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们一犯再犯的错误
经验啊，你证实了传闻的虚伪。
——莎士比亚《辛白林》
过去的10多年间大量关于排便的书籍问世。当我两岁大的小孙女爬到我大腿上的时候，她通常都会带着一叠厚厚的图画书，其中就有几本相当详细地探讨了排泄的奥秘和在室内“唱歌”的奥秘。有一些书为这些稚嫩的未来解剖专家提供了关于排便的详细的解剖学解释，另外一些书上则画着快乐的孩子，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还有的正在擦屁屁。尽管各有特色，但这些书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成年人不会把便便拉到裤子里，但是，如果孩子这样做了，大人们也不会太在意的。我孙女似乎发现这些信息既让人安心又鼓舞人心。她认识到，有些排便的方式是正确的，而另外一些则是错误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要求她采用正确的排便方式，但是我们确实希望她能够认识到自己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掌握了正确的排便方式，而且经过一定的练习和一些指导，她也能够掌握正确的排便方式。
其实，练习和指导并不仅仅对掌握这项特殊技能有效，我们正是依靠练习和指导才了解了每一件我们知道的东西。第一手知识和第二手知识是知识仅有的两种形式，不管我们需要掌握的目标是什么，排便、烹调、投资还是滑雪，我们总是通过直接体验或者听取其他有第一手经验的人的讲解来学会它们。婴儿在纸尿裤中排便，因为他们还是“菜鸟”，他们还没有充分吸取“老兵们”通过实践得到的教训。对于正确的便盆使用方法，婴儿们既缺乏第一手信息又没有第二手信息，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会搞得臭气熏天一团糟，但是，我们也期待几年之后，练习和指导能够发挥它们的纠正效果，他们的无知能够被知识和教育征服，排泄失误会彻底消失。那么，为什么这种分析不能被拓展应用到所有错误身上呢？我们都拥有对事物的直接经验，有些让我们高兴而有些则令我们不快，我们都有朋友，比如临床医学家、出租车司机和谈话节目主持人，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幸福，而什么会让我们不幸福。可是，尽管有了这些练习和指导，我们对幸福的追求还是经常会跌落谷底。即使上一次它们的出现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幸福，但我们还是期待着下一辆车、下一栋房子，或者下一次晋升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像学会不尿裤子那样学会避免类似错误呢？既然练习和指导能够教会我们保持裤子的干燥，为什么它们教不会我们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呢？
为什么我总排在最慢的队伍中
变老有很多好处，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哪些好处。我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睡着和醒来，能吃的食物远不如不能吃的食物多，要吃药才能确保自己记得住应该吃些什么药。其实，变老的唯一好处就是，那些还拥有自己头发的年轻人有时候不得不谦卑地羡慕我们宝贵的经验财富。他们认为我们的经验是一笔财富，因为它们会让我们避免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有些时候，经验的确有这样的功效。确实有一些错误是我们不会再犯的，说到这里，我立刻想到了一边喝薄荷烈酒一边给猫洗澡的经历，至于原因，我现在不想提。而另一方面，还有大量我们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在不断重复的错误。我们会选择同前夫或者前妻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的再婚对象；我们会参加每年一度的家庭聚会，并且每年都发誓再也不会来了；我们还会小心谨慎地计划自己每个月的支出，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次在所有以2开头的日子里口袋空空。这种屡次犯错的怪圈似乎很难解释。毕竟，我们不是应该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一些什么吗？当然，想象有其局限性，如果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么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会错误地估计未来事件带给自己的感觉。但是，一旦我们有过跟一位在公司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待的时间长的忙碌的白领共同生活的经历，一旦我们在家庭聚会上亲身领教了兄弟姊妹之间的谩骂和肢体冲突，一旦我们体会到了捉襟见肘的窘迫还同青椒白饭有了相当长时间的亲密接触，我们凭什么不从理性的角度来想象这些事情，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它们在将来发生呢？
我们应该如此，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是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经常做，效果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我们试图重复那些记忆中令我们快乐和自豪的体验，也尝试避免重复那些记忆中令我们感到尴尬和后悔的体验。问题是，我们并不能总是记得很准确。记忆一种体验感觉起来就像是打开抽屉找一篇在完成当天就被扔到一边的小说，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几个章节中了解到的，这种感觉不过是大脑最神秘莫测的错觉之一。记忆并不会尽职尽责地记录，不会保留过去体验的完整记录。它是一位高级编辑，会剪切和存储体验的关键信息，然后在每次我们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信息来重构情节。这种剪切存储的方法通常都运转良好，因为编辑通常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到底哪些因素最关键而哪些因素是可以被删除的。所以我们能够记得在亲吻新娘的时候新郎脸上的表情，却记不住当时女花童把哪个手指放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唉，虽然编辑的技艺如此精湛，记忆还是有几个怪癖，这些怪癖导致它错误地反映了过去，也会让我们错误地想象未来。
比如，你可能会用4个字母的单词，也可能不用，但是我敢保证你从来都没有数过它们的数量。所以，现在猜一猜吧：英语中以K开头的单词（K1位）多还是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K3位）多？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猜K1位比K3位的单词多。你会飞快地检索自己的记忆来回答这个问题（“嗯，有Kite、Kilt、Kale……”），因为你发现自己更容易想到K1位的词而不是K3位的词，所以你认为前者的数量一定比后者多。正常情况下，这是很合理的推论。毕竟，你能够回想起更多4条腿的大象（4腿象），而不是6条腿的大象（6腿象），因为你见过的4腿象比6腿象要多，而且本来4腿象就比6腿象要多。这个世界中4腿象和6腿象的数量对比决定了你遇到它们的频率，你遇到它们的频率又决定了你回忆起它们的容易程度。
可惜！在思考大象问题时很好用的推理方法用到单词身上却根本不管用了。的确，回想起K1位的单词比K3位的单词要容易，但这并不是因为前者常见，后者罕见。回想起以K开头的单词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不管是哪个单词，根据第一个字母来回忆远比根据第三个字母来回忆要容易一些。跟韦氏大词典一样，我们头脑中的词典基本上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编排的，所以除非根据第一个字母，否则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头脑中查到任何一个单词。事实上，英语中K3位的单词比K1位的单词要多，但是因为K1位的单词更容易被想起，所以人们会习惯性地答错这个问题。这个难题总是能够让人们上当，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更容易想到的东西就是更常见的东西（可惜这是错误的）。
适用于大象问题和单词问题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的体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容易想到骑自行车的体验，而不容易想到骑牦牛的体验，所以，我们正确地得出结论——我们过去骑车的次数比骑牦牛的次数多。这本来是无可挑剔的逻辑，只除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经历某种体验的频率并不是唯一决定我们记忆该体验容易程度的因素。其实，小概率事件和非比寻常的体验常常是最难忘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美国人都准确地记得2001年9月11日早上自己在干什么，却不记得自己在9月10日早上做了什么。事实上，小概率的体验很容易就被记住了，这也导致我们会得出一些特殊的结论。比如，成年之后，我常常都会有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那就是每次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队伍是一条前进速度最慢的队伍，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对此忍无可忍而换到另外一条队伍时，刚才的那条队伍就会开始比新换的这一条前进得更快。如果这是因为我真的作过孽，带着坏符，或者被其他任何超自然的坏东西附体了，所以才会让所有我在的队伍慢下来，那么，一定会有一些人感到自己具有超自然的积极力量，能够让所有他们在的队伍加快步伐。每个人都可能在各种情况下排在移动最缓慢的队伍中，不是吗？可是，我认识的人里还没有谁认为自己拥有加入队伍并加快其移动速度的能力。恰恰相反，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会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最慢的一条队伍中，而且如果他们偶尔试图同命运抗争的话，也只能减缓自己加入的那支队伍的速度而加快自己放弃的那条队伍的速度。我们为何会这样认为呢？
这是因为，站在移动速度正常的队伍中，甚至是站在移动速度较快的队伍中，都是让人头脑麻木的普通体验，我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或者记住这种体验。相反，我们只会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看看小报，想想Clark 威化棒，或者想着到底是哪个笨蛋决定要用不同数量的A来标记电池容量的大小，而不是用我们可以记住的大、中、小来标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转向同一队伍中的其他人，对他们说：“你注意到了吗？这条队伍行进的速度太正常了，我是说，太普通了，我感觉自己不得不注意到这种情况，好在以后用这个故事来说服别人。”不，我们记住的排队体验都是这样的：那个在我们更换队伍前站在我们后面的戴红帽子的家伙现在已经走出商店去取车了，而我们还没有移动到收款台呢。问题出在，前面那位呆头呆脑的老婆婆一个劲儿地冲着收银员挥动手中的购物券，同他争论有效期的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发生得并不那么频繁，但是因为它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我们认为它经常发生。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通常最可能被牢牢记住，这对我们预测未来体验的能力而言是个巨大的威胁。比如，某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等在月台上的研究对象想象如果今天错过了列车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在进行预测之前，有些研究对象（任意记忆组）被要求回忆并描述“一次你错过列车的经历”，而另外一些（最糟糕记忆组）则被要求回忆并描述“最糟糕的一次错过列车的经历”。结果显示，任意记忆组的人回忆的经历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跟最糟糕记忆组的人回忆起的经历一样糟糕。换言之，在研究对象回忆错过列车的经历时，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带来最多不便且最让人懊恼的经历（“我听到车来了，所以我跑步前进希望能够赶得上，但是我被台阶绊了一下并撞倒了前面那个卖雨伞的人，结果我面试迟到了半小时，当我赶到面试地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录用别人了”）。大部分错过列车的经历都是普通的和难以记住的，我们一般只会记住最特别的经历。
那么，这些同预测我们未来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呢？K1位的单词更容易被想起是因为头脑词典编排词汇的方式，而不是因为它们更常见；移动缓慢的队伍很快就能跳入我们的脑海，是因为在被困其中的时候我们会对它特别关注而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很平常。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经历更容易被想起的真正原因，而是错误地认为它们经常发生，所以我们以为的频率比它们实际发生的频率要高得多。同样，错过列车令人讨厌的经历更容易被我们想起，不是因为它常常发生，而是因为它非比寻常。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可恶插曲清晰可见的真正原因，导致我们误认为它们比实际频率发生得更频繁。其实，在预测当天错过列车时的感觉时，研究对象都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经历会比实际情况更加普遍和令人沮丧。
这种回忆不寻常事件的倾向是我们不断重复自己错误的原因之一。在回想去年全家度假的经历时，我们并没有从那两周在爱达荷州的旅行中抽取公正合理且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恰恰相反，最自然和快捷的回忆就是第一个周六带孩子们去骑马的经历。那时候，我们骑在长着淡褐色白蹄的骏马上。在阳光照射下，远处蜿蜒着的河流就像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丝带。空气清新，树林寂静无声。孩子们突然之间停止了争论，安静地骑在马背上，被这番美景惊呆了，有人轻声赞叹一声“哇”，每个人都在对彼此微笑，这一刻就像晶莹的水晶，永远都会被当做这次旅行的高潮保留在大家的记忆中。这也解释了它为什么立刻就跳入了我们的脑海。但是，如果我们依靠这个记忆片段来计划我们的下一次旅行，而完全忽视了这次旅行的其他方面都很让人失望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第二年发现自己又住在了同样拥挤不堪的宿营地，吃着同样变质了的三明治，还被同样无礼的蚂蚁叮咬，并且纳闷为什么自己从上一次旅行中得到的教训如此之少，因为我们更愿意记住最好的和最坏的事件而不是概率最大的事件，所以年轻人羡慕的丰富经验并不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好处。
结局决定一切
最近我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争执，她坚持说我喜欢《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现在，我再来明确一下这个说法：她不是说我将会喜欢这部电影，或者我应该喜欢这部电影，而是她坚持说我确实喜欢这部电影。唯一的依据就是，我们曾在1993年一起欣赏过这部电影。这对我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也许我没有多少权利，但是，假如我还能有什么权利的话，那就是，我有权利坚持，关于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而且，我会一再地对任何一个愿意听10年这番话的人说“我不喜欢《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但是，我妻子说我说错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感到自己有义务来检验这条同我吃爆米花的行为有关的假设。所以，我们租来了《辛德勒的名单》，再次欣赏了它，我们实验的结果毫不含糊地证明了到底谁是正确的：我们都对。她是正确的，因为在影片播放的前200分钟内，我确实被牢牢钉在了屏幕前；而我是对的，因为在放映即将结束时，发生了很讨厌的事情。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没有让影片在故事的结局处结束，而是添加了一个最后场景，让影片所塑造的角色的原型来到台前歌颂影片中的英雄。我感觉这个情节极端突兀，非常令人厌恶，简直就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所以，我对妻子说：“噢！别再恶心我了吧！”很显然，1993年的时候，我是用更高的声音在电影院里说了这番话。影片的前98%都很精彩，而最后的2%非常愚蠢，我因为（对我来说）影片的结局很糟糕而记得自己不喜欢这部影片。记忆唯一古怪的地方就是，我们曾经坚持看完了许多精彩部分远远不到98%的影片，却记得自己很喜欢其中的某些影片。这些电影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愚蠢的部分要么出现在开头，要么出现在中间，或者除了结尾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那么，我为什么会喜欢一部有着出色结尾的一般影片而不喜欢一部近乎完美但是结尾很次的影片呢？毕竟，比起那部一般的影片，我从近乎完美的影片中得到的强烈且令人满意的感受持续的时间不是更长吗？
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记忆并不会将一部长篇电影完整地储存在我们的头脑中，而是会存储一些特别的、提纲挈领式的信息，而且记忆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它特别重视最后的情景。无论是听一系列声音、读一系列字母、看一系列图形、闻一系列气味，还是见一系列人，我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对该系列最后出现的项目的记忆要比对开始和中间部分的记忆清晰得多。因此，在回顾整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受到了最后项目的强烈影响。在回顾过去幸福或者痛苦的经历时，这种倾向尤其强烈。比如，一些实验对象曾经被要求把手浸泡在冰冷刺骨的水中（这是一个痛苦但又不会造成伤害的常见的实验），同时人们用电子评价仪来随时追踪他们报告的不舒适程度。每个实验对象都参加了一长一短两场考验。在短考验中，他们将手放在温度为14摄氏度的刺骨的冷水中浸泡了60秒。在长考验中，他们将手放在水中浸泡了90秒，前60秒的水温是冰冷的14摄氏度，而在最后30秒水温悄悄地升到了不那么冰冷的16摄氏度。也就是说，短考验是由60秒冰冷的体验组成的，而长考验则是由同样冰冷的60秒体验和不那么冷的30秒体验组成的。哪场考验更痛苦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痛苦的理解。很显然，长考验中痛苦的时间更长，而且，实验对象实时的不舒适程度报告也显示出，他们在两场考验的前60秒钟感受到了同样的不适，如果他们继续将手泡在水里的话（就像他们在长考验中做的那样），就会比将手拿出来（就像他们在短考验中做的那样）经受更多不适。然而（很抱歉），当事后他们被要求回忆自己的体验并评价哪一场考验更痛苦时，他们一般都会说是短考验。尽管长考验要求他们多忍受50%的时间的冰水浸泡，可是最后一段时间水温相对升高一点，因此，在他们的记忆中，这反而成了两项实验中比较不痛苦的一段经历。记忆对结局的迷信解释了为什么女性记忆中生孩子的过程通常都不如实际感受的那么痛苦，而那些感情破裂的夫妻常常会记得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幸福过。正如莎士比亚写的，“就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留下最温馨的回忆一样，一个人的结局也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引人注目”（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
我们经常根据一个体验的结局来判断其愉悦程度，这一事实使我们经常作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决定。比如，当进行冰水实验的研究人员问实验对象他们更愿意重复哪场考验时，69%的人选择重复长考验，也就是说，包含了额外的30秒痛苦考验的那一场。因为他们记得长的那一场不像短的那么痛苦，所以他们选择重复进行。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种选择是完全不理智的，毕竟，某个体验的“愉悦感总和”是综合考虑其质量和延续时间后得出的结果，而这些实验对象很显然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但是，要想证明这种选择有道理也很容易。我们骑电子狂牛或者同英俊的电影明星合影并不是因为这些体验本身是愉快的，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以后许多年间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在电牛身上待了足足1分钟！”）。如果我们能够花上几个小时来幸福地回忆一次不过几秒钟的经验，如果记忆一般会特别青睐结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多忍受几十秒钟的痛苦来换取一个幸福的回忆呢？
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道理的，无论持有哪种观点，你都是一个理性的人。问题是，你几乎一定会同时持有这两种观点。比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项研究：一些实验对象了解了一位女士（虚线女士）的情况，60岁前，她一直生活得非常好，而60岁后，她的生活从美好变成了差强人意。在65岁的时候，她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她的生活到底有多美好呢（图10–1的虚线描述了她的生活）？在以9分为满分的评价标准下，实验对象给虚线女士打的分数是5.7。第二组实验对象了解的是另一位女士（实线女士）的生活，这个人一直到60岁死于车祸时都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她的生活又有多美好呢（图10–1的实线描述了她的生活）？在同样9分制的评价标准下，人们给她打的分数是6.5。那么，看起来实验对象更喜欢美好的生活（实线女士的生活），而不是美好的生活再加上几年差强人意的生活（虚线女士的生活）。稍加思索，你就会发现这正是冰水实验中实验对象的想法。虚线女士一生的“幸福总量”大于实线女士一生的“幸福总量”，而实线女士的结局比虚线女士要好，因此，实验对象很显然更加重视结局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中包含的“幸福总量”。不过，不要太快下结论。当第三组实验对象被要求比较这两种生活时（如图10–1下图所示），他们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偏好。当他们被要求同时评价这两种生活时，幸福总量因素就被凸显出来了，因此，他们也不再那么确定自己是不是更喜欢生命转瞬即逝，英年早逝，只留下一具幸福的遗骸了。很明显，在认真考虑这一点之前，我们更重视某种经历的结局而不是其中蕴涵的“幸福总量”。
图10–1 单独来看，曲线的指数比较重要，但综合来看，曲线的长度比较重要。
记忆总会低估或高估我们的幸福度
如果在1988年11月8日晚上，你是已经到了投票年龄的美国公民，那你很可能会待在家里收看迈克尔·杜卡基斯和乔治·布什之间总统之争的结果。当你回想那次选举时，你可能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广告，或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随身携带名片的成员，或者劳埃德·本特森对丹·奎尔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参议员，你并非杰克·肯尼迪。”你肯定会记得，在计票工作结束之后，美国人民最后决定拒绝接受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自由主义者入主白宫。尽管杜卡基斯输掉了选举，但他还是赢得了一些思想更自由的州的支持。因为我们在讨论回忆，我希望你现在就调用一下自己的记忆。闭上眼睛，努力回忆一下，当新闻中宣布杜卡基斯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时，你是什么感觉。你是失望还是高兴？你是欢呼雀跃还是频频摇头？你是流下了欣喜的泪水还是悲伤的泪水？你是否说过“上帝保佑西海岸”或者“你能指望同性恋和疯子做什么呢”？如果你居住在自由派获胜且阳光明媚的加州，那你也许会记得自己很高兴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名字，而如果你支持的是保守派，那你也许会记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快乐。如果这正是你记得的事情，那么，我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站在你面前对你说，你的记忆出问题了。因为在1988年，加利福尼亚州支持的是老布什。
为什么耍这样一个拙劣的把戏会如此简单呢？因为，记忆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会选择触手可及的信息来构建头脑中的景象，然后，在我们进行回忆的时候，这些景象就会蹑手蹑脚地进入我们的记忆。其中的一条信息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州，它曾经为我们贡献了超体验派冥想、格兰诺拉燕麦饼干棒、迷幻摇滚、月光州长杰里·布朗和情色电影《黛比上达拉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杜卡基斯会像比尔·克林顿、阿尔·戈尔和约翰·克里一样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个州的支持。但是，在加州选择支持比尔·克林顿、阿尔·戈尔和约翰·克里之前，他们也最大限度地支持过杰拉德·福特、罗纳德·里根和理查德·尼克松。除非你是政治学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迷或者土生土长的加州居民，否则你很可能无法记住这样一条微不足道的政治事实。相反，你会进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州，又因为杜卡基斯是自由派候选人，所以，加州一定会投票支持他的。就像人类学家同时依赖事实（“在墨西哥城附近找到的一个有13 000年历史的头盖骨是狭长形的”）和理论（“狭长的头盖骨说明这些人来自欧洲”）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猜测（“高加索人比后来取代他们的蒙古人早2 000年来到了新世界”）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利用事实（“杜卡基斯是自由派人士”）和理论（“加利福尼亚支持自由派”）来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猜测的（“加利福尼亚投票支持了杜卡基斯”）。可惜，因为我们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
我们的大脑利用事实和理论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猜测，也利用事实和理论来猜测过去的感觉。因为感觉不能像总统选举和古文明那样留下各种事实依据，所以我们的头脑必须更多地依赖理论来构建关于感受的记忆。如果这些理论是错误的，我们最后就会错误地记忆自己的情绪。比如，考虑一下，你的理解的性别理论，是怎样影响你对过去感觉的回忆的。大多数人认为男人不如女人情绪化（“她哭了，而他没有”），男人和女人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他很气愤，而她很难过”），还有女人特别容易在月经期间出现负面情绪（“今天她比较易怒，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而事实证明，并没有多少事实能够证明这样的观念，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些观念和理论会影响我们对过去情感的记忆。请考虑：
• 某项研究中，实验对象被要求回忆一个月以前自己的感受，结果表明，男女实验对象的情绪反应强度是一样的。另外一组实验对象也被要求回忆自己一个月前的感受，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被要求先考虑一下性别问题，结果，女性实验对象就出现了比男性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 某项研究中，男性和女性实验对象共同组建一支队伍来同另外一支队伍竞争。有些人实时汇报了自己在进行比赛过程中的情绪，而另外一些人则在一周之后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受。男性和女性实时汇报的情绪种类并无差别。但是，一周以后，女性会回忆起更加女性化的情绪（比如，同情和罪恶感），而男性则会回忆起更加男性化的情绪（比如，愤怒和骄傲）。
• 某项研究中，女性实验对象在4～6周时间内坚持每天记日记，并每天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评价。她们的评价显示，女性的情绪并没有跟随其月经周期发生波动。然而，当事后要求她们重读某一天的日记并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时，她们会说在月经期间感受到了更加负面的情绪。
看起来，关于不同性别的人通常有什么感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感受的记忆。性别只是众多能够影响记忆的因素之一。比如，亚洲文化不像欧洲文化那样强调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因此，亚裔美国人通常认为自己不如同等情况下的欧洲裔美国人幸福。在某项研究中，研究对象在一周的时间里，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台手提电脑，这台电脑会不定期地发出“噼噼”声，他们被要求记录下自己当时的感受。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其实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幸福一点。但是，当研究对象在一周之后被要求回忆自己在那一周的感觉时，亚裔美国人报告自己没有那么快乐而且也不再感到快乐了。另外一个实验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拉美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在某一周的实验过程中报告了同样的快乐程度，但是一周后拉美裔美国人却记得自己比那些欧洲裔美国人更快乐。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同性别和文化背景这样人们无法逃避的特性有关。比如，哪些学生会在考试中得到更高的分数呢？是那些重视分数的学生，还是那些不重视它的学生？作为大学教授，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理论是，关心自己分数的学生一般会更加努力，所以得分往往比那些懒洋洋的同学要高。很显然，学生们也相信同样的理论，因为研究表明，当学生们考试成绩比较好的时候，记忆中考试前的紧张程度会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而当他们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记忆中考试前的紧张程度则没有实际情况那么严重。
我们记忆中的感觉其实是我们认为自己当时一定会有的感觉。这个错误回忆带来的问题就是，它使我们无法发现自己展望未来时所犯的错误。以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为例。2000年11月7日，选民们参加投票以决定到底是小布什还是阿尔·戈尔会当选第43任美国总统，但是，很快人们发现，双方得票数实在太接近了，必须等待几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研究人员要求选民们预测如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赢得或者输掉选举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感觉。12月13日，阿尔·戈尔输给了小布什，第二天，研究人员测量了这些选民的实际心情。4个月后，在2001年4月，研究人员再次联系了这些选民，要求他们回忆自己在12月14日的感觉。如图10－2所示，研究证明了三件事。
图10–2 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各党派的支持者都预计最高法院的决定会强烈影响自己在选举结果被公布后第一天的感受（左）。而几个月后，他们也记得情况的确如此（右）。事实上，这个决定对他们的情绪影响比他们预计和回忆的都要小得多（中）。
第一，在投票结束后的第一天，支持戈尔的人预计如果小布什最终胜出的话，自己会备受打击，而支持小布什的人预计自己会欣喜若狂。第二，当小布什最终赢得选举之后，支持戈尔的选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沮丧，而支持小布什的选民也没有自己预计的那么喜悦（在前面几章中你应该已经领教过了这样的倾向）。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几个月后，两个阵营的选民们所记得的感觉都跟预期的情况一致，而不是跟实际情况一致。显然，虽然两者都不能准确描述我们的真实感受，展望和回忆却是惊人地一致。导致我们预计某事会让我们快乐（“如果小布什获胜，我会欣喜若狂的”）的那个理论也会导致我们记得自己曾经为这事高兴过（“小布什获胜的时候，我简直欣喜若狂”）。因此，它们抹杀了彼此的不准确性，使得我们难以发现自己的预测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常常会过高估计自己在生日那天的快乐程度，也会过低估计自己在周一早上的快乐程度，而且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同样错误的预测，尽管它总是与事实有出入。我们丰富的经验常常无法转化为财富，无法正确回忆自己的感受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当人们被问到，如果房子着火了，而他们只能从火场中拿出一件东西，他们会拿什么时，通常的回答是（当然，这让家养宠物狗非常委屈）“我的相册”。我们非常珍视自己的回忆，我们就是我们的回忆。然而，研究表明，回忆并不像我们珍藏的照片，而更像一系列印象派画作，这些绘画的作者常常可以对主题进行自由发挥。主题越是模糊，他的笔触就越自由；没有什么主题会比对情绪的回忆更加模糊的了。我们对于情感细节的记忆很明显地受到了如下因素的影响：事件的不寻常性，时间上的接近性，还有我们对于当时自己感受的看法。这些都严重地威胁到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看来，练习并不是总能带来完美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回头想想所有那些关于排泄的书籍，你就能想起来，练习不过是我们学习的方式之一。如果练习对我们没有帮助，那么指导的效果又将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