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雍和宫这样的地方，看到那些穿着摩登的现代都市男女，双手拈香，一脸无知又虔诚的站在佛像前叩拜，我的内心总会升腾起一丝淡淡的遗憾，遗憾现代教育在这些人身上的油盐不进。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其特点就是理性化和理智化，以及首先是世界的祛魅。

如果他活到今天，肯定会大失所望。事实证明，技术催促着时代在快速发展着，但是由贪婪和懒惰而引发的人类的愚昧却依旧根深蒂固，跟佛祖证道时并无二致。佛陀悟道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佛像修了不少，寺院建了许多，但是佛陀的教义却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得更远，影响到更多的人。

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有多处跟佛教相关的镜头。比如右相杨国忠在佛像后面的阴影中策划劳民伤财的敛财手段，慈眉善目的佛像背后，站着的是一个贪婪与狠辣的人。此外，杨国忠用九环锡杖暴打李善德的场景，也很有戏剧张力。

我认为这些镜头都很好地在暗示，“佛门”从来不是普渡众生的地方，寺院其实一直是一个吸纳贪欲、反映阶级差异的所在。从古至今，来到这里的人，没有多少真正期待像佛祖那样证道之后，能够“挣脱轮回，离苦得乐”的。人们通过不同的打赏额度，在这里求权、求名、求利。

公元前5世纪，35岁的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成道，领先世人2000多年，提出了许多被当今心理学验证的假设。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础上，提出要以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来走出三不善根（贪、嗔、痴）的挟制，最终挣脱轮回，离苦得乐。

此外，佛陀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印度教的神学体系的，他反对神圣，提出了“非因传说、非因圣典、非因师尊……乃至非因‘天神示现’，汝等即当信受”、“非以祭祀、祈天、火供得净，唯依正见正行得净”、“己为自归依，亦当自策励；诸天何能为？”等极具智慧和创见性的话语。

遗憾的是，在他老人家圆寂不到100年后，追随者们就让佛门变了样，几乎完全站在了他所倡导的对立面。

首先是佛陀本人被神格化为“宇宙法王”和“永恒救主”。把一个无神论者包装了成了最大的神，还有什么比这更讽刺的？此外，佛陀主张人们脱离贪嗔痴，结果大家都跪在他的神像跟前求富贵、求功名、求权力。要是佛陀真是宇宙法王，能在九天之外看到这些败家玩意干的事情，恐怕各地的舍利塔都要压不住了。

当然，佛陀功德无量，智慧无边。仔细思量之后，肯定又能理解这其中的道理。贪嗔痴是根植人性底层的弱点，本身就很难祛除，加上八正道又是一套特别复杂和耗时、耗力的生活实践，指望本就贪嗔痴的人去践行这么一套复杂的苦行，本身就有点悖论在里边。所以，古往今来，也就释迦牟尼自己证道成佛了，其他人顶多也就擦个佛法的边。

一个哲学流派一旦成为宗教，就拥有了扩张的冲动。本来佛法的普及应该是个慢工程，但是免不了后世有些追随者急功近利，老想把KPI完成时间提前，就开始动歪心思了。用形式代表本质，先甭管他是不是领悟佛法，先皈依我佛再说。这本身就是贪欲的体现。

佛学本身是一套对理解力要求极高的理论体系，在那个文盲遍地的年代，为了尽快让更多的人“皈依我佛”，短期内让佛祖的事业实现破圈，就必须简化理念和程序。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一个简单的仪式，让对方付出点成本，然后给你一个算不上许诺的许诺。

于是，佛教也就成了最早开辟打赏赛道的宗教。只要你生活面临不确定性，只要你有贪嗔痴这些“不善根”，你就需要这样一个地方，通过跪拜和打赏，求心安。打赏金额可以不定，十万八万不嫌多，一块两块不嫌少，随喜功德嘛。但是大家心里边其实都清楚，佛祖要是真能看到大家的“祈愿”，那首先满足的肯定也应该是杨国忠这样的榜一大哥。

大家带着各种现实的心愿、那些真正的苦的根源，来到寺院佛像前，通过焚香礼拜，祈求佛祖能够满足自己的贪嗔痴。而这些巨大的佛像寺院，又是那些杀孽和贪欲极重的人，通过盘剥底层民众以证明自己功绩，进而给“佛祖”表露心意的结果。

最后，还是贪嗔痴赢下了一切，佛陀在天有灵唯有苦笑。

说白了，佛教寺院就是个人和佛法之间的中间商，只要有人想偷懒，企图用低成本的“方便法门”攫取不对等的利益回报，就一定有中间商来赚差价。而且需求越广泛、越多样化，中间商赚得就越多。

从中世纪罗马的教廷赎罪券，到今天落马的主持释永信，都是利用人内心的贪嗔痴和无知来发财。

那么，一个现代人该如何看待佛教，避免让中间商赚差价呢？

其实佛陀早就给出了答案：当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以自己为灯、为依靠；以正法为灯、为依靠；不得依赖其他任何事物。）

来源：笼中徘徊