力，所以必须让他们错误地认为生产和消费是通往个人幸福的必经之路。尽管像“虚幻”这样的词仿佛暗示了有一小撮儿穿着深色讨债服的人策划了一场阴谋，但是，观念传播游戏让我们明白了，错误信息的传递并不需要刻意去欺骗无知的大众。这种传播行为的顶层没有阴谋集团，没有明星议院，也没有精明的策划大师借助种种谎言和手段来愚弄我们、欺骗我们相信金钱能够买到幸福。相反，这种特殊的错误观念是个超级复制单元，相信它可以让我们参与更多能够传播它的活动。

观念传播游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一些关于幸福的根本就不正确的观念。金钱能够带来幸福是其中一个例子。孩子会带来幸福是另外一个大多数人都很感兴趣的错误观念。每一种人类文明都告诉其成员，生儿育女会让他们幸福。当人们想到自己的后代时，不管是想象未来的后代还是想到目前的孩子，他们都会想到在摇篮车中微笑的牙牙学语的婴儿，摇摇摆摆穿过草坪的可爱的幼儿，在学校游行队伍中演奏小号和风琴的英俊少年和美丽女孩，将要拥有浪漫的婚礼、满意的工作的成功大学生，还有完美无瑕的孙子孙女，只要一块糖果，就能够换来他们的爱。准爸爸妈妈们知道，尿布在等着自己去换，家务活在等着自己去做，儿科牙齿矫正医生会用你毕生的积蓄去鲁巴岛旅游，但是，总的来讲，他们认为做父母是件很幸福的事，因此，他们才会一头跳进做父母的生活中。当父母们回顾自己做父母的经历时，他们会记得自己的感觉同那些想象自己做父母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几个人能够对这种幸福的思考免疫。我有一个29岁的儿子，我一直都坚信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福来源，只是最近才刚刚被我两岁大的小孙女取代。小孙女跟儿子一样招人疼爱，但是她还没有开始要求我走在她身后并假装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当人们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幸福之源时，他们都会跟我一样，认为自己的幸福之源是孩子们。

但是，如果我们测量有孩子的人的实际幸福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就浮出水面了。如图11–1所示，在婚姻的初期，夫妻们通常都很幸福，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对自己的生活越不满意，只有在孩子们都离开家之后才能跟新婚的时候差不多幸福。无论我们在流行刊物上读到了什么，“空巢综合征”的唯一症状就是微笑越来越多。有趣的是，女性（她们通常是照顾孩子的主力）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比男性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更符合这个规律。有人对女性的日常行为与心情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发现，女性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远不如在吃东西、锻炼身体、购物、小憩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快乐。其实，照顾孩子只稍微比做家务快乐一点点。

图11–1　4个独立的研究表明，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幸福度会明显降低，只有在最后一个孩子也长大成人离家之后，才会提高。

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惊讶。每个家长都知道，养育孩子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工作，大量非常辛苦的工作，尽管做父母有许多令人欣慰的时刻，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人父母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做着许多枯燥的事情，无私地为那些甚至吝于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的人默默奉献。既然为人父母是如此艰苦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还对它抱有如此美好的看法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曾经同这个社会的股东——我们的母亲、叔父还有私人教练们，在电话上交谈了一整天，他们传递给了我们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然而，其正确性并不是这些观念能够传播的原因。“孩子们会带来幸福”是一个超级复制单元。我们自己就是这个观念传播体系中的一分子，如果没有不断补充进来的新成员帮助传播这个观念，这个体系就无法延续下去。因此，相信孩子是幸福之源的观念就成了我们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而与之相反的观念会使任何一个相信它的社会土崩瓦解。确实，那些相信孩子们是痛苦和绝望之源而不生孩子的人会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彻底毁掉这个观点的传播体系。“震颤派”是兴起于19世纪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理想化的社会群体，其教徒的数量曾一度达到6 000人。他们并不反对生孩子，但是，他们反对性行为。多年以来，他们对于禁欲主义重要性的严格观念致使他们的体系不断萎缩，现在只有几个老迈的震颤派教徒还活着。而他们这种注定要灭亡的观念也只能在这几个人之间传播了。

观念传播游戏的规则决定了我们必须相信孩子和金钱能够带来幸福，无论这种观念正确与否，它都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应该统统抛弃工作、放弃家庭。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在我们相信养育子女和提高收入能够让自己更幸福的同时，我们其实是为了一些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原因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个体系自身的规则而起起伏伏，因此，我们继续辛勤劳作，继续孕育子女，也在我们天真地期待的那些幸福没有如期而至时感到失望。

预测未来的正确方法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我经常会指出问题却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改正这个错误。一章又一章，我已经描述了想象力不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我也说过，在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填充、遗漏并且很少考虑到自己在真正到达那里的时候想法会有多么不同。我还宣称，不管是个人经验还是文化知识都不能弥补想象力的这些不足。我已经如此充分地向你阐释了人类头脑的弱点、偏见、错误和失误，假如你此刻正在怀疑怎么还会有人在做烤面包片的时候不把黄油抹在自己的护膝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会很振奋地发现，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每个人都能够极其准确地预测自己将来的感觉。但是，你很快又会沮丧地发现，一般而言，没有人想要运用这个方法。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依赖自己的想象力呢？我们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只能穿越时空，拜访未来的自己，并看着那时的自己到底有多快乐，我们不是真的去那里，只是发挥想象力。但是，虽然我们无法进行时间旅行，我们却能够在空间中旅行，很可能在另外一个三维空间中有一个人经历过我们想象的未来事件。当然，我们不是第一个想到要搬到辛辛那提、想当汽车旅馆经理、想再吃一个蛋黄派、想搞婚外恋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尝试过这些事的人都很乐意告诉我们他们的体验（“那些冰水其实并不太冷”或者“我喜欢照顾我女儿”），记忆的失误也许会让他们的证词不那么可靠。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人们描述自己目前的感受时（“我现在感觉如何？我很想立刻把胳膊从这刺骨的水中抽出来，再把我家那个叛逆少年的脑袋塞进去”），他们提供的那些关于自己主观状态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幸福度的黄金标准。如果你（像我一样）相信人们通常能够说出当自己被询问时的感受，那么，预言自己未来的情绪的一个可靠途径就是找一个正在经历我们想象的那种体验的人，问问他们现在的感觉。也许我们应该尝试不通过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虚拟将来的体验，而是仅仅要求其他人内省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也许，我们应该彻底放弃回忆和想象，而让其他人做我们体验未来的替身。

这个主意听起来太简单了，而我怀疑你会反对这样的方法：是的，其他人现在可能恰好正在体验我打算体验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用其他人的体验来取代我自己的体验，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我。每个人都像他或她的指纹一样独特，因此，了解跟自己所面临的情况相同的其他人有什么感觉并不会对我本人有多少帮助。除非这个其他人是我的克隆版，而且跟我拥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否则他们的感觉和我的感觉必定是不同的。我们是一个能够行走和说话的特殊群体，因此，与其将自己的预测建立在一些偏好、品味和情绪倾向跟自己差别巨大的人的体验之上，还不如将它建立在自己有点儿变幻莫测的想象力之上。如果这正是你的反对理由，那么这个理由不错，因为我不得不分两个步骤才能够推翻这个理由。首先，请允许我先向你证明，随机抽取的个体体验是比你自己的想象力更加可靠的预测基础。然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还有我，认为这种情况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依据他人的经验作出的预测要准确得多

想象力具有三个缺点，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就请你从头读读这本书。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一点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想象力的第一个缺点是，它喜欢在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就填补或者遗漏信息（我们在第三部分探讨了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够想象出未来事件的每一个特征和后果，因此，我们肯定能够考虑到一些细节，同时又无法想到另外一些细节。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些特征和后果通常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能够回忆起这个研究：大学的橄榄球队马上要与劲敌进行比赛了，大学生们被要求想象自己在比赛之后几天内的心情。该研究的结果说明，学生们过高估计了比赛的情感冲击力的持续时间，因为，在他们试图想象自己未来的体验时，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球队获胜（“计时器指向零，我们会冲进球场，而每个人都在欢呼……”），却没有想象到之后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要回家继续复习准备期末考试”）。因为学生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球赛上，所以他们没有想象到比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将会如何影响自己的情绪。那么，不这样做，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他们应该彻底放弃想象。请思考下面的研究：先将人们放到同样的困境当中，然后再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想象。在该研究中，一组研究对象（报告者）先得到了一份诱人的奖励——本地冰激凌屋提供的礼券，然后，他们完成了一项冗长且乏味的工作——数出并记录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各种几何形状。之后，这些研究对象会汇报他们的感受。而另外一组研究对象被告知他们会收到一份奖励，同时还要做同样无聊的工作。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虚拟现实者）会被告知将得到什么奖励，然后利用想象力来预测自己将来的感觉；而另外一部分人（被替身者）则不知道奖励是什么，只是看到了随机抽取的体验报告。不知道奖励到底是什么，他们就无法利用想象力来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相反，他们必须依赖之前的人的报告来预测。在所有人都作出了预测之后，他们得到了奖励，做了那项冗长又乏味的工作，然后报告了自己的实际感受。如图11–2最左边的条形所示，虚拟现实者们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一旦开始冗长、乏味的工作，得到礼券的快乐会消退得那么快。这正是那些大学橄榄球迷们所犯的错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替身组的人的表现。正如你所见，他们对自己未来快乐程度的预测基本准确。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会得到哪种奖励，但是，他们知道有人曾经收到过同样的奖励，这些人在完成了那些无聊的工作之后，并没有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所以，他们耸耸肩，推断自己在完成了那样无聊的工作之后也不会感到狂喜，他们猜对了！

想象力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它会将现在投射到未来（我们在第四部分探讨了这个问题）。想象力在描绘未来图景的时候，很多细节肯定是缺失的，而想象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借来细节填补这些空缺。任何一个在饿着肚子时购物的人，在刚吸完一根香烟之后发誓要戒烟的人，或者在上岸休假的时候向人求婚的海员都知道，现在的感觉将会如何致使我们错误地想象自己未来的感受。事实证明，使用替身能够有效克服这个缺点。在某项研究中，一些人（报告者）吃了几份薯条，然后报告了它们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快乐。然后，另外一组人上场，在此之前他们被塞了满满一肚子的薄脆饼干、花生酱奶油饼干、玉米脆片、面包棒以及梅尔巴面包片。真如你所料，这些东西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再也不想吃任何小零食了。这些吃饱了的人被要求预测自己第二天吃某种食物时的感受。其中一些（虚拟现实者）被告知明天要吃的食物是炸薯条，他们还被要求依赖自己的想象力来预测明天自己吃炸薯条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而另外一些吃饱的实验对象（替身组）则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只是看到了随机抽取的研究对象的体验报告。因为替身组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所以就没有办法利用想象力来预测明天这份食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享受，而必须参考前一组研究对象的报告。他们在完成预测之后离开了，第二天回来吃了一点炸薯条，然后报告它到底带给自己多少享受。正如图11–2中间的条形所示，薯条带给虚拟现实者们的享受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肚子里现在塞满了脆饼和饼干。替身组的人虽然在进行预测的时候跟虚拟现实者一样饱，但他们是依靠肚子里没有塞满东西的报告者的报告来进行预测的，所以，他们预测的结果更加准确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吃到什么的情况下，借助报告作出预测的人还是很准确地预测出了自己将来的感觉。

图11–2　比起靠想象力来预测自己未来感受，通过了解处于同样环境下的其他人有什么感觉，研究对象对自己未来的感觉作出的预测要准确得多。

想象力的第三个缺点是，它不知道一旦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坏事情会显得好了很多（我们在第五部分探讨了该问题）。比如，在我们想象丢掉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老板会走进我的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心理免疫系统能够从积极面来阐释它的意义（“我能够渐渐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机遇，我因此下决心放弃零售行业，转而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雕像艺术”）。可以通过使用替身来克服这个缺点吗？为了找到答案，研究人员安排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群实验对象（报告者）被告知，实验人员会抛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张本地比萨饼屋的礼券。而如果硬币被抛出后，噢，抱歉，结果是反面朝上，报告者就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报告者会报告自己的感觉。另一组实验对象了解了这个抛硬币游戏的规则，并被要求预测一旦硬币反面朝上而他们没有得到礼券的话会有什么感觉。他们中的一些人（虚拟现实组）被告知这张礼券的实际现金价值，而另外一些（替身组）则看到了随机抽取的报告者的报告。在作出预测之后，实验人员抛出了硬币，噢，抱歉，是反面。然后，实验对象报告了自己的感受。正如图11–2最右边的条形所示，虚拟现实者在输掉抛硬币游戏之后的感觉比他们预测的要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免疫系统设法让这种损失合理化的速度和效果是多么惊人（“比萨饼太容易让人发胖了，而且，我根本就不喜欢那家店。”）。而替身组的研究对象除了一份随机抽取出来的报告者的报告，别无依凭，而且这份报告认为自己在丢掉奖励之后并不会太难受，所以他们能够作出更准确的预测。

追求个性让我们固执己见

这三项研究说明，当人们被剥夺了想象所必需的信息而不得不让其他人做替身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未来感受的预测会出奇地准确，也就是说，预测自己未来感受的最好办法就是看看今天其他人对此事都有什么感觉。既然这个简单的技巧有着如此惊人的效果，那人们应该会争着用它吧？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研究人员找来另外一组研究对象，向他们介绍了上述三种情况——赢得奖励、吃神秘的食物或者没有得到礼券。然后，问他们更愿意根据什么来预测自己未来的感受：（a）关于奖励、食品和礼券的信息；（b）随机抽取的其他人在赢得奖励、享用过食物或者失去礼券之后的感觉。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选择了前者。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些研究结果，你很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如果你能够准确地预测自己在某餐馆用餐之后的感觉，我就会为你支付餐费，那么，你是想要看餐馆的菜单还是听一位随机抽取的用餐者的意见呢？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一定更愿意看到菜单，而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最后肯定要自己付餐费。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像他们一样不知道自己其实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作错了选择。科学提供了关于普通人的许多信息，这些事实中最可靠的一条就是，普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学生更聪明，大部分商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商人更有能力，大部分橄榄球员都认为自己比一般队友拥有更好的“橄榄球感”。90%的摩托车骑手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确保自己骑摩托车时比一般人更安全，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比一般教师更优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的偏见却让我们认为自己比一般人都更没有偏见。某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比一般人更强壮、更聪明、更有条理、更讲道德、更有逻辑性、更风趣、更公正，也更健康，更不用说更具有魅力了。”

这种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的倾向并不是我们无拘无束的自恋情结的表现，而是表明了一个更加常见的倾向——我们总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经常是比别人好，不过也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差的时候。如果你问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多么慷慨大方，他会宣称自己比一般人做了更多慷慨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问他是不是自私自利，他还是会说自己比一般人做了更多自私自利的事情。当被问及自己做某件简单事情的能力时，人们会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但是，如果被问及的是做某件困难事情（比如变魔术或者下国际象棋）的能力时，人们又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我们并不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总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即使我们所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我们也会认为自己做这件事的原因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我们习惯将他人的选择归因于选择者的特征（“菲尔上这门课是因为他天生就适合学文学”），但是，我们会将自己的选择归因于选择本身的特征（“但是，我选这门课是因为它比经济学简单”）。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我感觉举手提问题实在太尴尬了，就没有举手”），却意识不到其他人的行为也会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因为他们都不像我这样困惑”）。我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有时候会反映出自己讨厌什么（“我之所以投票选克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小布什”），但是，我们认为其他人的选择反映出他们的喜好（“如果丽贝卡也投票选克里的话，她一定是喜欢克里”）。类似的差异还能列举出一长串，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很短：“我”会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如此特别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即使我们不特别，我们认识自己的方式也是特别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以内省的方式认识自己的动物。我们体验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却必须猜测其他人是否也在体验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想法和感觉。我们都相信在那些眼睛背后的头脑当中，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们都有着跟我们相似的主观体验，但是，这样的信念毕竟只是一种想法，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既不可触摸又不具备自证能力，所以总感觉不如自己的主观体验真实。做爱和阅读对做爱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正是同样的差异区别了我们对自己精神生活的认识和对其他人精神生活的认识。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的方式同认识其他人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认识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不同的。在清醒着的每一刻，我们都监控着自己头脑中的意识流和感觉流，而我们却只有在其他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才能通过监控其言语和行为来了解他们。因此，我们认为自己如此特别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在用特别的方式了解自己。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自己是特别的让我们感觉良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很好地融入我们的同辈当中，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融合得太好。我们珍视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而研究也表明，当人们被迫感觉自己跟别人非常像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会突然变坏，也会尝试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显得疏离和独特。如果你曾经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发现有人穿着跟你完全一样的衣服，或者系着完全一样的领带，你就会明白跟一个不受欢迎的孪生兄弟分享一个房间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安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暂时消除了你强烈的独特感。因为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会高估自己的独特性，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常常高估自己的独特性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很容易高估每个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比实际的差异更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所有的人都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不同。以寻求人类行为共性为己任的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当然会关心这些相似之处，而其他人则更关心不同之处。社会生活要求我们选择某些特定的个体作为我们的性伙伴、商业伙伴、保龄球友等。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要更加关注那些将人们区别开来的个性，而不是人们的共性。因此，个人简介更有可能提到他对芭蕾的挚爱，而不是他对氧气的挚爱。对氧气的狂热解释了许多人类行为，比如，为什么人类生活在陆地上，为什么生活在高原会让人感到不适，人为什么有呼吸功能、讨厌窒息、喜爱树木，等等。它能够解释的东西肯定比对芭蕾的爱好要多。但是，它无法将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区别开来，因此，对于那些对商业、谈话或者性行为进行一般性选择的一般人而言，对氧气的依赖是同自己的目的完全不相干的信息。个体的相似性数不胜数，但是我们并不太重视它们，因为它们无法帮助我们完成生存在地球上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分清杰克和吉尔，吉尔和詹妮弗。因此，这些个体相似性就变成了毫不显眼的背景，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数不多的一些相对不太重要的个体差异反而被凸显出来了。

因为我们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寻找、处理、思考和记忆这些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很容易过高估计它们的数量和出现频率，结果，我们就会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比实际上的要大。如果你曾经花一整天的时间分拣葡萄，将它们按照不同的形状、颜色和品种来分类的话，你就会成为那种让人讨厌的葡萄差异论者，喋喋不休地细数葡萄口味的差异和色泽变化的细枝末节；你就会认为葡萄的差异是没有止境的，而忘记了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关于葡萄的信息都是从“它是葡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被推导出来。事关情感之时，我们对他人差异性和自身特殊性的信念表现得尤其强烈。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情，却必须通过看他人的脸色、听他人的声音去推测他人的感情，所以，我们经常有一种感觉，觉得其他人的情感不像自己的那样强烈，我们也会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感受的时候要求人家照顾我们的感受。这种情绪独特性的倾向很早就开始了。当幼儿园的孩子被问及在相同的情况下自己和别的孩子会有什么感觉时，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自己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了（“比利会感到难过而我不会”），还会提供特别的理由（“我会告诉自己硕鼠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但是比利就只会在那里哭”）。当成年人作出同类预测时，他们得出的也是同样性质的结论。

我们对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情有独衷是我们拒绝他人做自己替身的最重要的原因。毕竟，只有在我们认为替身的反应同自己的反应大同小异时，替身才有用处。既然我们相信人们的情绪反应比实际上差别更大，我们眼中替身的作用自然也比他们实际的作用要小。当然，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替身是一个便宜而且有效的预言自己未来感受的方式，但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尽管想象力有它的缺陷还容易犯错误，我们还是拒绝了采纳替身的观点而选择倚赖自己的想象力。

幸福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虽然“hogwash”（泔水）这个单词会让人联想到水，但它其实指的是猪食。猪食是猪吃的东西，也是猪需要和喜爱的东西。农夫们给猪喂猪食是因为没有猪食猪就会脾气暴躁。猪食还有一个意思，指的是在人群中间传播的谬论。正如农夫们给猪吃猪食是为了让猪快乐，我们的朋友、父母和老师告诉我们这些谬论也是为了让我们幸福，但是，虽然猪食总是能够让猪快乐起来，这些谬论却并不总是能够让人幸福。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个想法只有在能够维持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体系时，才能够开花结果。个体并不总认为自己有维系社会体系的责任，因此，这些想法必须看起来像是能够给个人带来幸福的灵药，人们才能相信它们。我们也许会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经验能够揭穿这些想法的虚伪性，但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要从经验中学到东西，首先我们必须得准确地记忆它们，可是，因为种种原因，记忆并非忠实的朋友。练习和指导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纸尿片而穿上裤子，但是，它们并不足以让我们摆脱现在走向未来。这个难题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就是，作出正确预测所必需的信息就在我们鼻子底下，但是我们却好像根本嗅不到它的芳香。在人们向我们诉说他们对幸福的观点时，我们不一定总是重视他们的意见，但是，观察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幸福度却是很有意义的。可惜，我们认为自己是特别的个体，认为自己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因此，我们常常会抵制那些本来能够从他人经验中学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