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偏好与现实的博弈
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人为的思想把它们区别开来的。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忘掉瑜伽吧！忘掉抽脂术吧！忘掉那些许诺能够改善你的情绪、减小你的腰围、让你的头发重新长出来、延长你的做爱时间并且提高你的记忆力的保健药吧！如果你想要生活得健康幸福，就试试这项新技术吧！现在的你像个傻瓜，心情郁闷、收入过低，而它可以把你变成你一直以来就渴望成为的那种很有成就感并且心情愉快的人。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就请先听一听下面这些曾尝试过这项新技术的用户的证言吧：
• “现在，无论是在体力上、财务上、精神上还是生活中几乎每一个方面，我都比以前好多了。”（J. W. 来自得克萨斯）
• “这是辉煌的体验。”（M. B. 来自路易斯安那）
•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赏周围的人。”（C. R. 来自加利福尼亚）
这些心满意足的顾客是谁呢？他们谈论的这项伟大的技术又是什么呢？J. W.，吉姆·赖特（Jim Wright），前众议院发言人，因为违反了69条道德规范而被迫辞职。辞职后，他说了上面这番话。M. B.，莫里斯·比卡姆（Moreese Bickham），曾经坐过牢，因为在三K党向他射击的时候奋起自卫，被囚禁在路易斯安那重罪监狱长达37年。他是在被释放时说了上面的话。C. R.，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超人》系列影片中饰演超人的活力四射的明星，他从马上跌落，颈部以下全部瘫痪，必须借助呼吸机才能正常呼吸。他是在受伤之后说了上面的话。这些故事的教育意义在于，如果你想要幸福、健康、富有和睿智，就不要吃维生素片，也不要做整形手术，而是要尝试一下在公众面前丢脸、受到不公正的拘役或者四肢瘫痪。
嗯，就是这样。那么，那些丧失了工作、自由或者行动能力的人真的因为悲剧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好了吗？我们能相信这种说法吗？如果你认为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那么，你并不孤独。至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心理学家们都认为，可怕的事情，比如痛失挚爱或者受到暴力侵犯，一定会对经历这些事情的人造成严重的、破坏性的和持久性的影响。这种观念在传统智慧中根深蒂固，所以，那些没有因为此类事件而感到痛不欲生的人有时候会被诊断为患有“悲伤缺失症”。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传统的智慧其实是错误的。悲伤缺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一个世纪以来心理学家们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娇嫩的花朵，相反，在遭遇创伤的时候，我们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失去父亲、母亲或者配偶通常都被认为是悲剧，它的确也会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伤心，否认这一点无异于故意捣乱。不过，事实上，尽管大部分新近痛失亲人的人都要伤心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因此而长期郁郁寡欢，大部分人体验到的忧郁都没那么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一生中会经历诸如被强奸、身体受到伤害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打击，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因此而留下后遗症，或者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帮助。一些研究者指出：“在经历过有可能带来心理创伤的事件后，最常见的发展轨迹就是适应和恢复。”事实上，通过对那些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人进行研究，心理学家们发现大部分人都生活得很不错，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人会宣称自己的生活因此得到了改善。我知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乡村歌曲的歌名一样可疑，但是事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事情变得很糟糕之后，通常可以应付得很好。
如果适应性如此常见，为什么我们还会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呢？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在监狱中度过的人生可以是“辉煌的经历”，也无法将瘫痪看做赋予生活“新方向”的“独特机遇”？当听到经历过多年痛苦化疗的运动员说“我并不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当听到一名终生残疾的音乐家说“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希望一切还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或者在听到四肢或者下肢瘫痪的人说他们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幸福的时候，大多数人为什么会感到难以置信呢？我们仅仅通过想象来理解这些事情，因此，对我们而言，那些亲身经历过此类磨难的人所说的话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又凭什么跟那些真正经历过这些事的人争论呢？
事实上，这些负面事件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这些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那样长。在被要求预测自己在某些情况之下（比如失去工作或者恋人、支持的候选人输掉了重要的选举、支持的球队输掉了重要的比赛、搞砸了一次面试、考试不及格或者在竞赛中失利）的感觉时，人们通常会高估自我感觉的糟糕程度和持续时间。肢体健全者为了避免残疾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远比残疾者为变得健康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大，因为肢体健全的人常常会低估残疾人的幸福度。一组研究人员指出：“比起那些想象自己有着同样身体状况的人，罹患慢性疾病的人或者残疾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通常会更高一些。”的确，在健康人的想象中，患有83种疾病的状况“比死亡还糟糕”，但是，真正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并未选择自杀。如果负面事件对我们的打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想象呢？如果心脏病和灾难不过是披着灾难外衣的福气，那么为什么它们的伪装如此有说服力呢？答案是，人类的大脑更愿意利用歧义。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有歧义，那就接着往下读，让我也来利用一下它吧。
找针的游戏
比从干草堆里找一根针更困难的事情就是从一堆针里找出一根针。当一件东西被同类事物包围时，自然会同它们融合在一起；而当它被不同的事物包围时，自然就会凸显出来。请看下面的图8–1。如果现在你手中拿着能够精确到微秒的秒表，你会发现自己从上面的排列中找到字母“O”（这时它被数字包围着）的速度比从下面的排列中（这时它被字母包围着）找出它的速度要快。这种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从字母当中找出某一个字母要比从数字当中找出某个字母困难一些。不过，要是我要求你找的是数字“0”而不是字母“O”，你从下面的排列中找到它的速度就比你从上面的排列中找出它的速度更快。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线性结构来很好地解释大部分基本感觉方面的能力。比如视觉，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发光性、对比、视网膜杆、视锥细胞、视神经、视网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就算了解了表中那些字母或数字的所有物理特性与人类眼睛的所有解剖学特征，如果不知道这个“圈”对观察者的意义是什么，你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找出这个“圈”的速度比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要快。
图8–1
即使是在最基本的心理活动中，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尽管这一点对你我这样有理智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心理学家们白白忙活了30年的工夫，却没折腾出什么结果。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验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忙着给走迷宫的老鼠计时，或者观察鸽子衔钥匙的动作，因为他们相信，理解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刺激源，观察有机体对该刺激的反应，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们希望通过精确衡量有机体对特定物理刺激的反应，比如灯光、声音、食物，来建立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旨在发现能够观察到的刺激和能够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意义”这种概念模糊且没有清晰的界限，所以不能用意义来联系刺激和行为。可惜，他们想得太简单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老鼠和鸽子是对呈现在现实世界中的刺激作出反应的，而人类却是对自己头脑中呈现出来的刺激作出反应的。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刺激创造出了头脑中的主观刺激，而人们正是对这些主观刺激进行反应的。比如，图8–2中两个单词中间的字母是完全一致的物理刺激（我发誓——因为是我亲自剪切并粘贴了它们），然而，大部分懂英语的人都会对它们产生不同的反应，看法不同，读法不同，记忆形式也不同，认为其中一个代表的是字母H，而另外一个代表的是字母A。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是字母H，而另外一个是字母A。毕竟，印出来的那些曲曲弯弯的线条到底是什么并不取决于其客观构成，关键是我们在主观上如何阐释它。用一条横线连接两条竖线所形成的符号，在被T和E夹在中间的时候是一种意思，而在被C和T夹在中间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意思。于是，将我们同老鼠和鸽子区别开来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我们是对这些刺激的意义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刺激本身作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在叫我“小浑球儿”之后还能够全身而退，而你就不同了。
图8–2 中间的字母在不同的背景中有不同的意义
是银行还是河岸？
大部分刺激都是有歧义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止有一个意义。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消除它们的歧义，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从这个刺激的诸多可能的解释中找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研究表明，背景、频率和新近度是影响判断的最重要的因素。
• 先来考虑背景。在英语中“bank”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存钱的地方”，另外一种含义是“河岸”。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理解错如“The boat ran into the bank”（小船撞上了河岸）或者“The robber ran into the bank”（劫匪闯进银行）这样的句子，因为“船”和“劫匪”这两个词提供了足够的背景知识，使我们能够清楚判断出“bank”在两个句子中的不同含义。
• 再来考虑频率。我们过去同某种刺激接触的经验提供了判断其意义的依据。比如，一位信贷官员就有可能将“Don,t run into the bank”解释成关于如何在工作场所行走的警告，而不是关于如何驾驶船只的可靠建议，因为在一位信贷官员的职业生涯中，他所听到的“bank”更多被应用的是其金融含义而不是其海事含义。
• 最后考虑新近度。如果最近刚刚看过关于保险箱的广告，即使是一名船工也很有可能将“Don，t run into the bank”中的“bank”理解成金融机构而不是河岸，因为这个词的金融含义在他头脑中还很活跃。其实，因为我在这一段中讨论了“bank”这个词，所以，我敢打赌，你会由“He put a check in the box.”（他将支票放到盒子里/他在方框上打了一个勾）这句话想到一个人将一张纸放进容器里的景象，而不是有人在回答调查问卷的景象。
跟老鼠和鸽子不同，我们对意义作出反应，而背景、频率和新近度是影响判断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决定了在遇到有歧义的刺激时我们会选择对哪种意义作出反应。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同样重要而且更有意思的因素。跟老鼠和鸽子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愿望和需求。我们不但是世界的观察者，还是它的投资人，并且常常更希望某个刺激的意义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图8–3中的方块，这个东西（根据发明它的瑞士晶体学家的名字而被命名为“内克尔方块”）的歧义是固有的，你只需要盯着它看上几秒钟，就能够亲自证实这一点。一开始，这个盒子看起来是侧立的，你感觉这个盒子是放在自己正前方的，你正在平视它，圆点的位置在盒子的内部，也就是背面和底面相交的地方。如果你看的时间够长，这个图片就变样了，盒子看起来像是立在地面上的，你感觉自己正在俯视这个盒子，圆点现在位于盒子上端的右内侧角上。因为对这个盒子的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于是，大脑就兴高采烈地在这两种解释之间不停地转换。直到最后你头晕眼花颓然倒下的那一刻，你还能感觉到一种淡淡的愉悦感。但是，如果其中一种解释比另外一种更好呢？也就是，如果你更希望看到其中的一种解释呢？试验证明，如果测试对象会因为看到盒子在自己前方或者下方而受到奖励，那种会得到奖励的解释“跳出来”的频率就会比另外一种更高，然后，他们的大脑就会“抓住”这种解释而不再左右摇摆。换言之，当某个刺激有多种解释方式的时候，大脑一般会选择它想要的那种解释。这意味着，你的偏好会跟背景、频率和新近度一样影响你对某个刺激的阐释。
图8–3 如果你盯着内克尔方块看，它的方向就会不断转换。
这种现象并不是在解释古怪图形时特有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呢？（好了，别装了。你知道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要求一些研究对象（定义者）写下他们对“才华”的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来估计自己的才华。然后，其他研究对象（非定义者）被要求根据第一组人写下来的定义来估计自己的才华。有意思的是，那些定义者对自己才华的评价要比非定义者高。因为定义者有随心所欲定义“才华”这个词的自由，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定义这个词，也就是根据一些他们碰巧擅长的行为来定义这个词（“我想才华通常指的是非凡的艺术成就，比如，我刚完成的这幅画作。”或者“才华指的是一个人天生的能力，比如说比其他人都要强壮。现在可以把你放下来了吗？”）。定义者能够自行制定才华的标准，而且他们更可能达到自己制定的标准，这并非巧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才华、很友好、聪明并且没有偏见，是因为这些词的意义在本质上都跟内克尔方块一样，出于自身的目的，头脑自然而然地利用了每个词的歧义。
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评价更高
当然，最丰富的、可利用的歧义的来源并非词、句或者图形，而是每个人生活中微妙的、色彩斑斓的、多维的经验大杂烩。如果说内克尔方块有两个可能的解释，“才华”这个词有14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离开家”、“生病”或者“在美国邮政局找到一份工作”这些经历则有成百上千种可能的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结婚、生子、找工作、从国会辞职、进监狱、残疾，都比画出来的弯曲线条和彩色方块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创造出大量的歧义，而且这些歧义都在乞求我们快来利用它们。其实，它根本就无须太努力地乞求。比如，某项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被告知他们将会吃到一个美味但是不健康的奶油圣代冰激凌（吃冰激凌的人），而另外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将会吃到一盘苦涩但是有益健康的新鲜甘蓝（吃甘蓝的人）。在真正吃这些食物之前，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比较一些食物的相似性，其中包括奶油圣代冰激凌、甘蓝和斯帕姆午餐肉（这东西是公认的既不好吃又没营养的食物）。结果，吃冰激凌的人认为斯帕姆更像甘蓝，而不是冰激凌。为什么？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他们倾向于从口味的角度来考虑食物，所以，跟甘蓝和斯帕姆不同，冰激凌很可口。而在另一方面，吃甘蓝的人认为斯帕姆更像冰激凌，而不像甘蓝。为什么？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吃甘蓝的人倾向于从健康角度来考察食物，所以，跟甘蓝不同，斯帕姆和冰激凌都不健康。那些奇怪的原因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内克尔方块既在你前方又在你下方一样，冰激凌既含有高热量又香甜可口，而甘蓝则是虽有益健康却味道苦涩。你我的大脑很容易就能够在两种看待食物的不同角度之间进行转换，因为我们不过是在阅读相关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吃其中一种食物的话，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自发地利用起食物特征的歧义，并促使我们以令自己愉快的方式进行思考（美味的甜品或者营养丰富的蔬菜），而不是以令自己不愉快的方式进行思考（让人长胖的甜品和苦涩的蔬菜）。一旦潜在的体验变成了实际的体验，一旦我们同这样东西产生了利害关系，大脑就会努力找一个令人愉悦的体验阐释方式。
因为体验的歧义是固有的，所以找到某种体验的“正面观点”通常跟找到内克尔方块的“下方视角”一样容易，研究也证明，大部分人经常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个技能。在把厨具买回家之后，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会更高；在接受工作后，求职者对它的评价会更高；在获得入学资格之后，中学生们对大学的评价会更加积极。比起走向下注窗口的时候，赌马者会在离开下注窗口的时候对自己下注的马更有信心；而比起进入投票站的时候，选民会在离开投票站的时候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评价更高。烤面包机、公司、大学、赛马和参议员都不错，但是一旦它们成了我们的烤面包机、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大学、我们的赛马和我们的参议员，立刻就会变得更好。类似研究表明，在某种东西属于自己之后，人们倾向于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它。
生理与心理的自我平衡
在伏尔泰的经典小说《老实人》当中，邦格罗斯博士是一位“形而上的神学宇宙学家”，他相信自己生活在完美无缺的世界中。
他说：“很显然，事情不可能是其他样子的，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有被创造出来的理由，而且它们必定是为了最好的那个理由而被创造出来的。比如，鼻子是被创造出来支撑眼镜的，所以我们戴眼镜。正如你所见，腿是用来穿马裤的，所以我们穿马裤。石头是用来筑城堡的，于是，我的主人就拥有了一座美丽的城堡，因为本省最伟大的男爵就应该拥有最豪华的住所。因为猪是用来吃的，所以我们整年都在吃猪肉。因此，那些说一切都好的人是在说蠢话，他们应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
前面我介绍的各种研究似乎说明了人类是无可救药的邦格罗斯。看待体验的方式比体验本身丰富得多，而且人类常常能够非常有创造力地找到各种解释中最好的一个。可是，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我们不会瞪着无辜的眼睛四处闲逛，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从心底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痔疮和婚姻这样的奇迹呢？因为，尽管人类的大脑很容易上当，但它却不是一团糨糊。如果世界是这样的，而我们希望它是那样的，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也就是我们看待、记忆和想象它的方式）其实混合了严酷无情的事实和令人宽慰的错觉，二者缺一不可。假如我们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去体验它，那我们每天早上就会绝望到不愿意离开床铺；假如我们完全根据我们想要的样子来体验世界，那我们将会受到蒙蔽，甚至找不到自己的拖鞋。我们也许是在透过玫瑰色的镜片看世界，但是玫瑰色的镜片既不是模糊不清的，又不是清澈透明的。它们不能模糊不清，因为我们还得相对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以便能够参与其中，开飞机、收庄稼、给婴儿换尿布，还有其他一些聪明的哺乳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它们也不能是清澈透明的，因为我们还需要它们瑰丽的色调来激励我们，这样我们才能设计直升机（“我确信这东西能飞”），种植庄稼（“今年收成一定会好”）和忍受那些婴儿（“他带给我多少快乐啊”）。我们无法离开现实，也无法离开错觉。它们各有用途，同时又相互制衡，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就是这两个劲敌谈判并妥协的结果。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人类当做无可救药的邦格罗斯，而应该把他们当做拥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免疫系统的生物。这种心理免疫系统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灵抵御痛苦的攻击，其抵御方式同生理免疫系统帮助我们的身体抵御疾病侵扰的方式差不多。这个比喻出奇地贴切。比如，生理免疫系统必须平衡两个相互竞争的需求：识别并消灭病毒和细菌之类的外来入侵者的需求，以及识别并尊重身体自身细胞生长发育的需求。如果生理免疫系统不够积极，就无法保护身体免受外来微观猎食者的侵害，以致我们的身体感染疾病；而如果免疫系统太积极了，它就会错误地让身体自我对抗，我们就会患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理想的生理免疫系统必须能够平衡这两种竞争性需求，找到一个既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又不会过度保护的方法。
类似的，在面对拒绝、损失、厄运和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既不能把我们保护得过好（“我是完美的，而大家都在跟我作对”），也不能不提供适当的保护（“我是个失败者，应该去死”）。健康的心理免疫系统应该设法达到一种平衡，既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到可以鼓足勇气来应付各种情况，又不至于让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到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了。（“是的，我表现得不太好，对此我感到很难过，但是我还是有足够的信心再试一次”）我们需要受到保护，虽然不能毫无防御，但也不能一味防守，因此，我们的头脑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尽可能乐观的观点，同时，它又坚持这些观点必须合情合理，不能偏离事实太远。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会寻找一切机会对自己作出尽可能积极的评价，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些对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正面评价。例如，如果现在的室友看自己不顺眼，大学生们会申请调换宿舍，而如果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太高了，他们也会要求重新安排宿舍。没有人喜欢被愚弄的感觉，即使这种愚弄令人愉快。为了保持现实和错觉之间的平衡，我们会从自己的经历中搜寻积极的观点，但是我们只允许自己拥抱那些看起来可信的观点。那么，什么样的观点看起来更合理呢？
选择的艺术
大部分人都很看重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家们是通过收集和分析事实得出其每一个结论的。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相信吸烟有害健康而慢跑有益健康，或者地球是圆的而银河系是扁平的，或者细胞很小而分子更小，你会举出支持它们的事实作为论据。可能你需要解释，其实你并没有亲眼见过你所举出的那些事实，但是你确实知道，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有一些非常认真的、身穿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人利用听诊器、望远镜和显微镜积极地观察了这个世界，记录下他们观察到的情况并分析了相关信息，然后告诉其他人该如何看待营养学、宇宙学和生物学。科学家很了不起，因为他们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自从经验主义取代教条主义成为希腊医学的价值观体系，西方人就对那些以他们能够看到的东西为基础得出的结论怀有崇敬的态度。那么，如果我们的结论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愿望、渴望和想象之上，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的结论非常可信，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也许更愿意相信大家都爱我们，我们能够长生不老，还有高科技股很快就要大规模反弹，而且，只要轻轻按一下自己脑门上的按钮，一切都将按照自己期待的模式发生，但是，这并不是“相信”这个心理过程的运作方式。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脑和眼睛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大脑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不相信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相信什么的话，它就必须有事实作依据，或者至少不是极其明显地与事实不符。
大脑只接受可信的景象，而且这些景象必须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才能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经历呢？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过是由破烂不堪的汽车、失望的伴侣和瘪瘪的蛋奶酥构成的，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自己是伟大的司机、称职的爱人和杰出的厨师呢？答案很简单：我们会烹调事实。有许多种不同的收集、解释和分析事实的技巧，而不同的技巧常常会导致不同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会对全球变暖的危险、供应经济学中减税刺激生产的政策的益处以及低碳水化合物食谱的好处持有不同的态度。好的科学家应该利用其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然后接受由此得出的结论，无论这些结论是什么。但是，糟糕的科学家会利用这样的复杂性，选择特别有可能得出他们所希望的结论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样，他们就能够在事实支持之下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在事关自己和自身经历的情况下，在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时，大多数人都是超级糟糕的科学家。
比如，取样问题。因为科学家不可能观察每一个细菌、每一颗彗星、每一只鸽子或者每一个人，他们只好研究取自这些群体的一小部分样本。严谨的科学和一般的常识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必须从待研究群体的各个层次中选取样本，这样，研究结果才能够反映整个群体的情况。如果我们只电话访问奥兰治县的共和党人，或者无政府主义组织中的执行官员，那么这样的民意调查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正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搜寻利己的信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结论。比如，某项研究的研究对象被告知，他们在智商测验中的得分很低，然后再让他们浏览一些关于智商测试的报刊报道。这些人阅读质疑智商测验可靠性的文章的时间要比阅读认可智商测验的文章的时间长。另一项实验中的研究对象被告知他们得到了一位导师的高度评价，然后，他们就开始对赞扬这位导师的能力和聪明才智的信息感兴趣了，而对那些质疑其能力和才干的信息就不那么感兴趣了。通过控制自己接触到的样本信息，这些人间接地控制了自己将会得出的结论。
你自己也很有可能会这样做。比如，如果你曾经购买过汽车，你就能够注意到，一旦你决定购买本田车而不是丰田车，你就开始认真地看报刊上关于本田车的广告，而对其竞争对手的广告一扫而过。如果你的朋友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询问你这样做的原因，你很可能解释说，比起你已经决定不买的车，你更有兴趣学习一些自己决定要购买的车的信息。但是，“学习”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平衡地掌握知识，你通过阅读本田车的广告学到的知识可不是一般的一边倒。广告中包含的几乎都是所述产品的优点，因此我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就会产生一种有趣的副产品——你将会被浸淫在证实你作出了英明选择的那些信息中，而且只掌握了这类信息。
我们不但会从杂志中寻找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还会从记忆中选择它们。比如，在某项研究中，一些实验对象（成功外向组）看到一些实例，它们暗示，比起性格内向的人，性格外向的人能够得到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升职机会；而另外一些人（成功内向组）看到的是包含相反暗示的实例。然后，这些人被要求回忆自己过去经历中的某些特定行为，并根据这些经历来判断自己的性格到底是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这时，成功外向组的人更倾向于回忆起自己厚着脸皮去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事情，而成功内向组的人则倾向于回忆自己看到喜欢的人却因为害羞不敢去打招呼的事情。
当然，他人（而不是杂志和记忆）才是最丰富的信息来源，可以证明我们决策之英明、技能之全面，以及我们热情奔放的个性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我们更愿意给自己机会来接近能够支持自己想要的结论的信息，这种倾向在选择同伴的时候特别明显。你也许注意到了，除了篮球巨星威尔特·张伯伦，没有人会从随机样本中选择朋友和恋人。恰恰相反，我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小心翼翼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确保我们的身边都是喜欢我们并与我们相像的人。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向熟识的人们征求建议和意见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帮助我们打消疑虑，支持我们心安理得地得出我们想要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本来就跟我们的一样，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这么说会伤害我们。即使身边的人们有时候无法说出我们想听的话，我们也会有办法让他们说出来。
比如，研究表明，人们特别喜欢问一些能够不着痕迹地控制答案的问题。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你遇到的最好的情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只有一个能让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如果你问“你认为我在做爱时哪个环节做得最好”，这个问题就提得相当聪明，因为只可能有一个会让我们感到真正沮丧的答案（或者如果你算上“这让我想起威尔特·张伯伦”这个答案的话，就有两个）。研究证明，出于直觉，人们更喜爱提出那些能够引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的问题。在听到这些答案之后，他们又会相信这些自己诱导别人说的话，这就是“告诉我你爱我”这句话至今还那么流行的原因吧。简而言之，我们通过听取自己放到其他人嘴里的那些话来支持自己想要得出的结论，这些人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挑选的标准就是：他是否能够说出我们想听的话。
情况还可以更糟糕，因为我们甚至有办法让别人在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就支持我们想要的结论。考虑一下这些情况：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司机、情人或者厨师，我们并不需要在蒙上双眼的情况下练习路边停车，不需要撅撅嘴就能够让上万个美女心醉神迷，也不需要会做美味的千层酥皮饼，让所有法国人都放弃本国的料理而宣布忠于我们的厨房，我们只要比其他大多数人停车停得好，接吻接得好，做饭做得好就行了。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呢？你怎么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当然是通过往周围看了！但是，为了确保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通常是有选择的。比如，某项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接受了貌似真实的社交敏感度测试，然后被告知他们答错了大多数问题，接着，再让他们看别人的测试结果，其中既有表现比他们好的，也有表现不如他们的。结果，他们自动跳过了那些表现比自己好的人的测试结果，而花很长时间认真看了那些做得更差的人的测试。得了个C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只要我们跟得D的人比较就行了。
在利害攸关的时候，这种寻找比自己表现得更坏的人的倾向尤其明显。患上癌症这类致命疾病的人特别愿意将自己跟病情更严重的人进行比较，这解释了为什么接受某项研究的96%的癌症患者都认为自己比一般的癌症患者情况要好。如果我们找不到比我们表现更差的人，也许我们会主动创造一个。某项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选择作出暗示来帮助朋友完成测试，也可以选择给出误导性的暗示。当这项测试被描述成游戏的时候，大部分研究对象都选择帮助朋友，而当它被描述成衡量智力水平的重要测试时，他们都选择误导朋友。很显然，如果我们的朋友不能够自觉地考最后一名，好让我们能够品尝得第一的滋味，我们并不会排斥陷害他们。当我们蓄意破坏朋友表现的阴谋得逞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完美的比较标准。根本原理就是：大脑和眼睛建立了合同关系，根据合同要求，大脑同意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作为回报，眼睛也同意寻找大脑想要的东西。
双重标准下的选择行为
不管是依靠选择信息还是选择信息提供者，总之，我们烹调所遇到的事情的能力帮助我们得出了自己所乐见的且令人信服的结论。当然，要是你曾经同来自对方阵营中的某个人讨论过一场橄榄球比赛、一场政治辩论，或者6点档的新闻报道，你肯定早就发现了，即使遇到了与自己偏好的观点相冲突的事实，人们也有忽视它们、忘记它们或者从异于常人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绝技。当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的学生观看同一场橄榄球比赛时，两校的学生都宣称，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对方球队应该为比赛场上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负责。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观看电视上的总统候选人辩论时，两方的观众都宣称，事实证明本方的候选人获得了胜利。当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观众观看同样的中东新闻报道时，两派支持者都认为事实上这些报道是针对本方的有失公允的报道。哎，这些事实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一点：人们倾向于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然而，不可避免地，很多时候，那些不友好的事实实在太明显，根本无法对其置之不理。当我们球队的防守截锋被发现使用了铜制护具，或者我们支持的候选人在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自己挪用了公款时，我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或者置之不理。当严酷的现实就是不肯乖乖合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坚持自己偏好的结论呢？虽然“事实”这个词看起来好像意味着无可辩驳、不容置疑的东西，其实，它不过是满足某种证明标准的一些解释和推测。如果我们把标准设定得足够高，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能够证实的事实，其中包括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个事实。但是，如果标准设定得足够低，那么所有的事情就会一样真实。因为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如此无法令人信服的哲学思想，因此我们一般会将评价的标准设置在二者之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这个标准应该被设定在哪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在评价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时，我们都得把它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如果老师让自己偏爱的学生进行更简单的考试，而给自己不喜欢的学生出更难的考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联邦法规的制定者要求外国产品比本国产品通过更严格的安全测试也是不公平的；法官坚持辩方律师应该比控方律师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同样是不公平的。
然而，在面对同自己想要的结论一致或不一致的事实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是采取了这样的双重标准。在某项研究中，研究对象被要求评估两份关于死刑可遏制犯罪率的科研报告。其中一份调查报告使用的是“跨州比较方法”（也就是平行比较采用死刑和不采用死刑的州的犯罪率），而另外一份报告使用的是“州内前后比较方法”（也就是比较一个州采用或者废除死刑前后的犯罪率）。在半数人看来，跨州比较证明死刑有效，州内前后比较证明死刑没有效果，而另一半人的看法恰好相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对象会倾向于选择任何能够证实自身政治观点的研究方法。如果州内前后比较得出的结论并非其所乐见的，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州内比较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就业率和收入这些因素因时而异，所以，某个10年（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率同另一个10年（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当跨州比较得出其不乐见的结论时，他们会立刻认识到跨州比较没有意义，因为就业率和收入这些因素存在地理差异，因此一个地方（比如亚拉巴马）的犯罪率同另外一个地方（马萨诸塞）的犯罪率不具备可比性。很显然，他们给与其所乐见的结论相冲突的研究方法设定了更高的标准门槛。因为掌握了这种技巧，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和自身的体验，并得出可信的观点。比如，某项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被告知，其在社交敏感度测试中得分很高或者很低，然后又被要求评价两份科学研究报告的价值，一份说测试可靠，而另一份说测试不可靠。在测试中表现良好的实验对象相信，证明测试可靠的报告比证明测试不可靠的报告使用了更加严谨合理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测试表现很差的实验对象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
当事实威胁到了我们偏好的结论的正确性时，我们就会更加仔细地检查它们，并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分析它们。我们还会要求更多的事实，比如，你需要多少信息才能够确信某人很聪明？仅靠优异的学习成绩能够说服你吗？或者智力测验结果呢？你需不需要了解他的老师和雇主都是怎么评价他的？在某项研究中，研究对象被要求评估另外一个人的智力，在愿意承认某人真正聪明之前他们都要求得到一定量的信息。但是有趣的是，如果某人是个让人不堪忍受的麻烦精，那么研究对象就会要求得到大量的证据，而在评价幽默、和善和友好的人时，他们需要的信息则少得多。当我们选择相信一个人很聪明的时候，一封推荐信就足以证明他的才智，可是，如果我们不想相信他很聪明时，我们会要求满满一文件袋的各种材料、测试和证词。
在我们想要或者不想相信一些攸关自身利益的东西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比如，某项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被邀请接受一次身体检查，以确定其体内是否含有一种危险的致病酶，它会使人们很容易患上胰腺功能紊乱症。研究对象在一条普通的纸上放一滴自己的唾液，而研究人员骗他们说这是一张医学试纸。然后，有些人（阳性受试者）被告知如果试纸在10～60秒的时间内变绿，就证明他们缺乏这种酶。而另一些人（阴性受试者）则被告知，如果试纸在10～60秒内变绿，就证明他们不缺乏这种酶。尽管，这不过是张普通的纸，永远也不会变绿，但是，在确定试验完成之前，阴性受试者比阳性受试者等待的时间要长得多。显而易见，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证据来证实自己是聪明的和健康的，但是要相信自己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必须要看到一大堆的证据才行。我们会问某个事实是否允许我们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却要问某个事实是否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毫不奇怪，不被喜欢的结论必须经历更严格的证明标准的考验，也更不容易过关。
2004年7月，意大利蒙扎市政府采取了一项非比寻常的措施，禁止使用养鱼盆。他们的理由是，“金鱼应该被养在长方形的鱼缸里而不是圆形的鱼盆里，因为被养在鱼盆里的金鱼看到的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世界，并因此受到折磨。”他们没有提到淡而无味的饵料、轰鸣的水泵或者愚蠢的塑料城堡。不，唯一的问题就是，圆形的鱼缸扭曲了金鱼的视觉体验，而金鱼拥有如实看到世界的基本权利。蒙扎市那些善良的市政委员们却没有说人类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把现实扭曲了的视野并不可以轻易消除，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比起真实的视野，这种失真带给我们的折磨要少得多。失真的现实图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实是有歧义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多种不同方式来解释它，每种观点都很令人信服，而且还有一种解释比其他解释更好。为了确保我们所见到的事物都是令人信服的，我们的大脑接受眼睛所见到的。它们的共谋使我们可以生活在严酷现实和舒适错觉的平衡点上。可是，这些跟预言我们未来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我们生活在现实和错觉的交汇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