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陈布雷

在民国第二个十年中，若提到“双陈”，我想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不是陈果夫和陈立夫，而是陈布雷和陈伯达。将这二老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虽身处敌对阵营，但政治生态位却一模一样，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笔杆，而陈伯达则是毛主席的首席笔杆。

在民国时期文人白手起家芸芸如过江之鲫，但靠着弄文得大名得大权得大官的人里，陈布雷的官做的最大，一路做到国策顾问，中央委员，是蒋介石的最倚重的文胆，也是让蒋介石唯一尊称“布雷先生” 的下属。陈布雷早年投身报业，专写政治评论文章，与张季鸾合称南北双壁，自后被元老张静江赏识介绍入党，从此仕途一路狂飙，做到了当时文人能摸到的最高。提一句题外话：我国一位领导人与陈布雷也有妙缘，陈布雷的五妹名为陈若希，陈若希丈夫为翁祖望，翁祖望女儿名郁文。而上述提的领导人则是郁文女士的丈夫——第十三届常委与人大委员长的乔石先生。乔石先生的长公子名“蒋小明”，是现在中石化的独立董事。

根据维基百科条目，陈布雷在1926年，也就是民国十五年的2月份才与蒋见，并开始幕僚生涯。而蒋在同年，已身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正领导着北伐战争，名声与地位如日中天。所以这样来看，陈布雷于蒋介石，并不是打天下的从龙之臣，其贡献自然不在谋取，而在于守成。我们能看到陈布雷为蒋撰的政治公文，水平之高，文采之妙，煽动力之强，逻辑与用词上鞭辟入里的准确与简洁，几乎改无可改。他最出名的一篇则是一九三七年代表全民族昭告天下的对日宣战稿——《抗战宣言》，其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文字就是出自陈布雷之手，可见陈佐治之能。

可惜了，仕途上的官运亨通，使得陈未经过权斗的你死我活，也没有大起大落过的大彻大悟，个人性格上的超然与人事之外，使得陈虽身在政治之中但如闲人，这二者都让陈失去了磨砺绝境心境的最佳机会。从《陶希圣年表》可知，1945年国民党大会四路人马抢官做，分别是CC派，朱家晔派，吴铁城派，以及青年团。此时蒋介石无人敢用，遂让陈布雷举荐不偏不倚无派系的人来用，明摆着就是让陈布雷组一支陈家军，可陈布雷竟然拒绝。从此事不难看出，蒋对陈布雷的信任，已到“带你朋友进我家里吃饭”的关系。可作为传统的儒生文人，蒋越是宠幸，越是倚重，陈布雷肩膀上的担子就越重，肩膀上的担子可以努力卸掉，可心中那道义的担子怎么卸的掉？蒋每一句“先生”每一句“党国”都无一不叩问着支撑陈布雷人生观的三样东西，其一，为人之忠孝礼义信，其二，为文之为苍生黎民，其三，为臣之护国忠君。终于在1948年，东北解放以后，面对江河日下的国民党，蒋介石早已方寸大乱，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笔杆子，政权已经濒临崩溃。而陈布雷此时抱病修养，看到此番景象，已经知晓“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宣告破碎，他没有挺过这段绝境，于是留下两份遗书之后，喝下了数十粒安眠药含泪而终，蒋介石知晓后，送去一匾，“当代完人”。

陈布雷本意只写一份，第一份的摘录有“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任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而后又写了一份给蒋，摘录有“我心纯洁质直，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里狂郁之万不得已。”从这些文字里不难读出，他实在是愧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哪怕是自己结束人生也为没尽到该尽到的责任而羞愧。

这段绝笔颇有些《出师表》的味道，今日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昨日诸葛亮之于刘备。而恰恰巧妙的是诸葛亮也尤擅内政，奇谋为短板，人格也是万事亲力亲为。但是依鄙人短见，陈布雷之才高于诸葛亮，蒋介石高于刘备。诸葛亮以隐的名义而博官名是虚伪，他在三国比较出名的手段：空城计，七星灯，草船借箭，以及我爱发明的木牛流马，木人雕像，这些都是小聪明，值得称赞的两手妙笔则是八阵图与七擒孟获，如陈寿所评，治军能力强悍，但谋略不够，至多是让蜀汉灭亡的慢一点。与同时期的司马懿与贾诩比并不是一个水准，司马懿厉害在于韬晦之术，能利用诸葛的空城计，木雕计，花衣裳计，故意扮拙，利用诸葛的存在而制衡，保证自己在魏国的地位。而贾诩则更绝顶聪明，贾诩一生献计屈指可数，但算无遗策，每一次都搅动整个历史的发展，从怂恿李汜郭淮入主皇城，到力劝张绣投曹，到设计害死典韦与曹昂，如果曹昂不死，就没有病人曹丕的事情，也就没有司马懿的事情。到力主曹操开官渡之战，再到离间计马超韩遂，再到助曹操立曹丕，直至一家老小全部善终，贾诩就像一个执棋人一般阴险刁钻，必要时一出手就搅动格局。诸葛在挑主子的战略眼光也差极，蒋介石成名完全是自己力压群雄，而刘备成名则是专害刘家人，拿了刘表的家当还要拿刘璋的家当，靠着坑离得近的人发家。

如果按照儒家所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来浅评一下陈。

首先讲立德，陈布雷有廉洁自律的个人操守，生活简朴，公私分明，也有工作的职业道德，尽职尽责，谨言慎行，不参与派系斗争，提携后辈，帮助有才华的记者文人，于国家，始终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于家庭，对子女宽容，能容忍子女不同的政治倾向，比如我党的陈琏。但缺点却也很明显，他是一个十足的封建老好人，对蒋介石愚忠，而且违背内心顺从蒋的心意写公文，他还是传统的为人臣子替人分忧的老观念。

立功，陈布雷对于本人的臣子本分几乎是超常发挥，他给蒋家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抗日战争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一切的首要出发点是蒋家政权，而没有站在批判的角度，哪怕当时北大校长的胡适也不是全盘顺从。

立言，由于陈布雷是政治文人而不是思想文人，通常思想文人立言要写书，成体系，而政治文人的立言多是民族大义，服务于政治，陈布雷确实也没有立什么言，他官做的够大，但知名度远远没有胡适，鲁迅，甚至没有当时大学老师的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知名度高。

播放陈的一生，无不能发现我国传统文人的大多归宿好像都是如此，做学问一定要当大官，一定要现实的反馈才能支持继续为文，而不是创立出一门自己有的体系。其实这样的官迷心，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诸子百家就是这样像卖商品一样的卖学问给君主，君主挑三拣四，文人士大夫朝秦暮楚，谁走谁留全看学问有没有实际用处。比较失败的是孔子，孔子五十一岁开始在鲁国做官，做到了五十五，而后先去卫，卫灵公猜忌逼走，到陈，途中被拘五日，放走后去晋，晋国大乱，不得不回卫，再去曹，去陈，去蔡国，于陈蔡两国间绝粮七日，继续跑，到楚国，楚昭王刚要启用孔子就驾崩，再回卫，此时年七十多的孔子终于被季康子接回鲁国，但鲁哀公仍是不闻不问。孔子为官的条件，“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可惜了，他条件开的高，但没人看得上。这就让人想到了他对自己的高要求，“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事实上证明了，他到七十了还不知天命要做官，更别提随心所欲。

不过再怎样春秋时候的文人还是有骨气傲骨，和君主属于公司老板和员工的雇佣关系，可以双向选择。但到了汉儒董仲舒，再到宋明理学之臣，君臣完全成为了主仆关系。不过民国可不是这样，看民国的几段君臣佳话，就远远超出古代员工与老板，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反而是成为了相互交心，相互帮助实现理想的创业伙伴。从段祺瑞于风尘中邀才子徐树铮入幕，到徐树铮怂恿辫帅张勋复辟，为段夺权造势，三造共和，到操纵国会，段败北后为段东奔西走，四处树敌，最后自己亡于暗杀，段祺瑞更是伤心欲绝仰天痛哭，吩咐后人将徐树铮牌位请进族谱。张其锽以三百士兵挡数万人马，在玉帅吴佩孚危难之际不离不弃，简直和金庸武侠小说一样。杨宇霆驱段芝贵，赶冯德麟，助张作霖在秦皇岛劫军火，入主中原。杨度为袁世凯背千古骂名，推“洪宪帝制”。包括陈布雷和蒋介石。抛开这些人所图所谋，单看这份感情，也算的上有血有肉了。

来源：春秋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