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部落：文化本能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一书

1965年，马来半岛上的国家新加坡刚刚独立，前途未卜。由于民族冲突逐渐升级，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没有腹地的岛国。新加坡资源稀缺——大多数地方是毒气肆虐的沼泽地，甚至没有淡水资源。港口官员深陷腐败丑闻。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际观察家怀疑，新加坡将无法生存下去。

然而，新加坡的历史并非一直如此艰难。19世纪初，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港。为了跟附近的荷兰殖民地竞争，新加坡港口向所有过往船只开放——这里不仅免征关税，还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凭借这一优势，新加坡迅速崛起为一个繁荣的贸易站。然而，二战爆发后，新加坡的港口被日本占领并关闭，迫使当地人转向走私和黑市交易维持生计。二战后，新加坡掀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并最终摆脱了英国统治，1963年与马来亚等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然而，这一时期的港口运营却逐渐被贪污腐败所侵蚀。商人为了让船只尽快进港装货，不得不贿赂港口官员，这一区域性习俗被称为suap或者kumshaw。如果不这样做，商人将面临存货丢失和发票被篡改的风险。

拯救新加坡于危难之中的关键人物是总理李光耀。在殖民时期，他被称为Harry Lee，出生于一个亲英派家族。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后在伦敦成为一名律师。后来，他回国领导反殖民运动，并与马来亚联合邦等进行了命运多舛的合并。现在，他需要为这个新生国家制定战略。

他的愿景跟莱佛士的如出一辙。“自由港”可以吸引贸易。只要消除港口运营中的偏袒和贪污，越来越多的贸易就会通过新加坡，而非其地区竞争对手。这是一项务实的考量：“我们知道，如果走邻国的老路，就会自取灭亡。” 李光耀后来回忆道：“我当时的目标，是在第三世界打造一片第一世界的绿洲。”

李光耀的反腐败战略包括常见的法律手段，加大对贿赂的惩罚力度。但他深知，仅靠法律无法根除腐败。在邻国，尽管处罚措施（包括巨额罚款、终身监禁甚至死刑）严厉，贪污依然普遍存在。在东南亚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送礼和靠关系做生意的习俗根深蒂固。暗地里塞一个装满现金的红包，或者送一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手表，实在太容易了。李光耀明白，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因素导致的。东南亚国家的官员和商人并非道德水平低下，他们只是遵循当地的文化习俗。

李光耀从自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他在青少年时目睹了新加坡在黑市和贪污中挣扎的困境，这促使他前往英国留学。在英国，他深受震撼地发现，英国人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这种对“法治”的信念深深影响了他。虽然李光耀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但是他内化了英国的文化代码。他的文化认同兼具中国与英国的双重特质。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曾经评价他为“苏伊士运河以东一位不折不扣的英国人”，这一评价广为流传。

李光耀认为，他的新加坡同胞同样具备二元文化的特质。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东南亚靠关系做生意的传统，但是也铭记着英国基于规则做生意的方式。只要进行恰当的提示，这些记忆就会被重新唤醒。他的政党成员像英国海军一样穿白色的棉制服，这成为所有政府官员的统一着装标准。李光耀还恢复了英语作为政府事务官方用语的地位。过去穿着宽松的古笼服、开会讲马来语的港口官员，如今则穿得像海军军校学员，像英国人一样说话。（为了防止有人忘记语言和着装规范，李光耀甚至在港口竖立了一座20英尺高的莱佛士雕像。）这些视觉和语言上的改变，旨在提醒人们回归战前自由港的规范，而非延续kumshaw或者suap陋习。官员不再暗示商人行贿，商人也不再带有装满现金的红包。在反贪污法律和李光耀这样品行端正的领袖的引领下，这些文化提示让人们回想起“自由港口”时代的法治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革逐渐展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商人发现同行不再贿赂官员，自己就失去了行贿的理由。港口官员在试图受贿时变得犹豫不决。港口业务日益繁忙，相关产业随之蓬勃发展。“清廉”规范在港口站稳脚跟后，逐渐扩展到仓储、铁路和货车运输等其他相关行业。短短10年间，新加坡便成为亚洲营商环境“最清廉”的地区，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腐败评价指数也显示，新加坡跻身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列。外资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加坡。到1975年，新加坡已建立起成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国民生活水平达到欧洲国家的标准，甚至后来居上。李光耀巧妙地利用二元文化和部落触发机制，成功地推动了新加坡的改革进程。

一些政治家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另一些政治家则坚信社会的腐败水平是可以改变的。李光耀也许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位同时认同这两种观点的人：他既认为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导致的，也相信（正因如此）腐败是可以改变的。

直到最近，行为科学才证实了李光耀的先见之明。2006年，我的同事、经济学家雷·菲斯曼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探究腐败的文化根源。他通过对比联合国的人事档案和纽约市警察局的违章停车罚单记录，发现来自腐败程度较高国家的联合国外交官，更倾向于滥用外交豁免权，拖欠罚款。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外交官离开腐败的环境，他们的行为模式依然难以改变！

在一篇题为《谁不这样做？》（Who Doesn’t？）的论文中，心理学家保罗·范朗厄及其团队指出，人们持有的“几乎人人都这样做”的观念会加剧他们自身的腐败行为。团队在一系列研究中测量了这些观念，并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根据实验目的操纵这些观念。类似的研究改变了游戏玩家接收到的贿赂普遍程度信息（几乎没有人贿赂或者几乎人人都贿赂），以及贿赂被抓后的处罚力度（很低或者很高）。结果显示，贿赂的普遍程度信息（告知同伴代码）比处罚力度信息（与理性的成本效益计算相关）对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发现表明：同伴代码是催生腐败行为的关键因素。

阿比盖尔·巴尔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实验室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参与一场关于腐败的游戏。结果显示，跟菲斯曼研究中的外交官类似，参与者的贿赂倾向跟他们成长的社会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但是，巴尔还发现了一个例外：跟来英国短期旅游的游客相比，那些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学生在做决策时受原籍国规范的束缚更小。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长期居住的学生已经接受了二元文化，内化了英国的同伴代码。实验场景或许激活了他们的英式同伴代码，从而引导他们在游戏中做出不同的决策。

这些案例有助于完善同伴代码的情境线索。由于同伴本能是在小群体的协作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触发线索就是部落成员、熟悉的同胞的存在，或者易于识别的内群体特征。但是，其他触发线索则来自部落的环境标志。例如，漫步在牛津大学校园里，你很难忽视那些标志性的英国部落特征（上流社会的腔调、粗花呢夹克、梦幻般的尖塔）。场景中的文化细节也能触发我们的行为模式，尽管这些细节难以察觉，因为它们通常是无意识地发生的。只有像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敏锐的自我观察者，才能捕捉并描述这种微妙的体验。在《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中，一位年迈且精于世故的巴黎人很少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生活过的小镇，直到有一天，他尝到了泡在茶里的一小块玛德琳蛋糕。这一瞬间，小镇的社会环境和心态“立刻涌入”他的脑海。然间品尝到的地方性食物，重新唤醒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的社会规范和思想成见。

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