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相比较而言的幸福

“我这吻，绝不会因过多而腻得你恶心，

它越多，就越会惹得你饥渴难忍。

它让你的嘴唇时红时白，变化无穷尽。

十吻犹似一吻新，一吻甜过二十吻。

如果在这样消遣光阴的娱乐中共厮混，

那么，炎夏迟迟的长日，都好似余光匆匆的一瞬。”

——莎士比亚《维纳斯和阿都尼斯》

没有人曾经亲眼见到飞翔的“温内贝戈尔”号游轮，而每个人都亲身体验过时间的消逝。可是为什么想象前者要比想象后者更容易呢？因为，虽然一艘重达2万磅的巨大游轮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动力在空中飞行，然而一艘飞行着的“温内贝戈尔”号至少看起来像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头脑中勾勒出一幅这样的画面。我们在头脑中勾勒实实在在的事物的能力十分惊人，因此我们才可以在物理世界中有所作为。试想一只圆形的燕麦片包装盒上放了一只葡萄柚，然后再想象将盒子朝着远离你的方向倾斜，你就可以预见到葡萄柚跌落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你飞快地扳回盒子，葡萄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跌落，而如果你扳得很慢，它则会向你所在的相反方向跌落。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想象行为对自己正在想象的东西进行合理的分析，并借此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重要问题，比如，在迫切想要一只葡萄柚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它落到你的大腿上。但是，时间不是葡萄柚，它没有颜色、形状、尺寸或者质地。你不能捅它、剥它、戳它、推它、漆它或者穿透它。时间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并不适合想象，所以，拍电影的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人工化手段、利用实实在在的物体来表达时间的流逝，比如风中飘洒的日历，或者飞快旋转的时钟。然而，要想预见未来，我们就必定要被时间包围，并从时间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在头脑中创造出时间这种抽象概念的样子，我们又该如何考虑和合理分析它呢？

空间维度上的幸福与时间维度上的幸福

在需要考察某个抽象概念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想象与其相像的一种现实物品，然后以该物品为目标进行理性分析。对大多数人来讲，空间就是同时间相似的那个现实物体。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将时间当做有空间方向性的东西来考虑，因此，我们会说过去在我们身后，而未来在我们前面；我们正在走向衰老，却常常回顾年幼时；日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就像飞翔的“温内贝戈尔”号游轮从我们头顶飞过。从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来看，似乎实际上我们正在离开位于远处的昨天，并走向位于前面的明天。在画时间线条的时候，说英语的人会将过去放在左边，说阿拉伯语的人则会将过去放在右边，而说汉语普通话的人会将过去放在底部。但是，不管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我们都将过去放在了某个位置上，将未来放在了另一个位置上。事实上，在解决同时间有关的问题时（比如，我在遛狗之后、读报之前吃早饭，那么我最先干的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将这三个目标（早饭、狗和报纸）进行有秩序的线性排列，然后看看哪一个在最左边（或者最右边，或者最底端——这取决于我们的母语是什么）。通过比喻来进行理性分析是一个绝妙的技巧，它可以使我们扬长避短，利用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来考虑、谈论和分析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唉！可惜比喻既能够启迪我们又可能会误导我们，同样，我们赋予时间以空间维度的习惯也具有这两方面的效果。假如，你跟一位朋友好不容易在一家需要提前3个月预订的新开张的时尚餐厅订到了位置，在浏览过菜单之后，却发现你们两个人都想吃山葵酱浇山鹑。可是，你们两个都是很要面子的人，知道同桌就餐的两个人在一家高级餐厅点同样的菜几乎等同于在饭店大厅带着同样的米老鼠耳朵头套一样，所以，你们决定一个人点山鹑，而另外一个人点鹿肉秋葵汤，你们将会以体面的方式分享这两道菜。你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避免被怀疑成游客的尴尬，还因为相信变化是生活的调味料。关于调味料的比喻非常少，不过这一个还不错。事实上，如果我们在饭后测量你们的愉悦程度，很可能会发现你和你的朋友都更享受这种分享的做法，而不是每个人各点一份山鹑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在时间中展开，就会发生奇怪的现象。假如这家餐馆的经理被你不落俗套的衣着打扮深深吸引，并邀请你（而不是你的朋友，看来他有必要改变一下形象了）在明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餐馆享用一顿晚餐，他将会为你预留整个餐厅最好的一张桌子。因为厨房有的时候会缺乏某种食材，所以，他要求你现在就决定每次就餐的时候想吃哪道菜，这样他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你提供你想要的高品质服务。你再次翻阅了菜单。你讨厌兔肉，吃小牛肉听起来又太残忍，你对蔬菜千层饼也完全没有兴趣。在看菜单的过程中，你发现只有四道菜能够打动你迅速膨胀的渴望：山鹑。鹿肉秋葵汤、烟熏鯕鳅，还有藏红花意大利调味海鲜饭。很明显，山鹑是你的最爱，即使没有经理的诱惑，你也恨不得点上12份。但是，那样就显得太不雅、太不体面了，而且，你还想享受生活的调味料。所以你要求经理每隔一个月准备一次山鹑，而剩下的6顿饭依次准备秋葵汤、鯕鳅和意大利调味饭。

我的朋友，也许你在穿衣打扮方面非常有品位，但是，一牵扯到食物，你这样做可就自毁招牌了。为了研究这种体验，研究者连续几周邀请研究对象每周到他们的实验室去吃一次点心。他们要求其中一些研究对象（选择者）事先选好自己想要吃的点心，正如你会做的那样，他们选择享用适度多样化 的点心。然后，研究人员又邀请了另外一组研究对象连续几周到实验室来。其中一些人每次都吃自己最喜爱的点心（无变化组），而另外一组在大多数时候吃的是自己最爱的点心，有时也会吃次爱的点心（变化组）。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测量了这些人的满足程度，发现无变化组的人们比变化组的人更开心。换言之，变化削弱了而不是增加了人们的幸福度。请等一下，有些事不太对劲，而这跟鯕鳅无关。为什么当我们与朋友在高档餐厅共同进餐的时候，变化成了生命中的调味料，而在连续几周享用点心的时候，变化却变成了人生幸福的绊脚石了呢？

生活中最残忍的真理之一就是：美妙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最美妙，但当它一再出现之后，其美妙程度也渐渐降低。只要比较一下你的孩子第一次叫“妈妈”和上一次叫“妈妈”，或者你的父母第一次说“我爱你”和上一次说这句话时你的不同感受，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不断重复某个经历——聆听某一首特定的奏鸣曲，同某个特定的人做爱，从某个特定房间的特定窗户看日落，我们会很快适应这种情况，每一次这种经历带给我们的愉悦也会减少一分。心理学家称之为“习以为常”，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效益递减”，而我们称之为“婚姻”。但是，人类找到了两种对抗这种效应的武器：多样性和时间。一种对抗习以为常的方法就是增加经历的多样性（“嘿，甜心，我有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我们这一次从厨房的窗户看日落吧”）。另外一种对抗习以为常的方法就是延长同样体验的间隔时间。如果每天时钟敲响12下的时候我们都互碰手中的香槟酒杯并亲吻爱侣，它就会变成一种相对无聊的体验，可是，如果我们只在新年钟声响起时才这样做，并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做这件事，这个体验就会带来无穷无尽、大把大把的幸福感，因为一年的时间足以让习以为常的效应消失。这里的关键点是，时间和多样性都是减弱习以为常效应的途径，但是，如果你已经采取了一种方式，那么你就不需要另外一种了。事实上（这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所以请放下你手中的叉子，仔细听好了），如果两个事件之间间隔的时间足够长，多样性非但是不必要的，还会带来损失。

图7–1　当消费速度很快时，多样性会提升幸福度。

如果你允许我利用一些合理的假设，我可以很精确地证明这个事实。首先，想象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叫做“幸福指数量表”的仪器并以“嘿盾”（hedon）为单位测量一个人的幸福度。现在，我们再来进行喜好假设：假设第一口山鹑给你带来比如50嘿盾的幸福度，第一口秋葵汤给你带来40嘿盾的幸福度。这意味着两者之间你更爱吃山鹑。其次，我们来进行习以为常度的假设：假设从你吃第一口开始，此后，比如10分钟内，同一道菜的每一口带给你的愉悦程度都会减少1嘿盾。最后，让我们来进行消费速度假设：假设你通常以30秒钟每口的速度吃东西。图7–1反映了在喜好、习以为常度和消费速度的假设条件下你的幸福度变化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地最大化你的愉悦程度的方法就是先吃10口山鹑之后再换吃秋葵汤，这是在开吃5分钟后进行的。为什么要换口味呢？因为，正如图中斜线所示，第11口山鹑（在第5.5分钟时吃的）只能给你带来39嘿盾的幸福度，而一口还没有品尝过的秋葵汤会带来40嘿盾的幸福度。所以，在就餐过程中，你和朋友应该交换盘子、座位或者至少是米老鼠耳朵头套。但是，现在，请看一下图7–2，让我们了解一下通过改变你的消费速度来延长享受美食的过程能够带来多么明显的幸福度变化。如果你每吃一口就会停歇10分钟以上（在这个例子中，是15分钟），那么习以为常的效应就不会显现了，也就是说，每吃一口都像吃第一口一样愉快，所以，秋葵汤就永远也赶不上山鹑了。换言之，如果你吃得足够慢，多样性不但没必要，还会带来损失，因为秋葵汤带来的愉悦感永远比山鹑要小。

图7–2　当消费速度很慢时，多样性会降低幸福度。

那么，当你和朋友一起坐在假想的餐馆里时，你们要了两道菜共同分享。你知道自己吃下两口食物之间的间隔不长，所以你们请多样性来调剂口味。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在餐馆经理邀请你事先点好明年每个月就餐的菜品时，你也点了许多样。你已经有充足的间隔时间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多样性呢？这都怪空间比喻（参见图7–3）。因为你利用摆在同一张桌子上间隔不过几英寸的盘子来想象在时间上间隔开来的几个盘子，所以，你认为适用于空间间隔的盘子的分析一定也适用于时间间隔的盘子。当盘子之间的间隔是空间时，追求多样性是非常合理的。毕竟，谁愿意坐在一张摆着12道山鹑的桌子上进餐呢？我们热爱什锦盘、拼盘和自助餐，是因为我们想要（也应该想要）在同一场合拥有丰富的选择。问题是，在利用想象进行推理，并将分别在12个月内享用的12道菜想象成摆放在面前长桌子上的12盘菜时，我们将依次出现的选择误认为是同时出现的选择了。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时间间隔，而此时，多样性不但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愉悦，还会降低我们的幸福度。

图7–3　同时享用（左图）；依次享用（右图）。

想象的终点，不会距离起点太远

因为时间是如此难以想象，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当做空间来想象。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象它。比如，在想象未来事件的时候，我们头脑中的画面通常会包含相关的人物、地点、话语和行动，但是很少会包含一个明确的时间信息来说明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说这些话干这些事的。想象配偶在新年除夕对我们不忠的时候，我们头脑中的画面同想象在犹太教普林节、万圣节或者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的时候发现这种不忠行为的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用“理发师”替代“配偶”，或者用“谈话”替代“床上”，“在新年除夕发现配偶同邮差在床上”这句话反映的图景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如果只是把“新年除夕”换成“感恩节”则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其实，进行这样的替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唉，替换过后，头脑的画面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审视一张想象的画面，看到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但是看不到他们在什么时候干。总的来讲，头脑画面是不反映时间的。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对将来发生的事情会有什么感受呢？答案就是，我们经常会先想象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现在自己会有什么感受，然后再根据现在和以后之间存在误差这个事实进行一些调整。比如，我们让一个异性恋的半大小伙子描述他现在遇到身穿比基尼的百威啤酒宝贝用甜得发腻的声音邀请他给自己按摩时会有什么感受。他的反应其实是能够观察到的。他会微笑，眼睛睁大，瞳孔缩小，两腮通红，其他的器官也会产生自然的反应。现在，用差不多的问题来问另外一个半大小伙子，唯一的差别就是用“50年后”取代了“现在”，你将能够观察到几乎一样的反应。的确，曾经一度你甚至可能怀疑这家伙的想象完全集中在了红唇丰满的光脚女神身上了，根本就忘记了考虑这件事要在半个世纪之后才会发生。但是，给他一点时间，比如，几百微秒，当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想到时间因素后，他最初的激动和热情都消退了。因为他意识到青少年有自己的需要，而老爷爷有其他的需要，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与现在这样受丙酸睾酮控制的自己不同，垂暮之年的他可能不会因为仙女一样的少女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产生那么大的反应。他最初的急切以及其后的泄气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说明，在被要求想象未来事件的时候，他一开始先想象这些事发生在现在，然后才推演到将来，而到那个时候，身体的衰老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他的视力和性欲。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在最后的分析当中，小伙子考虑到了现在与50年之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谁又会在意他是在暂时被头脑中推销百威啤酒的浓妆艳抹的女推销员短暂吸引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呢？我在意，而且你也应该在意。小伙子先假想事情发生在现在，然后再根据此事会在以后发生这一事实对自己的想象进行修正，虽然这种判断方法被广泛采用，但是它注定会通往谬误。为了理解这个谬误的本质，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个实验。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猜测联合国到底有多少个非洲成员国。研究人员没有让他们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让他们利用猜测上下浮动范围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问其中一部分人这个数量比10少还是多，差距是多少；而问另一部分人这个数量比60多还是少，差距是多少。换言之，他们给了实验对象一个任意的起点，并要求他们修正这个起点使其到达合适的终点。这跟小伙子利用当前的艳遇来作为判断的起点（“我太兴奋了”），再通过修正它来得出最后结论（“不过，到那时我都67岁了，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兴奋了”），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判断方法的问题在于，起点对于终点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从10开始的实验对象猜测联合国大约有25个非洲国家，而从60开始的实验对象猜测的数量是45个上下。为什么会出现差别如此大的答案呢？因为实验对象是从判断起点是否正确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在意识到起点不正确之后，再慢慢移向合理的答案（“10显然不对，那么12呢？不对，也太少了。14？也许是25吧？”）。唉！因为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精力，从10开始和从60开始的小组都疲惫了，所以在到达终点之前就停下来了。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稀奇。如果你要求一个孩子从0开始正数，另外一个孩子从100万开始倒数，你可以确信，他们数累了就会放弃，他们停下来的位置肯定相差得非常远。起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停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

在想象未来事件并判断自己未来的感受时，人们会先想象这件事发生在当下，再根据这件事情实际发生的时间来修正这个想象，这时候，他们跟小伙子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某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被要求预言明天是早上吃肉酱意大利面感觉好还是下午吃感觉好。有些研究对象是饿着肚子预测的，而有些则不饿。当研究对象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预测的时候，他们认为下午吃意大利面比早上吃更愉快，当时饥饿与否对他们答案的影响微不足道。但是，有些研究对象是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作出预测的。准确地讲，他们是一边识别音乐音调一边作出预测的。研究表明，同时进行其他任务会让人们停在离起点非常近的地方。事实是，当研究对象一边识别音调，一边作判断的时候，他们判断在早上和下午享用意大利面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当时的饥饿感对他们的判断有着显著的影响：饥饿的人判断自己期待在第二天吃意大利面（无论什么时候吃），而不饿的人认为自己第二天不想吃意大利面（不管什么时候吃）。这种结果显示，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使用这种从一个极端移向另一个极端的方式来进行预测。也就是说，他们先想象自己现在是否想吃意大利面（如果饿，吃起来就是“味道不错”，如果不饿，吃起来就是“令人作呕”），并把这个预感当做起点来预言明天的愉悦程度。然后，正如那个假想的小伙子考虑到50年后自己对性感的风骚女子的态度也许会跟现在不同，并相应地修正了自己的判断一样，这些实验对象也通过考虑吃意大利面的时间来修正自己的判断（“晚饭吃意大利面很棒，但是早饭吃太恶心了！”）。然而，一边识别音调一边进行预测的人就没法修正自己的判断了，因此，他们的终点非常接近起点。因为在试图预测未来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把目前的感受当做起点，所以期待中未来的感觉更像现在的感觉而不是到时候我们真正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拿现在与过去作比较？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也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经历，可还是暗自渴望自己能够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你可以试试以下建议：在周一早晨冲进老板的办公室对他说：“我在公司服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自信工作卓有成效，因此我希望能够减薪15%……不过要是公司实在有困难，先减10%我也能够接受。”吉尼斯的那帮家伙一定会密切注意此事的，因为在劳资冲突不断的历史上，之前还没有谁曾经要求过减薪。的确，人们痛恨减薪，但是研究表明，他们痛恨减薪的原因跟薪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同“减”字脱不开干系。假设人们面临两个工作机会：第一份工作第一年收入3万美元，第二年收入4万美元，第三年收入5万美元；第二份工作第一年收入6万美元，第二年收入5万美元，第三年收入4万美元。在被要求作出选择时，人们一般都会选择第一份工作，尽管这三年他们总共赚的钱其实比第二份工作要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人们情愿减少总收入也不愿意经历薪金减少呢？

你是否有过在电视机的喧嚣声中沉睡过去却在另一个夜晚被轻微的脚步声吵醒的经历呢？要是有过，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人类大脑对绝对大量的刺激并不敏感，却对变化和差别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相对大量的刺激很敏感。比如，我蒙上你的双眼，然后让你在手上拿一块木头，并在木头上放一包口香糖，你能够感觉到吗？正确的答案是“不一定”。能否感觉到取决于你手中木头的重量。如果这块木头只有1盎司重，当我将5盎司重的口香糖放到上面的时候，你很快就能够感觉出这500%的重量。但是，如果你手中的木块有10磅重，那你根本就感觉不到0.03%的重量。“人们能否感觉到5盎司的重量？”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大脑并不能感知盎司，只能感知盎司的变化和差异。对于几乎其他所有的物理特性，情况也是如此。比起绝对大量，我们对相对大量更加敏锐，这一点并不仅限于像重量、亮度或者声音高低这样的物理特性。它还延伸到了主观特征上，比如价格、优点、还有价值等。大多数人都愿意为了节省50美元而开车穿过整座城市去买一台价值100美元的收音机，但是，如果要买的是一台价值10万美元的汽车，则没有人愿意这么辛苦，因为在买收音机的时候，50美元就是一大笔钱了（“哇哦！目标折扣店同款的收音机正在半价促销”），可是在买车的时候区区50美元就太微不足道了（“我辛辛苦苦地穿越整个城市就为了省下车款的0.05%！”）。

经济学家们无法认同这样的行为，他们会很正确地告诉你，你的银行账户中的储蓄是绝对金额，而不是“被剩下的百分比”。如果穿过整个城区节省50美元是值得的，那么无论这50美元是买什么东西省下来的，都没有什么区别。毕竟，当你用这50美元买菜和加油的时候，这些钱并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人们对经济学家们的说法置若罔闻，因为人类并不是用绝对金额来思考的，他们是用相对金额来思考的。50美元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取决于人们拿它跟什么比（所以人们才会不关心共同基金经理人是收取了投资收益的0.5%还是0.6%，却愿意花上几个小时在周日的报纸上搜索一张优惠券，好在买牙膏的时候节省40%）。市场营销人员、政客以及其他意图对公众施加影响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们对相对大量的偏好，并经常利用这一点来牟利。比如，一个历史悠久的伎俩就是，先要求一个人付出不太现实的大代价（“你能够在下周五参加我们的‘救救狗熊’集会，然后在周六参加在动物园举行的抗议游行吗？”），再要求他们付出一个相对较小的代价（“好吧，那么，至少，你可以为本组织捐助5美元吧？”），研究表明，在考虑过大代价之后，人们会更愿意付出那个较小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小代价看起来更……嗯，容易承受。

因为商品的主观价值是相对的，所以其价值会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每天早上走路上班途中，我都会顺路到社区的星巴克咖啡厅，交给服务生1.89美元，他会递给我一杯优于一般水平的20盎司装咖啡。我不清楚星巴克煮制一杯这样的咖啡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定价，但是，我知道，要是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售价突然涨到了2.89美元，肯定会立刻做出下面两件事中的一件：我会将新的价格同以前的价格进行比较，然后得出星巴克的咖啡现在贵得离谱的结论，并添置一个咖啡壶，开始每天在家煮咖啡；或者，我会将新的价格同我可以用这些钱购买的其他东西进行比较（比如，两支马克笔，一根32英寸长的人造竹子，或者1%的20张光盘装的迈尔·戴维斯蒙托爵士音乐节全集），然后得出星巴克的咖啡其实很便宜这样的结论。从理论上来讲，这两种比较我都有可能做，那么，我实际上做的是哪一种呢？

我们都知道答案：我会选择简单的比较。当我发现星巴克咖啡2.89美元一杯的时候，回想一下昨天我买同样一杯咖啡花了多少钱比想象用同样多的钱能够买其他什么东西要容易得多，因为回忆过去的经历比重新设想新的可能性要简单得多，所以我在应该同其他可能性比较的时候选择了跟过去比较。我其实应该将它跟其他可能进行比较，因为无论咖啡在一天以前、一周以前甚至是胡佛总统在任的时候售价是多少，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要花的是绝对的美元，而我需要回答的唯一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进口咖啡豆突然遭到禁运，而一杯咖啡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1万美元一杯，那么我唯一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用1万美元，我还可以做其他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带给我的满足感比一杯咖啡带给我的满足感是多还是少呢？”如果答案是“更多”，我就应该离开咖啡店。如果答案是“更少”，我就应该点一杯咖啡。

回忆过去比考虑其他可能性要简单得多，这一事实让我们作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决定。比如，人们更有可能购买从600美元降到500美元的旅游服务，但是却不愿意购买现价400美元、昨天却还在以300美元促销的一模一样的服务，因为把服务价格同过去的价格比较要比将它同一个人可能购买的其他东西进行比较简单得多，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变得可以接受的不划算的交易，而放弃了从绝妙的交易变成很不错的交易的那个选择。这种倾向的结果是，我们对待“有可回忆的过去”的商品的态度同没有过去的商品的态度大相径庭。比如，假设你的钱包里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还有一张价值20美元的演唱会入场券，但是，在你到达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路上弄丢了入场券。你会重新购买一张门票吗？大部分人都会说不。现在，请设想你钱包里有两张20美元的钞票，在到达演唱会现场时，你发现自己在路上弄丢了一张钞票。你会购买演唱会门票吗？大部分人会说是。并不需要精通逻辑学，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有意义的要素是完全一致的：你失去的都是一张面值20美元的纸（一张入场券或者一张钞票），而且你都要决定是否要花钱包里剩下的钱来购买一张入场券。然而，因为坚持将现在同过去进行比较的偏好，我们对这两个完全一致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在弄丢了20美元，并第一次考虑要购买一张入场券的时候，这场演唱会是没有过去的，所以，我们正确地将看演唱会同其他可能性进行了比较（我是应该花20美元看演出呢，还是买一副鲨鱼皮绒手套）。但是，当我们丢掉的是以前购买的演唱会门票，并考虑重新买一张时，这场演唱会就是有过去的，所以我们会将现在看一场演唱会的代价（40美元）同过去的代价（20美元）进行比较，感到自己不愿意看一场价格突然翻了一番的表演。

并列的多种选择为什么更让我们头疼？

将现在同过去进行比较而不是同其他可能性进行比较，我们会犯错误。可是，在同其他可能性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错。比如，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你的起居室就会像一个小型仓库，其中塞满了各种耐用消费品，从椅子到台灯到音响到电视机。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八成转了不少地方，也将你最终选择的那一个同其他几个选择进行了比较，比如同一系列的其他台灯、展示大厅里的其他椅子、同一货架上的其他音响，或者同一家卖场里的其他电视机。你不是决定是否要花钱，而是决定该怎样花钱，而且所有可能的花钱方式都由那些想要你钱的人们为你展示出来了。这些“好人”帮助你克服了同过去作比较的天然倾向（“这台电视机真的比我那台旧电视机好许多吗？”），而是让你能够很容易地同其他可能性进行比较（“当它们并排摆在商店里的时候，松下电视机的图像比索尼电视机的清晰多了”）。唉！我们太容易被这样并列的比较愚弄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零售商们会不遗余力地确保我们会作这样的比较。

比如，人们一般都不会购买同类商品中最贵的那一个，因此，摆上几件非常昂贵的商品事实上能够促进零售店的销售业绩。根本就没有人会买这么贵的东西（“噢！我的天哪！产自法国波尔多碧莎里奥南地区红颜容酒庄1982年的葡萄酒一瓶售价500美元！”），但是，相比之下，没有那么昂贵的商品就显得很便宜了（“我还是买60美元一瓶的津尔芬德葡萄酒吧”）。厚颜无耻、奸诈无比的房地产代理会先带买主去看坐落于按摩房和毒品交易市场之间年久失修的破房子，然后再带他们去看自己真正打算卖出去的房子，因为刚才的破房子会让现在的普通住宅看起来非常不错（“噢，看啊，宝贝！草地上没有钉子呢！”）。我们的“肩并肩比较”会受到昂贵的红酒和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这类极端可能性的影响，而且跟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东西类似的可能性也会影响我们的比较。比如，在某项研究当中，一些内科医生阅读了药品X的说明，然后被问及是否会将这种药开给患骨关节炎的病人。这些医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药品X功效的肯定，因为只有28%的医生选择不给病人开这种药。但是，当研究人员问另外一组医生是否会给病人开药品X，以及同样有效的药品Y时，有48%的医生选择两种都不开。很显然，加上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药品使医生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两个都不用。如果你发现自己曾经说过，“我实在没有办法在两部电影中作出选择，所以最后干脆选择待在家里看老电影了。”那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些医生会有上述举动了。

“肩并肩比较”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点就是，它导致我们注意到可以将各种可能性区别开来的任何特征。我曾经在一家商店里度过了很可能是这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我原本打算只在里面待15分钟的。我在去野餐的路上停在了一家卖场的门口，停好车，冲进商店，希望能够在几分钟后购买一台时尚小巧的数码相机。但是，当我走进非常大、超级大、真的很大的相机世界时，我遭遇了由各种时尚小巧的数码相机组成的让人晕头转向的大阵容，这些相机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即使只陈列着一台数码相机，我也能够想到其中的一些特点（“这一台大小刚好能够装进我的衬衫口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走”）。要不是这些相机的区别提醒了我，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想到其中的某些特点（“那款奥林巴斯有闪光补偿功能，而尼康的那一款就没有。可是，等等，什么是闪光补偿？”）。因为“肩并肩的比较”迫使我考虑了各款相机之间的所有区别，最后，我居然开始考虑一些自己根本就不在意，而只是碰巧将两款相机区别开来的特征。再举一个例子，在购买词典的时候，你比较看重它的哪些特征？在某项研究当中，人们有机会为一本品相完好、收录1万单词的词典出价，他们的平均出价是24美元。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为一本封面磨损但是收录2万单词的词典出价，他们的平均出价是20美元。但是，当另一组人在并排比较过这两本词典之后再分别为它们出价时，他们给品相完好的小词典出价19美元，而给破损的大词典出价27美元。很显然，人们很重视字典封面的完好程度，但是，在其注意力被并排比较而受到吸引之后，他们就会更在意收词量的多少。

在买主和卖主眼中，同一件商品的估价差别很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探询一下这些关于比较的基本事实对于我们想象未来有什么意义。这些基本事实包括：（a）价值是通过事物之间的比较得出的；（b）在某个特定例子中，我们能够作的比较有很多种；（c）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对某样东西的估价要比在进行那种比较时高。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我们想要预测某件东西在未来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感觉，我们就必须考虑将来我们会作哪种比较，而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种比较。可惜啊！我们的比较通常都是不假思索的（“天，这咖啡太贵了！”或者“我可不想花两倍的价钱来看演唱会！”），因此，我们很少会考虑到现在我们正在作的比较同将来要作的比较是不同的。比如，某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被要求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预测自己几分钟后吃薯条的感觉有多愉悦。有些研究对象看到桌上摆着一袋薯条和一块巧克力，而另外一些研究对象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袋薯条和一罐沙丁鱼罐头。这些不相干的食物会影响研究对象的判断吗？肯定会！研究对象很自然地将薯条同另外一样食物进行比较，把薯条同沙丁鱼罐头相比较的人比将它同巧克力作比较的人认为自己更加喜欢吃薯条。但是，他们都错了，因为当研究对象真正去吃薯条的时候，桌子上摆着的沙丁鱼罐头和巧克力对他们享用薯条的感觉并无任何影响。毕竟，当一个人口中塞满脆脆的、咸咸的、油腻腻的炸薯条的时候，另外一样碰巧放在旁边的食物根本就是不相干的。就好像过去曾经同你做过爱的人跟你现在的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研究对象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想象吃薯条时所作的比较（“当然，薯条也不错，但是巧克力更好吃”）并非在真正咀嚼这些薯条时所作的比较。

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我们将小巧雅致的音响同硕大的四四方方的音响进行比较，注意到二者音效上的差异，并买下了笨重的庞然大物。可惜，音响效果的差异是我们再也不会注意到的差异，因为在把这个大家伙搬回家之后，我们就不再将它的声音同上周我们在商店里听到的其他音响的声音进行比较了，我们倒是在将这个讨厌的方盒子同家里其他时髦、简洁明快的装饰进行了比较，认为它完全破坏了装饰风格。或者，在去法国旅行期间，我们遇到了一对家乡来的夫妇，并很快同他们结成旅伴，因为同那些因为语言不通而讨厌我们的法国人相比，这些家乡人实在显得太热情和太风趣了。我们很高兴能够交到这对新朋友，并以为自己以后也会像今天这样喜爱他们。但是，回国一个月后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时，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同我们通常交往的那些朋友相比，这两位新朋友很乏味，也很冷淡，事实上，我们几乎觉得他们跟其他法国人一样讨厌。我们的错误不在于跟一对乏味的夫妻一同在法国旅行，而在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进行的比较（丽莎和沃尔特比Le Grand Colbert酒家的侍者可爱多了），跟将来我们可能进行的比较（丽莎和沃尔特不如汤妮和丹好）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购买新东西的时候很喜爱它们，但是很快就不再喜欢它们了。在购买新太阳镜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将商店里漂亮时尚的新眼镜跟我们鼻子上陈旧、过时的旧眼镜进行比较。所以，我们买下了新眼镜并把旧眼镜塞进了抽屉。但是，没戴几天，我们就不再将它同旧的那一副进行比较了。结果是，如何呢？比较得来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们下意识地在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比较，这一事实能够解释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难题。比如，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证明，人们认为丢失1美元比得到1美元带来的情绪波动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拒绝一场有85%的概率可以让我们的积蓄翻番但是也有15%的机会让我们血本无归的投资。未来大概率的巨大收获不足以抵消小概率的巨大损失，因为我们认为损失比同样规模的获得更有威力。但是，将一件事看做损失还是收获通常取决于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比较。比如，一辆1993年产的马自达汽车值多少钱？根据保险公司的说法，它现在的价值大约是2 000美元。但是，作为一辆1993年产的马自达车的车主，如果你想将这辆可爱的马自达，连同那些让人心疼的凹痕和喧闹的轰鸣声，用区区2 000美元就买走，除非你把我打死，并从我僵硬的手中将钥匙夺走。我还可以保证，如果你看到我的车，一定会认为，如果付2 000美元的话，我不但应该欣然将车钥匙给你，还应该搭上一辆自行车、一台割草机，并为你终身订阅《大西洋报》。为什么我们对我这辆车的估价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呢？因为你会把这场交易看做潜在的获取（“同我现在的感觉相比，买下这辆车之后我能有多快乐呢？”），而我则会将它当做潜在的损失（“同我现在的感觉相比，如果我失去这辆车，我能有多快乐呢？”）。我希望为自己心目中巨大的损失获得补偿，而你并不想补偿我，因为你期待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大的收获。你还没有意识到，一旦你拥有了我的汽车，你的估价参考系统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会进行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这辆车就会物有所值了。而我无法意识到的是，一旦不再拥有这辆车，我的估价参照系统也会发生改变，会进行你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而我也会为做成这笔交易感到很高兴，因为毕竟我永远也不会花2 000美元来买一辆跟我刚卖给你的那辆车一样的车。我们之所以会因价格而产生分歧并暗自怀疑对方的智商和教养，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买主和卖主时进行的比较，跟我们成为主人之前和成为主人之后进行的比较是不一样的。简而言之，我们进行的比较对我们的感觉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今天进行的比较跟将来进行的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注定会低估自己将来的感受会跟现在的感受有多么大的不同。

无法消除的厚今主义

历史学家用“厚今主义”这个词来形容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虽然我们非常鄙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是这些不过是在最近才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标志，所以，指责托马斯·杰斐逊蓄奴或者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岐视，就像因为某人在1923年没有系安全带而被逮捕一样。然而，通过今天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做法绝对已经泛滥成灾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曾经指出：“目前还没有消除厚今主义的有效办法，它是很难从现代退场的。”好消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历史人物，所以不用担心寻找这个办法的问题。而坏消息是，我们都是未来人，当人们往前看的时候，厚今主义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对未来的预测是现在作出的，它们势必会受到现在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感觉（“我饿了”）和现在的想法（“那个大音箱听起来比小的好”）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自己未来感觉的判断。因为时间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我们倾向于将未来想象成稍加调整的现在，所以我们想象中的未来必然会看起来像是稍加调整的现在。当下的现实是如此实在和强大，所以想象只能被牢牢地拴在以它为中心的轨道上，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厚今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不会以现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了。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未来人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以后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