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读东石先生《中华文明形成与演进的观察》（三卷），其中有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处也谈一下我的观点。

佛教与中国的缘。

不管如何，佛教确实改变了中国的人的精神气质。

在佛教之前，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成形的宗教，而且本土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这似乎也是一个“缺陷”，作为庞大的文化底层人员（不是以贫富来定）在精神上确实需要这样的寄托和依赖，这个空白似乎终究是要填补的。印度人创立佛教，但在其后居然完全抛弃了佛教，冥冥之中似乎这是两大文明的一个“友谊”表现。这可能是直到今天，中国人对印度人虽是口头上多有讥讽轻视但从内心里却并不十分讨厌的一个原因。从社会根源上分析，在弱肉强食的人类丛林里，如果奉佛教为国家思想主导，则势必民弱国衰，很难谈得上生存，任人宰割的“不抵抗运动”太过荒唐儿戏。但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了佛教并补充了中国文化上的缺陷，让佛教在中华文化中有了寄生之地，并最终演化成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

在东汉初或再稍早些时传入中国的并不能说是“佛教”，只能说是佛家的一些典籍，早期佛教进入中国以传经为主，直至魏晋南北朝佛家才有了比较规范的仪式，才开始有了教的形式。再者，佛家最初的经典里本来是没有来世这些东西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本身是无神论，佛家的原始核心是“人生是苦的，来源于欲望”，所以要修行，要”破“，所以有“戒定慧”，有苦集灭道“四圣谛”，有“缘起”，有五蕴之说。后来的轮回和来世也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理解的字面意义，这些下流的东西是后来添加进去和演绎出来的，与原来的佛家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佛教本身不关心政治，所以对统治阶层没有直接的威胁。这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被允许存在的一个原因，而它本身的一些教义对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上层又很有吸引力或说是蛊惑力，历史上虽有“三武一宗”，但在大多数时代佛教都得到了统治阶层的默许甚至大力支持，而其中一些文人的喜佛好佛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禅宗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在于它的取巧，抛弃了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修行方式，另一方面在于它融合了中国道家和儒家甚至魏晋玄学的一些内容。

在现实社会，所谓的“佛门子弟”有两个层面，上层面就是佛教的本来，这部分的人不多，他们研究佛家经典就是为了通过自身的修行希望脱离“人世苦海”，佛教的下层面，就是大量低层次的人为了求得佛保祐，而无视自身做了多少丑恶，希望通过磕头或是上供贿赂那些泥塑木雕代表的佛教神灵，佛教里本来是没有这些神灵的，佛祖也不是神，那些菩萨、罗汉等更不是。可是在后世的佛教的体系里，上层面的人心里明白，却也并不挑明，因为佛门那么多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没有那些底层人的供养，如何生存的下去？对每个人讲“人生是苦的，你要控制你的欲望”，这世界又有几个人会听，又有几个能做到？

宗教都必须有一套理论的支持，这套理论的形成是渐进的，初期出现时未必有将来一定来会成为宗教的目的，而是逐渐被利用。作为理论的这些思想本是用来讨论交流的，是属于有知识的层次人士的。而宗教则一定有世俗性和功利性，一定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一定具有下层人士的参加才能长久维持下去。宗教具有最原始的组织功能，但不能不承认这种功能又是强大的，因为它是从思想上来组织人的。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经过海路和西域传入中国，首先到达的应该是中国的“低文明和低文化”地区，但佛教开始并不是在这里传播，为什么？前边说过，佛教早期在中国是传经，是译经，这个需要有文化层次的人士才能接受佛教初期的教义并有能力（这里还包含经济上的能力）来完成译经这种有难度的工作。所以说佛教是文明与文化向低文明低文化的传播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

而佛教的兴盛之时，我一直认为是世衰之时，这个世衰不一定是战乱，确确相反是生活优裕之时，贪图享受成为社会的主流，生活的相对富足反显精神上的空虚，对佛教最热心的多是富贵甚至是帝王之家，一方面固然是借助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不可能没有迷信的成分。

中华文明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是持续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开始没有结束，一直存在着对其周围文明的兼容并蓄，这是任何一个事物的生长属性，中华文明也是一样，它必须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是一个补充，而其中也有与中华原文化有契合的地方。论一个文化是否对群体的生存有利，这当然是要考虑的，人生于世，难免要对有些个人的东西需要有所寄托，佛教文化的补充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多了回旋转折的空间”（许倬云语），多了柔性和湿度，不能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颓废，更不是倒退和转向。到了近现代，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文明做出适当的调整补充是必然的，这正是其有生命力的体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吸纳完善的历史，并不是一部不断被扭曲的或说是变异的历史。文化是就其发展的现实结果而言的，不能假设当初如果如果，否则会陷入虚无。

来源：光阴之漏岁言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