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录音门撕开的圈层灰色文化：各行业圈层固化的权力游戏

堪称丑闻：录音门撕开的圈层灰色文化：各行业圈层固化的权力游戏

一段被编剧古二（程骏年）曝光的私密录音，让王家卫与秦雯的私下对话成为舆论焦点。

2025 年 10 月 31 日，已被停用微信账号的古二在小红书新开账号，发布 7 段总时长超一小时的对话录音，内容除佐证自己是《繁花》核心创作者外，更充斥当事人着对唐嫣、陈道明、游本昌等艺人的犀利评价 —— 从 “很装” 到 “不是省油的灯”，从吐槽陈道明 “爱掉书袋却记不住长台词” 到暗指倪妮 “后台太硬”。这些看似随意的私人闲聊，实则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娱乐圈圈层固化的坚硬外壳 —— 在这个由少数人掌控话语权的场域里，权力的游戏早已设定好规则，圈外者难窥门径，圈内人亦身不由己。

01

圈层固化的核心，是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形成的 “闭环生态”

王家卫在录音中展现的绝对话语权，并非个例，而是顶级创作者与资本捆绑后的典型写照。作为手握项目审批、角色分配、艺术评价大权的导演，他可随意评价陈道明这样的 “国家一级演员”，将其称为 “极品中的极品” 并暗含贬义；也能对 93 岁高龄、德艺双馨的游本昌老爷子妄加揣测，仅因对方爱发朋友圈分享生活便暗指其 “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我们不明就里的外人，对这些老艺术家进行负面评价后果如何不得而知，而王家卫这样的人物就有这样的底气，或者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评价特权。

这种评价特权的背后，是资源分配权的绝对垄断 —— 古二在维权中揭露，自己深度参与《繁花》重头戏份创作，最终却仅获 “前期责任编辑” 署名，月薪低至三千至六千元，维权两年无果后，只能通过曝光录音泄愤。而剧组对此的回应，则是指责其 “偷录私人对话”“加工内容侵犯隐私”，却始终未放出完整原音自证，这种各说各话的僵局，恰恰印证了圈层内权力的失衡。

02

在这个固化的圈子里，“话语霸权” 衍生出双标法则

王家卫在公开场合盛赞唐嫣 “就是汪小姐本人”“撑起了角色的筋骨”，私下却评价其 “很装”，甚至精心设计流程：让外贸老师先到场暖场，延迟唐嫣到场时间，美其名曰 “帮她放松”，实则人为制造 “耍大牌” 的假象。这种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的操作，并非简单的性格反差，而是权力者对他人形象的随意塑造与掌控。更值得警惕的是，录音中还出现对金靖开黄腔的低俗内容，在男性主导的笑声中，无人顾及当事人的感受；秦雯还在对话中透露，《流金岁月》拍摄时，刘诗诗团队曾通过粉丝爆料施压，争夺被分给倪妮的台词，而这种艺人团队与创作团队的博弈，最终受损的仍是作品本身。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圈层内的生存真相：底层从业者和弱势艺人只能被动接受规则，反抗者往往面临 “被消失” 的风险 —— 古二的微信账号 “古二新语” 此前已因 “违反规定” 被停用，便是最直接的证明。

圈层的排他性，在资源流通的各个环节筑起屏蔽层

古二的遭遇并非孤例，影视行业中 “署名权被侵占”“稿酬被拖欠” 的底层创作者数不胜数，但敢于发声者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在于顶级导演、资方与核心制作团队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早已垄断了项目立项、资金筹措、平台发行等关键链条。新人演员若想获得机会，往往需要通过 “圈内介绍”“熟人推荐” 等隐性渠道，而非单纯依靠实力；编剧、摄影等幕后岗位更沦为权力附庸，即便像古二这样付出核心创作劳动，也难以获得对等回报。录音曝光后，倪妮工作室迅速发布律师声明，谴责相关谣言侵犯名誉权，却未回应 “后台太硬” 的核心争议，这种避重就轻的维权方式，本质上也是圈层利用资源优势维护自身形象的惯用手段。这种 “圈规” 之下，行业新鲜血液难以流入，同质化的作品与艺人不断重复，最终形成 “近亲繁殖” 的困局。

更令人无奈的是，固化圈层通过 “舆论操控” 维护自身权威

录音曝光后，《繁花》剧组迅速发布声明，将古二定义为 “前期资料收集小组成员”，声称其 “自行离开剧组后擅自带走资料”，否认其编剧身份，却对录音中涉及的艺人评价、工作安排等核心内容避而不谈。而王家卫的沉默态度，本质上是权力者的底气 —— 即便言论引发争议，其掌控的资源与人脉仍能保障行业地位不受动摇。反观被卷入风波的艺人，唐嫣即便有闭关三年推掉 7 部戏、苦练上海话、一场哭戏拍 86 遍的敬业实证，仍难逃 “耍大牌” 的标签攻击；游本昌老爷子德高望重，却因私人社交习惯被贴上负面标签。这种评价权的失衡，让 “圈内认可” 远比 “观众口碑” 更能决定艺人命运，进一步加固了圈层壁垒。

而这场录音门事件并非孤立存在，环视其他领域，不难发现圈层固化是文化界普遍存在的顽疾 —— 从影视片场到书画展厅，从文学期刊到作协会议室，少数人掌控的权力闭环正在形成无形的围城，既排斥新鲜血液，又消解着行业的专业精神。

03

这种权力与资源垄断形成的 “利益共同体”，在不同领域有着惊人相似的表现。

艺术圈中，不少退休老干部组建的书画协会里，即便作品充斥 “丑书丑画”，甚至笔法尚未入门，仍能收获满堂喝彩与高价交易。正如王岐山曾直指的乱象：“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背后正是权力向艺术领域的渗透 —— 协会需要官员的 “半官方” 背景便于运作，官员则借协会头衔抬高作品身价，形成 “权力换声誉” 的利益闭环。这些作品的价值，与其艺术水平无关，纯粹依赖创作者的过往身份与圈层人脉，这种畸形生态，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难获展示机会。

文学界的圈层生态，更凸显了 “身份特权” 对专业标准的侵蚀。贺州市作协原副主席王忠民的抄袭事件堪称典型：他将四川大学教授 1988 年发表的诗歌仅改两处便署名发表，短期内密集登上《山东文学》《诗歌月刊》等知名期刊。这种拙劣的抄袭能畅通无阻，本质与娱乐圈 “署名权被侵占” 如出一辙 —— 古二作为核心创作者仅获边缘署名，王忠民则凭 “作协副主席” 身份绕过期刊审核，都是圈层内 “身份优先于作品” 的体现。

文津奖得主丁燕也靠抄袭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现象并非个例：有作家曾揭露，部分基层从业者仅凭裙带关系便能进入作协并一路晋升，即便 “通知都写不好” 也能身居要职，恰如艺术圈里 “官帽换头衔” 的翻版。而文学期刊的发稿资源、奖项评审机会，往往也向 “圈内人” 倾斜，异见者或圈外人很难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04

圈层的排他性与封闭性，在各领域筑起相似的 “准入高墙”

古二维权两年无果，最终只能靠曝光录音泄愤，印证了娱乐圈底层创作者 “反抗即被边缘化” 的困境；

而在文学界，这种壁垒表现为 “圈子化批评” 的盛行 —— 志同道合者或者臭味相投者形成审美共同体，办刊、开会、发稿形成闭环，异见者难以进入核心话语场。

艺术圈的壁垒则更为直白：非官员背景的真正创作者难以获得展览资源，而老干部的作品却能凭借身份优势占据展厅 C 位。

这些壁垒的共同本质，是将 “圈内认可” 置于 “专业水平” 之上：娱乐圈看人脉，艺术圈看身份，文学界看圈子，最终导致真正的人才被挡在门外，行业陷入 “近亲繁殖” 的恶性循环。

更令人忧虑的是，圈层固化正在催生 “双重标准” 与 “价值扭曲”

王家卫公开盛赞唐嫣 “撑起角色筋骨”，私下却斥其 “很装”，展现了娱乐圈权力者的话语霸权；艺术圈里，老干部的平庸作品被奉为 “墨宝”，而青年画家的创新之作却无人问津，形成审美倒挂；文学界中，抄袭的作协副主席能发表多篇作品，而原创作者却可能遭遇退稿窘境。这种双重标准的背后，是专业评价体系的崩塌 —— 当权力可以定义艺术价值，当身份能够替代创作实力，文化领域便不再是才华的竞技场，而沦为权力博弈的舞台。更隐蔽的危害在于 “雅腐” 的滋生：官员书画的高价交易、作协职位的利益交换，让公权力变相转化为私人收益，污染了文化生态。

总结：

从王家卫的录音到作协副主席的抄袭，从老干部的 “丑书” 到创作者的维权困境，不同领域的乱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圈层取代了标准，权力凌驾于专业，文化领域便会失去活力与创造力。1980 年代的文学圈也曾有 “同人化” 聚合，但那时的圈子以思想共鸣为纽带，催生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等重要理论构想；而如今的圈层却以利益为核心，成为阻碍发展的壁垒。

打破这种困局，需要撕掉 “身份滤镜”，重建以作品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 娱乐圈应完善创作者权益保障机制，让署名权、稿酬分配有法可依；艺术圈应剥离权力对审美的干预，让展览资源、评价标准回归艺术本身；文学界应坚守原创底线，破除 “圈子化” 评审机制，让真正的好作品脱颖而出。唯有让专业标准回归本位，让权力受到约束，让每一份付出都能获得对等回报，文化领域才能走出圈层围城，重获蓬勃生机。否则，再多的 “繁花” 与 “墨宝”，也终将在固化的土壤中沦为权力的附庸，失去文化本该有的温度与力量。

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来源：海阔天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